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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倒霉的亲生子夫妇——同治帝及其后妃
  
  说到慈禧太后的一生,就不能不说她与两位儿皇帝的关系。
  用民间的话来说,两宫皇太后(包括慈安慈禧)不但克夫,而且绝不益子孙,更离奇的是似乎出自她们撮合首肯并且关系来往特别亲密的夫妻也都没有好结果——咸丰帝与丽贵妃所生的女儿荣安固伦公主出嫁仅一年工夫,就象弟弟同治帝一样无子而死,额驸符珍成了鳏夫。恭亲王奕䜣的大女儿被两宫太后收为养女封荣寿固伦公主,于同治五年下嫁道光帝第六女之子志端,结婚仅五年志端就死了,十八岁的荣寿公主从此守了一辈子寡,干脆长年在皇宫中陪伴太后;还有一位四格格,是庆王奕劻的女儿,她也是由太后指婚的,也是新婚不久就当了寡妇;常年陪侍在太后身边的寡妇还有一位,是内务府大臣庆善之女,慈禧太后将她指婚给自己的弟弟桂祥做儿媳妇,这位更惨,婚礼还未举行未婚夫就死了,连丈夫长啥样都没弄明白就做起了寡妇。除此之外还有同治帝的敦宜皇贵妃(即慧妃)富察氏、瑜妃赫舍里氏、珣妃阿鲁特氏、瑨嫔西林觉罗氏;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瑾妃他他拉氏这两个守活寡就更不用说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前还有慈安太后)的闲暇时光,就和这么一群被她们“制造”出来的寡妇们一起消耗。
  
  不过,同样是长期生活在宫院中的寡妇,同治帝留下的嫔妃们却似乎过得并不好,也很少有机会陪伴在慈禧太后身边。尽管她们是慈禧太后亲生儿子的女人,慈禧太后似乎却宁可接近她深恶痛绝的光绪皇帝的后妃——哪怕是珍妃的亲姐姐瑾妃。
  同治帝与阿鲁特氏夫妇死后,在他个人所属的那个家庭里,就只剩下了四个妾室,虽然这四个年轻女人的封号一直在逐步提高,但她们的处境却很凄凉。据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回忆说:“她们象囚犯似的永远被禁闭在一座很冷僻的宫院之内,终年不准走到外面来。……当同治帝归天的时候,她们都还是红颜少女,太后却将她们囚禁了,不肯放她们出去,却又不愿见她们,以免触起她思念同治的愁绪。她把她们活埋一般地锁闭在深宫里……”
  德龄的这段记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慈禧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让同治帝的嫔妃们在旁边陪伴的,她还非常偏爱同治帝的慧妃富察氏,同治帝生前富察氏未曾生育便当上了皇贵妃,新寡之后她成为敦宜皇贵妃,在慈禧六十大寿之时,慈禧太后甚至将富察氏封为“敦宜荣庆皇贵妃”,使富察氏成为清朝唯一一个享有四字尊封的皇贵妃。但是同治的另外几位嫔妃就不好说了,慈禧太后西逃时带上了光绪夫妇、带上了光绪的瑾妃他他拉氏,偏偏没有带上同治帝的寡妇珣妃瑜妃瑨妃。在那样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几个年青的寡妇心里最大的怨恨,恐怕还是怨恨自己的死鬼丈夫,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吧?
  说起来,同治帝确实是死得太早了,他是清王朝最短命的皇帝,不但没有儿女,而且只在人世间活了二十个年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酉时(公元1875年1月12日17~19时),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死于养心殿东暖阁。同治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即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寅时(公元1875年3月27日3-5点)他的皇后阿鲁特氏也离开了人世,享年二十二岁。
  这对皇族夫妇的死,成为清宫的一大谜案。而各种各样的稗史野记,都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同一个人:慈禧太后。认为是她间接或直接地将亲生儿子小夫妻推上了绝路的。
  
  在多数时候,慈禧太后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母子亲情的女人,当然这也成立,因为皇宫中根本就不允许父母子女间产生什么真感情,那是“违制”的。除此之外,慈禧本人在宫廷生活中还日渐养成了极强的报复心——“如果有什么事情恼了她,便不可开交了!不管是怎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她都不肯甘休,必然要大发雷霆,闹得上下不安,而且这样一来,她一定会把这个人或这件东西恨到了底,虽隔三年两载,还是耿耿于怀记着……即使把这一生的时间全用来赎罪,一刻不离地在她的足下长跪,她也断断不肯宽放的!”在绝大多数时候,慈禧还是个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也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感情的人。据野史记载,大约就是光绪六年至八年慈禧太后那场大病的时候,年仅十岁的光绪帝曾经学着书上说的样子要为养母割股疗疾,被太监拦住,慈安太后听说后表现得非常感动,慈禧听了之后却没有在人前有任何特别明显的动情迹象。而据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回忆说,慈禧太后对于汉高祖刘邦在战败时“推子女下车”的事迹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干大事的举止。由此来看,她似乎还在有意地将自己往无情的权力机器方向塑造。
  不过同治帝毕竟不同于光绪帝,做为亲生的儿子,慈禧太后对他的母子情意虽然表现得不多,但还是不吝于流露的。侍丛女官就曾经记载过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对他幼年的玩具不忍释手的场面。大学士翁同龠在日记中也写到过,同治帝重病期间,慈禧太后面对群臣时“继以涕泪,群臣皆莫能仰视”,及等到同治帝弥留之时,慈禧太后更是“哭不能词”。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母子之情,都不能弥补同治帝活着时与生身母亲之间的隔阂冷漠。造成母子疏离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仅仅是一对母子,他们是皇太后与皇帝。而且是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急于掌权的皇帝。
  
  按照顺治帝、康熙帝的先例,无论是太后理政还是辅政大臣摄政王理政,小皇帝到十四岁时就应该大婚亲政了。然而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同治帝已满十三周岁进入十四岁,他的婚事、他的政事,却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同治帝没能早日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不同意。慈禧太后不愿早点让儿子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她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治帝自己的表现也非常令人遗憾,使得慈禧太后有岔子可寻。
  据同治帝师傅翁同龠的日记记载,同治帝厌学,甚至公开对帝师抱怨,说自己每天要早起向两宫太后问安,又要陪着精力旺盛的太后们临朝听政,又要到弘徽殿去读书……少年皇帝对母亲们的安排怨声载道,宣称自己“当差劳苦”。做为一个十来岁的孩童,载淳的抱怨还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承担的压力确实太大,慈安太后对他倒还时有溺爱放纵,慈禧太后却是个信奉“不打不成材”的,对他要求极其严格,没有给儿子安排丝毫玩乐的时间。载淳六岁入学,学业极其艰深,文武军政俱全,一年间只有三十余日全假、四十余日半假,除夕之日也只能提早放学而已。从入学之日起,载淳做得好是应该的,也就得不到褒奖,稍有略有犯错,慈禧太后的训斥却从不曾含糊。时间长了,同治帝想不厌学恐怕也难。不过即使如此,同治帝的学业还是有可观之处的,偶尔也会给帝师们带来意外惊喜——但可惜的是,慈禧并不曾将儿子与同龄人相比,她是将他当成一个皇帝来要求。同治帝的厌学也就越来越厉害,最终发展到逃学、与陪读的宗室子弟溜到宫外浪荡。
  慈禧有意无意地贬低同治帝的学习成绩,除了她确实可能有些“拔苗助长”的倾向之外,更引人猜测的原因恐怕就是她希望借贬低儿子的学业,向朝臣暗示小皇帝还未有独理朝政的能力,以此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然而恐怕她自己也不曾想到,儿子最后竟会发展到去宫外浪荡的地步。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同治帝是一个命运极其不幸,却也极其任性倔犟逆反、甚至有些自甘堕落的少年。虽然他是个皇帝,自幼被世人捧在最高处,他却总喜欢做些在普通人眼里都很不上台面的事情。
  和生身母亲一样,同治帝也爱看戏,而且他还爱自己唱戏。但是他却从不愿在戏中扮演主角,反倒是乐于演些下里巴人。据记载,他曾经给两宫太后和其它的太妃们演过戏,这倒还可以用孝道来解释。但有一次,他偏要在一出《黄鹤楼》中演配角赵云,让太监演主角刘备,而且坚持要“遵守剧情”在台上向太监行大礼参拜。——关于这一点,即使是野史的记载者都忍不住叹息:道光帝也演戏,可都是演的孝子,而且在出演的戏中绝对不让别人演帝王角色,同治帝却乐于给人打下手,真是戏运如命运。
  对于小皇帝如此不自重,帝师和王公大臣们焦虑万分。终于忍不住给了同治帝一点教训。当然他们不敢教训皇帝,而是教训跟他搭档的人。那个人就是恭亲王奕䜣的儿子、同治帝的陪读载澄。当载澄某次“投入”地在戏中扮演高于同治帝所饰的角色之后,恭亲王终于大发作,把儿子关起了禁闭。
  然而小皇帝并没有吸取教训。此后他的戏虽然唱得少了,却发展了另一项可怕的爱好:当起了武戏教头,逼着太监们练习翻筋斗。小皇帝的训练命令对于年长些的太监来说等于酷刑,有很多太监就在这样的训练中丢了性命。
  稍大些以后,载澄对小皇帝的“陪读”内容又增加了一项:带小皇帝出宫冶游。也因为如此,野史中就留下了很多同治帝在宫外的事情,最有名的莫过于儿时的同治帝在宫外吃小食,让摊主拿着自己的欠单进宫讨帐,慈安太后溺爱儿子,替他在慈禧太后面前隐瞒,还代还了五十两银子的故事。这故事当然也显示了慈安太后与同治帝的感情,但也显示了小皇帝自儿时便到处游荡的事实。当时小皇帝年纪还小,大约除了欠些零碎帐目外没干出什么别的事迹,随着载澄被恭亲王处罚,也就不得不收心了。然而再过数年,当长大些的他感觉到家庭生活不如意、政治权力也不如意之后,这位少年皇帝“重温旧事”的记录,就实在糟透了顶。
  
  同治帝的家庭生活不如意,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依从生母的意愿,而是依从了嫡母的意愿,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而且还在婚后经常亲近这位妻子。这当然已经足够让慈禧太后不满了,更糟的是阿鲁特氏还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恶劣。
  在多数的描写中,阿鲁特皇后在慈禧太后面前完全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同治帝亲近珣妃没问题,亲近瑜妃也没问题,可是只要亲近皇后一回,慈禧太后就要跟皇后为难一回,非要逼着儿子把皇后的机会统统让给自己中意的慧妃不可。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大意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阿鲁特氏不幸在选后那一刻就犯了这位不好惹的婆婆了。
  不过,仅仅是选后那一个瞬间,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在大婚以后,阿鲁特氏做为同治帝的妻子,眼见慈禧太后没有完全将权力还给丈夫,又有外祖父家族的旧恨,对这位婆婆的态度也是很生硬的。
  关于阿鲁特氏为何态度生硬,宫廷女官德龄的解释是因为阿鲁特氏知道慈禧太后入宫前曾经与荣禄有过婚约,做了太后又给荣禄升官,因此认为慈禧太后不够清白,不配做太后。——荣禄是不是真与慈禧太后有过婚约呢?这事可真是天知道。仅从表面来看,荣禄入官场并升官是因为慈禧“顾念旧情”,那真是不可能的事情。
  荣禄字仲华,是满洲正白旗人,生于官宦世家,小慈禧一岁,咸丰年间以荫生出仕为官,做到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犯法被革职,然后又花钱买了个直隶侯补道的准五品官儿。荣禄此次革职是肃顺办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与肃顺有仇,在“辛酉政变”前后便站到了恭亲王与两宫太后的阵营里。这场政治投机很成功,同治年间他先是到神机营当了个五品京堂,又在大学士文祥的推举下升迁到了内务府大臣之职。因此,同治帝死时他参与了策立光绪的过程,并且为恭亲王出了个“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的建议。光绪初年当上了步军统领、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然而他很快就得罪了慈禧太后——1879年,慈禧太后想要自选宫监,荣禄表示反对,说有违祖制。大概是话说得不够婉转,慈禧太后就借个因头把他官职给免了,整整把他晾了十几年。1891年,荣禄百般钻营终于获得起复,却只能被赶出北京城去当西安将军。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荣禄终于找到机会回京,并借机大拍恭亲王和李莲英的马屁,终于挽回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好感,又恰逢甲午海战,他获得了留京办理军务的机会。这一次他学乖了,不但自己大拍马屁,还让自己的老婆时常进宫讨慈禧的欢喜,于是官运大有长进。循次当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98年,在“百日维新”之后的“戊戌政变”中,他立下大功,终于完全得到了慈禧的信任,成为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主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近畿武卫五军。死后还追赠了一等男爵。
  
  尽管荣禄婚约之事靠不大住,但阿鲁特氏看不起慈禧太后,认为她身份低贱而且“德行有亏”,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爱看“粉戏”,也就是言情戏,大约是想借此排遣自己寡居的寂寞。她看戏时当然不会如我辈小民般自己买张票猫在角落里看完算数,而是要让大批的内宫女眷们相陪。阿鲁特氏皇后做为正牌儿媳妇当然也在陪客名单中。然而年青的阿鲁特氏既然出自书香世家饱读经典,如今又是皇后,当然在人前表现得极其不满“淫秽的戏目”,慈禧太后传戏时她经常借故不去,实在推不掉前去的话,也是正襟危坐,目视戏台以外的地方。这使得慈禧觉得儿媳妇是在讽刺自己不守妇德,于是恼羞成怒。
  慈禧热衷于享乐,而且也很会享受,对于妆饰打扮赏花养狗更是极上心,直到六七十岁还爱穿鲜艳奢华的服饰,而且只穿新巧的,据说她老年的睡衣上都绣着大朵的红牡丹。以封建社会对寡妇的要求来讲,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样是寡妇,恭亲王之女荣寿公主就与养母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据记载,这位公主自十八岁守寡之后“衣履朴素,绝无嗜好。居恒不与男子通殷勤,毁容不事妆饰,虽二十许人,望之若妪媪。”荣寿公主对养母奢侈的生活方式及爱好妆饰很有意见,经常当面表示不满:“彼清家一老寡妇耳,亦复何心于纷丽,若以此费移作它举,无论公私,均为有裨,何必取快一时,徒贻人之口实。”慈禧太后虽然将养女的谏言当成耳旁风,但却对其如此严守规矩非常佩服,多少还有些收敛态度,并将养女称之为“女汲黯”,反而非常喜爱。
  然而阿鲁特氏不是荣寿公主,慈禧太后能够容忍同样身为寡妇的养女说这样的话,却绝不能容忍正在享受夫妻恩爱的儿媳妇也如此说如此做。她对阿鲁特氏几乎恨之入骨。
  慈禧太后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做了皇帝的小妾,亲生儿子还得管别的女人叫母亲,她因此对自己的身份极其敏感,只要有可能就要拼命要列出排场显示显示。然而在阿鲁特氏面前,她无论如何显摆也没办法占上风:阿鲁特氏身世高贵,是正宗的皇帝元配嫡妻,论起来这两点就连慈安太后都远远不如。阿鲁特氏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即使慈禧太后拿婆婆的身份来压她,她的优越感仍然时常流露。想到这个不逐心意的儿媳妇样样都比自己强,还能享受夫妻恩爱,慈禧太后就更受不了啦,简直觉得这个儿媳妇就是眼中的一根刺,越发不能容忍儿子亲近她、让她生下儿女。于是对同治帝亲近皇后便横加阻挠。
  
 
  
  同治帝毕竟是个皇帝,又正在少年,哪里受得了老娘管了自己的朝政不算,还把手插进自己的床帐里头来?他干脆来了个“罢召”,连皇后带所有嫔妃的寝宫都不进去,自己独个儿睡进了乾清宫。
  慈禧太后如此有闲暇来管皇帝的夫妻之事、如此与儿子媳妇过意不去,与同治大婚后亲政也很有关系。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十八岁的同治帝终于结婚成家之后,于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亲政典礼,他从此亲政了。
  虽然迫于局势,慈禧太后不得不撤去了自己曾经隐身十一年的那道帘子,但她心里是盼望儿子仍然事事前来向自己请示的。然而少年皇帝却并不买这个帐,他迫不及待地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母子俩因此在权力与家务两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同治帝便想将老娘挪出皇宫,搬到圆明园去。九月,他发下了重修圆明园的诏书。慈禧似乎也不愿再和儿子媳妇不停地当面闹矛盾,何况她从来享受方面就不含糊,如今更是乐得让儿子出头,免得自己担罪名,再者说了,难道同治帝把她送进圆明园之后,就当真能乾纲独断?于是她对修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同治帝的这个计划,当然难以被人们接受。大学士文祥立即上奏,认为后果将极其严重。但同治帝却不想听,他不但想把碍事的老娘弄走,还想要借修园勘察之机常去宫外游荡,坚决要修此园,将大臣们的劝阻奏章、边陲战报、地方事务都统统丢开不管,只顾修园。钱不够就逼大臣们捐款,恭亲王也不得不第一个上交二万两白银。急于筹钱又毫无经验的同治帝甚至还因此上了一个商人李光昭的大当。此人以捐献木料的名义得到了同治帝的欢心后,便打着皇帝的幌子到处行骗,直骗到法国领事馆的头上,造成了一起国家纠纷,事发后李光昭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处斩,而同治帝则脸面威信丢尽。
  尽管如此,同治帝仍然孜孜于修园,并且屡屡以视察工程为名跑到圆明园,然后带着一两个小太监便外出游荡。私游中他还认识了翰林院检讨王庆祺,从该人手中得到了一大堆的淫书春画。同治帝又与儿时的伴读载澄重新频繁来往,此时的载澄已是个花花公子,对于寻花问柳极有心得。此二人知道皇帝与后妃分居,正是苍蝇见了蛋上的缝,可劲地教皇帝如何寻欢。不谙风情的宫女们很快就令同治帝失了兴趣,他随即在载澄王庆祺等人的引导下逛起了花街柳巷,“大开眼界”之后更加流连忘返。野史中便记载着这位同治帝不但与京城名妓来往,甚至还沾染男色之事。
  同治帝的私游逐渐在京城里出了名,重臣们也终于忍耐不住了。同治十三年夏,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科尔泌亲王、军机大臣文祥、李鸿藻等十大重臣联名上奏,请同治帝“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征夷患、去玩好”。
  七月十九日,又羞又怒的同治帝召见十重臣。恭亲王和醇亲王的话还没说完,同治帝便咆哮起来,把大学士文祥当场吓晕,召见草草收场。
  同治帝恼怒于以恭亲王为首的重臣们蔑视自己的皇帝权威,“欺朕年幼,奸弊百出,目无君上”;更恼怒于自己寻欢作乐的事情竟被重臣们了如指掌。他认为定是恭亲王之子载澄走了风讯,决定给他们父子和满朝老臣们、以及老臣们背后的两宫皇太后一点颜色看看。
  七月二十九日,他不经过任何人的咨询商议,就发下一道诏书,将恭亲王连降十级,由世袭罔替亲王降为辅国公,和其子载澄一起撤所有职务并交宗人府严议。
  
  事儿闹大了,重臣们将整件事都报到了两宫太后面前。一看这样的场面,老辣的慈禧立即意识到修园之事众怒难犯,虽然心里仍然痒痒,还是表示定要终止修园,将所有的“炮火”都转到了儿子身上,将儿子训了一顿。
  同治帝的怒火更盛。他又写了道诏书,打算一古脑儿将十重臣统统撤职查办。八月初一这天,正当他召集所有大臣上朝,打算当廷爆发皇帝的“雷霆之怒”树立威权之时,两宫太后突然出现在了朝堂上。由慈禧太后开口,将同治帝当众数落了个一钱不值。于是恭亲王父子官复原职,同治帝的皇权君威彻底垮掉,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则重新恢复了她们才是王朝真正懂行统治者的权威。
  
  同治帝的任性妄为,造成了君臣离心的后果,大臣们更加拥护两宫太后。备感挫败却又不知错在何处的同治帝干脆破罐子破摔,何况慈禧太后仍然在宫中管他的房闱私事,于是他仍然不沾正规妻妾后妃的边,而是在宫内折腾宫女太监,同时出宫冶游。据说,从此后他“学了乖”,怕遇上有脸面的朝臣宗室,也不相信有门道的载澄等人,再不往名妓们聚集的高级红灯区跑,而是出没于下三滥地段甚至京郊地方,与那些连寻常妓女都看不起的暗娼之流厮混。
  这样的地方去多了,消息当然还是又传出来了。朝臣宗室们认为他“好内多嬖,且轻万乘之尊,临污邪之地”, 无不“垂涕极谏”。然而同治帝却已经乐在其中,根本不听。重臣们将消息报给太后,慈禧太后却都当没听见,首先儿子荒嬉,她正好重新掌权;其次她也可能确实是不愿相信。
  
  终于,祸事来了。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874年11月30日),同治帝在去西苑时受凉感冒,这本是小病,没想到竟越来越厉害,到十月三十(12月8日),他竟然发起疹子来了。两天后,宫里传出同治帝“有天花之喜”的消息。虽经百般调治,同治帝仍然在一个多月后病死,成了清王朝最短命的皇帝,仅十九周岁。
  关于这位浪荡皇帝的病情,野史一直众说纷纭,多数时候老百姓都认为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性病梅毒,理由正是他热衷冶游。不过从清宫医案及常去探望同治帝的帝师翁同龢的日记来看,天花一说更合理些。何况梅毒之疾过程缓慢,梅毒的疹子多数还不痛不痒且能自行消退,梅毒虽有致命倾向,但即使从不医治,从起病到晚期也往往有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同治帝的病程却总共也不过三四十天时间,如何会是梅毒?——当然,很多人还是愿意认为皇帝得了这“脏病”的,就算承认他得的是天花,也要说他是天花加梅毒……不过即使是天花,其病之来也与同治帝好冶游不自重脱不了干系。他老娘虽然要他接近慧妃,不许他接近皇后,可也没不许他接近珣妃瑜妃和宫女,他如果好好地呆在皇宫中而不是到脏乱之地胡混,天花病毒要找上他恐怕也不容易。
  
  据说,同治帝的病情在治疗过程中曾经有过起色,但很快就急转直下。在传说中,此事与慈禧太后和阿鲁特氏婆媳间的一场争吵有关。
  据说当时阿鲁特氏前往探望同治帝,夫妻俩摒退众人说私房话,阿鲁特氏便向丈夫哭诉自己如何受婆婆欺负,却没料到慈禧太后躲在外头偷听。当她听到同治帝偏向老婆的言谈之后,立即冲进来大发脾气举手要打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一急之下冲口而出:“我是大清门进来的,你不能打我。”——这话的意思是:我是明媒正娶的皇后,你虽是婆婆却是个小妾出身,没有资格打嫡妻身份的女人,哪怕这个女人是你的儿媳妇。——这话一出,慈禧顿时大哭大闹,与普通的撒泼老妇一般无二。躺在病床上的同治帝眼见这样的场面,顿时晕厥过去,病情于是再不可收拾。
  此事是否当真很难确认,不过也还符合慈禧与阿鲁特氏之间恶劣的婆媳关系状况。但此说法虽然表现了慈禧太后的横蛮,阿鲁特氏却也脱不了干系:老公病得将死,还要去对他抱怨婆媳之争,这皇后怎么做的?!
  与此野语相比,另一种说法就可靠得多:十一月初八初九两天,同治帝病情稍有好转,痘花也颗颗饱满,只待鼓胀浆出便可望痊愈。然而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哄得同治帝回心转意,发下了在自己病中将政务全数交予太后的上谕:“请太后代阅奏折,待过百日之喜,病情稍缓,朕再出来办事”。冲动之下将此谕发出后,同治帝越想越不是味儿,发现上了老娘的大当,权力一但正式交出,就算自己病好了,恐怕也很难再收回;万一病好不了,那自己恐怕就连选继承人的权力都没了。在这样的情绪刺激下,从发布上谕以后,同治帝病情便恶化并终至不治。
  
  关于阿鲁特氏与“大清门进宫”的说法是如何扯上关系的,在稗官野史上还有另一种相关记载。不过照这说法,慈安太后也有不是处,因此极少被提及。
  此说法出自《朝野杂记》,说阿鲁特氏自册后以来就不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慈安太后刚开始还在慈禧面前为阿鲁特氏打打圆场,但是初来乍到的儿媳妇怎么也没有共事几十年的老姐妹亲密,时间久了也渐渐倾向慈禧一方,加上慈禧确实抓住了阿鲁特氏的小辫子。于是也就应允了废后之事。然而当两宫太后召见当时的宗人府宗令——即爱新觉罗氏族长惇亲王奕(言宗)提出废后要求时,惇亲王却表示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一家伙替阿鲁特氏把两宫太后都给得罪完了。慈禧更是气得发晕。慈安太后想来肚里也暗生闷气。于是阿鲁特氏在两宫太后面前就更落不了好儿。
  “穆宗后阿鲁特氏,尚书崇绮女。不得孝钦太后欢,孝贞从中敷衍之……以事欲废之,诏惇王欲发表焉……惇王对曰:‘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盖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者。由此,遂中止。”
  
  无论如何,同治帝死了,他没有儿子,连女儿都没有,清王朝必须从宗室中选出一位继承者。
  同治帝崩逝的当天深夜,关于继位人问题的御前会议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与会者包括宗室王公、朝廷重臣,还有同治帝的师傅。一番争执之后,早有盘算的慈禧太后一锤定音:“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两宫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随后宣布:“醇亲王奕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道旨意一出,诸人大出意外!醇亲王本人更是当场昏迷过去。然而谁也不敢表示反对,因为载湉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他是咸丰帝的亲侄儿、慈禧太后的亲外甥,是正宗的皇家近支。那么,为什么不给同治帝过继儿子呢?原来,当时的皇族近支中“溥”字辈的人选只有一个溥伦,乃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嗣孙。溥伦虽是道光帝长子长孙,但他身上并没有有流着道光帝的血液,甚至连嘉庆帝的血液都没有:溥伦的父亲载治是过继给奕伟的,他的亲祖父乃是皇族的旁系。不过既是过继,似乎也没有必要讲究这些。何况就算是让堂弟入嗣大统,也大可选个年纪大些的,为什么会找上载湉这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这当然就是慈禧太后的算盘了。假如从旁支溥字辈中选一个做同治帝的过继儿子,那么两宫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垂帘听政就说不过去了:同治帝的皇后还在呢!假如选年纪大些的载字辈堂兄弟,那么首当其冲要被考虑的就是恃才傲慢的恭亲王的儿子们。这当然绝对不是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愿意看到的。更何况,选中的小皇帝越是年幼无知,慈禧太后掌权的时间就会越久。除此之外慈禧太后还另有私心,载湉是她亲上加亲的外甥,父母一向温驯听话,肯定比恭亲王父子好摆弄得多。当然,据说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的理由:慈禧太后想要重新看到自己儿子当年做小皇帝的模样。“寻求她儿子的印象,使她聊以自慰。”
  
  总之,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同治帝死去的当夜,一道出自同治帝师翁同龢之手的诏书颁布:“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十二月初七,载湉生父醇亲王主动请辞一切职务,慈禧太后正中下怀地批准,让他去监修皇陵。
  醇亲王辞职的同一天,两宫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同治纪年终结,光绪朝揭开帷幕。
  
  对于同治帝死后竟没过继儿子、皇位也交给最年幼的堂弟继承,朝野上下都心怀不满。恭亲王当然是最不满的,但他的儿孙们离皇位很近,他利益攸关不敢出声。不过敢出声的自然大有人在。光绪元年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奏,要求两宫太后立下铁券,保证日后一定要为同治帝过继儿子并将皇位交由其嗣子继承。这要求立即触怒了慈禧太后,对广安大加斥责,铁券也就化为泡影。
  
  此事发生一个月后,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875年3月27日),宫内又传出噩耗:二十二岁的同治帝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崩逝。
  阿鲁特氏的“嘉顺皇后”头衔,是在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封给她的。
  皇宫里颁出的懿旨说,嘉顺皇后是伤心同治帝之死而自愿殉情的。但实情究竟如何?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为同治帝继嗣之事被太后借故推脱未得确实,阿鲁特氏做为一个没有儿女依靠的寡妇,不过是新帝的嫂嫂,新帝又是个孩童,婆婆掌控全局又与自己素有仇隙……所有种种,都足以令这个年青女人难以生存、生无可恋。
  一种传说在暗暗地流传。这传言说,同治帝病重之时,曾经让帝师李鸿藻代写过一份遗诏,选立了年已十余岁的堂弟载澍贝勒(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讠惠之子),然而李鸿藻将遗诏交给了慈禧,于是同治帝的遗愿泡了汤。阿鲁特氏做为皇后,知道世间曾有此诏,因此太后不能容许她活在世上。
  据宫廷传言,同治帝死后,皇后终日痛哭不思饮食,其父崇绮便将这情形奏报给了两宫太后。谁知慈禧听完竟冷冷地回答:“既然如此不舍,她就随大行皇帝去吧!”
  崇绮听了这话,知道女儿的性命迟早无可挽回,不如自己这个当爹的动手,还能保住全家。他就派人给皇后送去了一个空食盒。皇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便绝食(或曰吞金)而亡。
  关于阿鲁特皇后之死,民间还有一种传说,说是她身怀有孕,慈禧太后怕她生出儿子正位太后所以逼死了她,顺便连自己未出生的孙儿孙女也一起害死了。这种说法实在有些无聊。因为从更多的时人笔记来看,同治帝确实是无儿女而死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他在男色与女色之间,更多的倾向男色。据《清代野记》记载,那位翰林王庆祺就是他的男宠之一。《清稗类钞》中也有同治宠优伶侯俊山的记载(当时的优伶都为男子)。光绪年间的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也有同治“耽溺男宠,日渐羸瘠,未及再祺,遂以不起。”的记载。
  
  慈禧太后坚持不给同治帝过继儿子并由其承嗣帝位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她自己要当皇太后以便掌权;其次,一旦同治帝有了过继儿子,慈安慈禧不但是祖母身份,而且“以妃正位”的宗族地位在“由大清门入”的阿鲁特氏皇后面前更是相形见绌,无论从人情还是道理来讲,听政的都将会是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与婆婆一向格格不入,她如果掌控了权力,慈禧会是怎么个下场,那也难说得很。这两个原因或者就是慈禧要在同治帝重病时“忽悠”儿子颁下由太后代理政事的正式谕旨、在儿子死后也不给他立即过继子嗣的真正原因。(假如两宫太后曾经召宗人府宗令讨论废后之事属实的话,那么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慈安太后为何对于慈禧太后在同治帝死后的这一系列与儿媳妇为难乃至逼其寻死的做法,都没有站出来明确反对的原因:她也唯恐嘉顺皇后怨恨并报复自己。)
  慈禧太后的做法不但冷酷无情,而且也精准快狠。她甚至将照料儿时光绪帝的责任也交给慧妃富察氏而不是正牌皇嫂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皇后从此便陷入了活着比死更难熬的境地,终于以自己的死结束了这一场婆媳之争。
  
  阿鲁特氏在她死后的第四个月,得了一个“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的谥号。第二年,即光绪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上书请求为阿鲁特氏皇后更定谥号:“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恼怒的慈禧太后以“谬妄”之罪免去了潘敦俨的官职。
  光绪五年,同治帝的惠陵终于修好,当年三月,同治帝与阿鲁特氏合葬惠陵。
  荒嬉无度的同治帝谥号全称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阿鲁特氏皇后的谥号全称为:“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
  
  同治帝死时,他的皇贵妃(慧妃)富察氏年仅十六岁,被尊封为敦宜皇贵妃并进“敦宜荣庆皇贵妃”。她照料幼年光绪帝,与其虽名为嫂叔,实际情同母子。虽然她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一直很好,仍然不时为光绪帝申辩。富察氏死于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904年3月24日),享年四十六岁,谥“淑慎皇贵妃”。
  同治帝珣妃阿鲁特氏,是同治帝皇后的亲姑姑,守寡时十九岁,封为贵妃,宣统后为“庄和皇贵太妃”。死于清王朝终结后的公元1921年
  同治帝瑜妃赫舍里氏,被认为是同治帝后妃中相貌最美的,守寡时十九岁,尊封为贵妃,宣统后成为“敬懿皇贵太妃”。她与慈禧太后关系不错,与光绪帝的后妃却关系很糟。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文绣,原本是瑜妃中意的皇后人选,终因瑜妃势力不如光绪瑾妃,最终在后位争夺中输给了婉容。
  同治帝瑨嫔西林觉罗氏,守寡时二十一岁,尊封为瑨妃,宣统后成为“荣惠皇贵太妃”。
  敬懿皇贵太妃和荣惠皇贵太妃一直活到了末代清帝溥仪被驱出紫禁城之后。此后二人迁居麒麟碑胡同荣寿公主府邸(公主于1924年刚刚去世)。两人于1933年同一年间先后去世。
  
 
  四、活受罪的养子夫妇——光绪帝及其后妃
  
  同治帝崩逝的次日——实际上就是当天深夜,年仅四岁的醇亲王嫡子载湉被浩浩荡荡的队伍迎进了皇宫,从此成为清王朝的又一位小皇帝。清王朝的年号也由“同治”进入了“光绪”。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1871年8月14),是慈禧太后亲妹妹与醇亲王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也是那位亲王之妻所生的四子一女五个孩子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
  由于这个小皇帝实在太小,就在他登基的同一天,礼亲王世驿便递上了一道奏章,要求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立即将这项建议采纳下来。于是,朝堂上的那道帘子又重新垂下,清王朝的军国政务又一次交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里。
  有了亲生儿子同治帝的教训,两宫太后对光绪帝的教育格外上心,在他五岁那年就选择了师傅教学,不但学儒书,还学骑射及满蒙汉各种语言,为防止他学习不用心,慈禧太后还派其生父醇亲王陪读,终于使光绪帝学有所成。当然,光绪帝学业有成之时,两宫皇太后已经只剩了慈禧太后一个。虽然性情较宽厚的慈安太后不在了,对于光绪帝的学业,慈禧太后给出的评语仍然远非同治帝所得能企及。对亲生儿子的学业极为不满的慈禧太后如今却毫不吝惜地表扬少年光绪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披阅奏章,论古断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
  然而光绪帝学习成绩再好,慈禧太后也不情愿把手中的权力交到养子的手中去。当然,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世上恐怕也难得有人甘愿拱手出让。最令人费解的是,慈禧太后明明是光绪帝的亲姨妈兼养母,却偏要光绪帝称自己为“亲爸爸”,有一种解释说是她不愿意让亲生儿子同治帝以外的任何人称自己为母亲,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她心中希望自己能是个名正言顺执掌权力的男子吧。
  
  和对待同治帝一样,为了不想太快让出权力,慈禧太后直拖到光绪十三年正月,光绪帝十六岁时才为小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典礼虽然举行了,慈禧太后仍然与礼亲王一唱一和,弄了个《训政细则》,以法令的形式打算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也就是在幕后操控皇帝。
  除了操控光绪帝的政事,慈禧太后还要操控光绪帝的婚姻。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慈禧太后终于拖无可拖,要为年已十七岁的光绪帝挑选后妃了。这年十月初五,经过激烈的竞争,五名秀女进入最后的淘汰赛:由太后与皇帝当面确定谁是皇后。
  进入决赛的五名秀女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的女儿沁凤(或曰静芬)。当然她令人关注的只是她的家庭背景,她本人的外貌风姿实在有些平平。另四位秀女则正好是两对姐妹,分别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和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这两对姐妹中,德馨的两个女儿貌美如花,站的位置也仅次于太后侄女;长叙的两个女儿站在最后面,相貌虽然不如德馨之女,却也比沁凤略强。
  按照清宫规矩,皇帝将给自己最为中意的秀女一柄玉如意,确定她的皇后身份,再将两对荷包交给另两位秀女确定她们的妃子身份。
  选后刚开始,慈禧太后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要让光绪帝亲自做主。然而当光绪帝拿着玉如意走向第二排,作势要将玉如意递给德馨长女的时候,慈禧太后却终于不顾场合地叫了起来:“皇帝!”这一声叫听在光绪帝耳中,抬头看去,慈禧太后不但喊了他,还在用眼神向他示意。他当然立即就明白了这位“亲爸爸”的用意,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勉强转过身子,将手中的那柄玉如意递在表姐沁凤的手里,使慈禧太后的侄女儿成为皇后,完成了慈禧太后“亲上加亲拉拔娘家”的打算。
  按一般清帝初选后妃的惯例,一般要选一后三妃嫔成双数。从五名秀女在体和殿中站列的位置来看,慈禧太后的本意就是想让自己的侄女正位中宫,由她完成自己这个姑妈一生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做大清朝的叶赫那拉氏元配皇后。因此这位侄女儿站在了最前面。其次,慈禧太后也注意到了德馨之女的美貌,有心要让她们都做妃嫔,也考虑到侄女的外表确实一般,因此让德馨的一双女儿站在第二列;最后,是长叙的一双美貌稍逊一筹的女儿位列第三行做为备选。然而如今少年光绪毫不遮掩地表达出了自己对德馨之女一见钟情之意,却使慈禧太后改变了原本的打算,她再不愿让德馨的女儿入宫了,怕她们将会威胁到自己侄女的地位。因此她立即匆匆下令终止选秀,自作主张地将一双代表嫔妃地位的荷包塞给了原本是充数的长叙之女,也不再考虑从德馨女儿中再选一位就让她们落选了。因此,光绪帝的第一次婚姻,只有一后二妃成单数,而且三个女子中没有一个是他最初心仪的对象。然而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皇帝,恐怕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想到,终光绪帝一生,他名下的妻妾也只有此三位,比寻常土财主还少,使得这位皇帝成为中国王朝史上后妃最少的皇帝之一。
  
  无论光绪帝本人是否情愿,他的后妃都已经选出来了。大婚的筹备工作也进入倒计时。虽然此时的清王朝已大非往昔,这场大婚礼仍然极尽奢华,共计耗金4126两、银482万4183两、钱二千七百五十八串。而据光绪帝师翁同龢说,其实共耗银一千一百余万两,除婚礼应有花销外,还有500多万两被慈禧太后的亲信们中饱了私囊。
  大婚迎娶皇后的日子定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公元1889年2月25至27日)。按规矩,皇后入宫之时要有嫔妃跪接。因此长叙的一双女儿提前在正月二十五日夜晚便进了宫,姐姐被封为瑾嫔入住永和宫,妹妹被封为珍嫔入住景仁宫。二十六日,太后侄女这位新皇后终于在隆重的仪式中进了宫,成为光绪帝的皇后了。
  
  对于婚事的不由自主和婚礼的奢华,光绪帝本人非常愤懑。这对表姐弟虽然结了夫妻,彼此的关系却从一开始就陷于困境。
  
  
  
  光绪皇后的父亲桂祥比慈禧太后要小十几岁,才知人事两个姐姐就已经分别成了贵妃和王爷嫡妻,他因此一直在富贵放纵中长大,成了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不但毫无才学可言,更是一个大烟鬼,将家业花销浪荡无度,其妻也是个目中无人蛮横无理的女人。
  
  据说这位桂公爷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道光帝幼儿孚郡王之子载澍,这个女儿的人品完全照搬父母,与丈夫偶尔口角便回娘家告状,而且竟鼓捣着老娘把状告到了慈禧太后面前。桂公爷夫人则更加老辣,非要让大姑子太后把女婿以大逆不道罪处死不可。在恭亲王和醇亲王的苦苦哀求下,载澍好不容易才逃了一条性命,改判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即便如此桂公夫人仍然不肯罢休,宗人府杖责之时她还派专人去监督行刑,直逼着将女婿打得血肉模糊几乎送命。载澍在宗人府一直圈禁到庚子年八国联军之乱时才被释放。桂公夫人母女一个宁可让女儿守寡,一个宁可谋害亲夫,也不愿夫妻间丝毫谅解,其心性令人称奇。(载澍的遭遇还有另一重原因:他属于帝党,触犯了慈禧太后的利益)
  
  有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光绪皇后的人材品貌及为妇之道究竟如何,那可真是天知道了。总之,她与光绪帝之间既没有一个好的开始,更在后来的相处中对光绪帝满口讥讽步步紧逼。于是才几天工夫,这位太后侄女就成功地让自己的丈夫与自己成为新的一对怨偶。
  
  与皇后在夫妻之道上破罐子破摔不同,虽然同是慈禧太后硬塞给光绪帝的女人,珍嫔他他拉氏却逐渐扭转了光绪帝的成见并最终成为光绪帝终生一往情深的对象。
  珍嫔刚入宫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聪明伶俐善于应对,与木讷粗劣的光绪皇后相比,珍嫔更讨慈禧太后的喜欢,经常陪伴在慈禧太后的身边,慈禧太后知道她喜欢书画,还特地派亲信的才女缪嘉惠做珍嫔的书画老师。
  光绪帝也很快就注意到了珍嫔,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才学禀赋,珍嫔都远远超过了皇后与瑾嫔,由于年幼,她还率性天真,在皇帝面前也没有故做姿态之举。光绪帝惊喜地发现身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人儿。珍嫔很快就赢得了光绪帝的专宠,光绪帝甚至时常让她留宿自己的宫中。而对于皇后,光绪帝却非常冷淡。
  对于光绪帝如此的偏心,皇后非常怨恨不满,时常向慈禧太后抱怨。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侄女,但是想到她毕竟是自己的娘家人,皇帝对她太过冷淡势必会影响自己娘家的声势,也就时常劝光绪帝亲近皇后。然而慈禧太后虽然可以将光绪帝劝进皇后宫,却不能让光绪帝对之动情,皇后仍然是长守枯寂。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在光绪帝的后妃中,更为偏爱珍嫔,在光绪帝妻妾争风中,她往往袒护得到了皇帝专宠的珍嫔。有一年夏天慈禧太后要往颐和园避暑,临走时甚至还特意点名带走了皇后与瑾嫔,任由光绪帝与珍嫔在紫禁城里自由自在。
  
  光绪帝大婚亲政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宫闱生活都在这样看起来一团和气的状态下维持着。这大概是因为此时的光绪帝与珍嫔都非常听话的缘故。
  
  早在光绪帝大婚后的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在太和殿举行了归政仪式,正式撤帘。这一次她做得似乎很有诚意,不但举行了仪式,而且还驳回了御史屠仁守请她继续批阅奏折的折子,表态说要真正交权给皇帝。当然,这是因为她已经对光绪帝的孝顺深表满意。此时的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军国大事仍然主动向“亲爸爸”请示批准,慈禧太后根本不必公开理政犯众怒。当然也就乐得见好就收图个“不恋权位”的名声。——既然光绪帝如此孝顺,珍嫔又年幼讨喜,虽有些小小过犯也还没有触及太后的底线,慈禧太后也就顺水推舟由他们恣意了。光绪二十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在自己过六十大寿时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
  
  光绪帝年少气盛,渴望能中兴王朝的统治,在多数情况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想法还是一致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差之千里。在慈禧太后看来,什么国家大事都没有她自己的尊荣重要。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中,她就曾经在中国军队大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求和。
  中法战争爆发时,光绪帝还是个孩子,对于这些军国大事不知所以,但是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之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两派在政见方面的不和,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明显化。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由于早已问题多多的清王朝各级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及在整个对外作战过程中孜孜不忘派系斗争,更因为慈禧太后仍然掂记着自己要过六十大寿,不但不肯将自己庆寿的经费改做军用,还要从军费中克扣大笔钱粮用于庆寿。中国军队终于大败亏输。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895年4月17),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不但承认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还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给日本,更向日本赔款两亿两。
  甲午之战的大败,无论对光绪帝还是对慈禧太后,都是刺激。由于用玺盖印的是光绪帝本人,他的情绪就更为激烈。而国家的惨败给慈禧太后刺激,却远远没有她自认为尊荣受损来得重要——无处发泄的光绪帝在战争中途,曾经处分过李鸿章,给予其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又曾经提出要将慈禧太后的寿诞用款改做军用,慈禧太后却根本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王朝国家利益之上,反而据此认为养子无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不够孝顺,因此对光绪帝极度不满。决定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决定教训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在珍妃的身上找到了突破。此时的珍妃,已经失去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起因当然还在于后妃争风。
  据野史记载,光绪十八年夏天的时候,皇后与珍嫔不和,光绪帝因此与皇后也发生争执。皇后当然不懂得什么叫做母仪与隐忍,立即和皇帝吵闹起来。光绪帝不禁大怒,厉声斥责皇后。皇后当然不肯饶过偏心眼的丈夫,立即哭哭啼啼地跑去找慈禧太后告状。慈禧太后听了皇后一番添油加醋的控诉顿时火冒三丈说:“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亲侄,诟后是不啻我也,是何能容?”又劝皇后道,“汝无悲泣。胡斤斤焉恋此病夫为者?吾必有以处之。”
  据说,慈禧太后此后不但逐渐看珍嫔不顺眼,与光绪帝母子失和亦有此因。皇后事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该告状,却也悔之晚矣。
  
  除了后妃争风,珍嫔做为光绪帝的宠妃,与皇后及瑾妃更依顺太后相比,她则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一边,也毫不掩饰地尽情展现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不给皇后留什么面子。这自然也就入不了慈禧太后的眼。慈禧太后越来越觉得珍妃任性反叛,对她的好感也荡然无存。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培养真正只忠于自己的臣下,他先后提拔了许多这样的人,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进入了军机处。对于光绪帝的心思,珍妃不但全力支持,还主动推荐了不少人选给光绪帝,其中也包括她儿时的老师文廷式、她的哥哥志锐。在珍妃的大力举荐下,光绪十九年的时候,文廷式不但官升得快,还当上江南乡试副主考。志锐则于甲午之战的当年正月直升礼部侍郎。
  
  文廷式与志锐都是进士出身,提拔虽有私意,却也没什么明显的失当。但是珍妃在其它事情上的作法却使人有机可趁:卖官。
  
  早在光绪十八年尚未失去慈禧欢心时,她就曾经将一个知县的缺儿卖给了文廷式的亲戚,此后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
  光绪二十年初,有个叫耿九的人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王长泰、聂德平,想买得粤海关道之缺。两个太监居然不求慈禧太后,反去求珍妃,很快将此事办成。慈禧太后得知,既怒且羞,将两个太监发配黑龙江并在途中杀掉,借此警告珍妃。
  然而两个太监的死并没有警醒正沉溺于帝宠中的珍妃。不久,她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一个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在此事上颇觉亏心,便打算在朝臣面前挽回些脸面。然而他的挽回方式却是在四月时坚决否定了养母慈禧许诺给木商玉铭的四川盐茶道官职。从大义上来讲,光绪帝否决玉铭是正确的,然而有鲁伯阳之事在前,对比之下慈禧太后遂再次羞怒交集。
  
  同年十月,就在中日之战开始不久之际,珍妃因卖官之事又得罪了皇后。
  原来皇后的舅舅想要谋个福建将军的职位,皇后自知帝宠不如珍妃,就拉下脸面去求珍妃帮忙。然而珍妃却回绝了这个百年难遇的后妃和解机会。原因是河南巡抚裕宽想升任四川总督,重金求到了珍妃这里。珍妃一心要办裕宽之事,不愿将机会分给皇后,不但拒绝了皇后的请求,据说态度也颇不恭敬。
  皇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性子的女人,受了皇帝的冷遇和珍妃的气哪里还忍得,立即跑去向慈禧太后哭诉,并把珍妃卖官卖到总督一级之事也向慈禧太后兜了出来。
  慈禧太后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深入追击。
  
  十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将珍妃召来,当众杖责,将她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颁布降珍妃姐妹为贵人的懿旨。——瑾妃受牵连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珍妃将卖官所得的银子也分了些给她使用。
  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明旨给予皇后打探光绪帝与嫔妃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太后的权力。
  十一月初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六十余人。
  十一月初三,帝党重要成员、珍妃兄长志锐被调离京城,做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珍妃另一位兄长志锜则因牵涉裕宽案逃亡上海。
  
  帝党当然不甘示弱,珍妃虽然卖官,毕竟是帝党成员。十二月,帝党成员纷纷上书,要求恢复珍妃的妃位。为了激起光绪帝的反抗之心,帝党成员甚至对光绪帝说:“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
  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很快传开。本已收手的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鸾革职……前方甲午战争,后方党派纷争,国事一败涂地,真是不亦乐乎。
  光绪二十一年,慈禧太后总算消了气,十月十五日(12月1日),她重新恢复了珍妃姐妹的妃子名位。然而这个仇,却是从此结得大了。
  
  光绪帝的桃花运极其糟糕,他初选后妃时最后入围的五名秀女都没有丝毫母仪天下的资格。太后侄女当然不是好妻子,珍妃卖官之举也足以证明她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就连当初光绪帝曾一见钟情的德馨之女也如此——这对姐妹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姐妹俩也学得风流浪荡,热衷看情戏还与戏子们眉来眼去,若是当真选进了宫中做了后妃,光绪帝头上的帽子恐怕就要有点发绿了。
  
  光绪帝本人也并不具备皇帝应有的资质。依顺珍妃卖官是一例,他还曾经应珍妃之请,动用近万颗上等珍珠为珍妃串制披肩,其本人虽然节俭,但在宠妃身上花起钱来可真是不含糊。据说珍妃曾经问光绪帝:“你这样宠我,不怕别人妒恨吗?”初初亲政的光绪帝笑曰:“我是皇帝,谁敢说我半个不字?谁敢不听我的?”
  
  
  
  光绪帝是这么想的,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由于甲午大败,原本对儒家书典信服无比的光绪帝转而恨透了典籍,认为国事皆败于此。恰在此时,以康有为居首的举人们反对《马关条约》,“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康有为成为政治新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平心而论,光绪帝与变法书生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整个变法过程却过急,激进得超过了极端的程度。他和康有为似乎当真认定只要是皇帝,谁就都得听他的。
  在短短一百零三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书生的鼓动下,一连发了二百多道谕旨,似乎想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将两千年的封建王国立马变成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这些计划可行不可行。且不说看起来似乎必要的裁撤机关之类得罪官员,另一些实在毫无必要的变革更将举国上下都得罪了个七七八八。
  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下令将所有的寺庙道观祠堂改为学校,连出家人和略有宗族意识的民众都得罪完了。
  再如废八股科举,得罪了天下所有一辈子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数不清的读书人因此自杀寻死,数不清的出身科场的读书人切齿痛恨。科举制度是清入关之后为笼络汉族读书人的选择,甚至还规定进士前三甲一定出自汉族书生,因此巩固了王朝的统治,很多读书人为了求得功名,也就此放下了民族之争。如今既然没了仕途出身之路,满汉之分的老帐又开始算了起来,清王朝的统治越发摇摇欲坠。
  
  除此之外,光绪帝还急于起草宪法,建立“制度局”,实际上就是想要重新成立一个新政府,将后党的所有势力一扫而光。
  
  然而古人有云:欲速则不达,更遑论此时的军权还掌握在后党人马手中……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带着大队人马从颐和园赶往紫禁城中和殿,发动“戊戍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之中。慈禧太后再次“训政”。康有为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保护(!!)下逃往横滨,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则被杀,称“六君子”。新政则被陆续废止,最后只保住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它没有打掉别人的饭碗。
  
  对于此次政变,一般都说是康有为等人认为守旧人物掣肘,意欲发动兵变除掉他们的后台慈禧太后,向袁世凯请求兵力帮助,谁知却被袁世凯向荣禄告发,慈禧太后便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但还有另一种说法:慈禧太后早对激进的变法不满,中途甚至还免去了翁同龢的官职,因此她是主动出击政变的。袁世凯随后才向慈禧太后告发谭嗣同意欲兵变的消息。
  
  无论如何,慈禧太后以光绪帝“重病”的借口,将他囚禁了。而珍妃则被打入冷宫,囚于北三所,不但长年不见阳光,还每逢节日就要挨太监训话。
  光绪被囚禁后,慈禧开始着手安排废帝。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十五岁的儿子溥(亻隽),将他立为大阿哥,1900年1月31日,溥(亻隽)入宫。据说一个小太监当时喊了一嗓子:“今天换皇上喽!”一语道破天机。
  
  然而光绪帝的维新虽然漏洞百出动摇清王朝的国本,却因其制度构想西化而得到了外国公使的欢迎,他们都反对废帝,甚至还派军舰在中国沿海示威表示支持光绪帝。这情形使慈禧及其心腹们都非常头痛,无法将废帝化为现实。
  更令慈禧头痛的是,溥(亻隽)是个花花公子,在后宫中到处勾引宫女,甚至还发生过宫女犯错受杖责时,被施杖者发现身穿溥(亻隽)内衣的丑闻。
  正在此时,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高潮。义和团曾经是反清组织,但此时却枪口对外,改口号为“扶清灭洋”,包括荣禄及同治皇后之父崇绮在内的许多高官都信了义和团,慈禧太后也想要借义和团之手铲除管闲事的外国列强。当年夏天,慈禧太后向各国发出了宣战书。
  
  然而义和团运动失败了,面对洋枪洋炮,义和团虽然围攻了各国使馆达56天,仍然没有什么战果,八国联军反而步步进逼,八月终于推进到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不愿将光绪帝留给支持他的洋人,于七月二十一日(8月4日),挟持光绪帝、带着溥(亻隽),逃出北京城。史称“庚子之变”。
  慈禧太后西逃之际,后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珍妃被处死了。
  
  珍妃是溺死在井中。她究竟是怎么死的,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她自己跳井的,但更多的说法,都认为是慈禧太后命大太监崔玉贵丢入井中的。至于她死之时的场面就更是众说纷纭,有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都在现场的,有说都不在场的,有说仅慈禧太后在场的;还有说珍妃入井前依然故我地顶撞慈禧太后并喊着光绪帝名字的,还有说珍妃听到慈禧太后处死自己的命令时苦苦哀求并喊着李莲英的尊称求他帮忙说情的……
  总之,珍妃死了,无论是哪种说法,她的死都与慈禧太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珍妃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第二年10月,八国联军之事终于平息,慈禧一行返回北京,命人打捞起了珍妃的尸体。为了掩饰自己逼死珍妃的事实,慈禧太后宣布珍妃是节烈自尽,追封“贞贵妃”。
  
  返京后大阿哥溥(亻隽)不久被废。光绪帝则成了慈禧太后向列强示好的平安符保住了性命。然而他过得生不如死,不但被囚禁,而且过得非常痛苦,无论是衣食还是寝居,慈禧太后都对他异常虐待。冬天他的寝宫中不糊窗纸,平常饭菜还常有馊臭之物。光绪帝就在这样身心全重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余下的人生。
  在未来的日子里,光绪帝都对珍妃念念不忘,据说他从此再不曾亲近过任何女人,当他在七年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离开人世时,他和他的堂兄同治帝一样,没有留下任何儿女。
  
  光绪帝为何没有儿女?据清宫医案考察,光绪帝本人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加上对婚姻的挫败感,性生活的成功率极低。不幸的是他专宠的珍妃偏偏有月经不调的妇科疾病,是一个受孕能力极低的女人。
  
  民间还有一种野话,说同治帝即位之时,为避帝讳,天下都将他“载淳”之名的淳字下面那个“子”部去掉。于是成了征兆:不但同治帝本人无子,就连光绪帝,都因为其长子将过继同治之故而不得不无子……过继给同治的清逊帝溥仪也在此怪圈中……
  
  
  
  五、身与名俱灭
  
  光绪帝死的时间,仅比慈禧太后早一天。
  对于这个蹊跷的去世日期,世人一直诸多猜测。更惹人猜测的是,光绪帝辞世的前一天深夜,患病的慈禧太后先已选定了光绪帝的继承人:光绪帝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所生的儿子溥仪。溥仪入宫的次日,他的伯父、年方三十八岁的光绪帝就死了。所以一般都认为光绪帝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
  不过也有另外的说法。
  一种说,光绪帝死于李莲英之手,因为这位大太监怕光绪帝复起后报复。但据更多的记载,李莲英很圆滑会做人,早给自己留下了退路,虽然迎合慈禧,却也时时向光绪帝示好。慈禧太后因此在后来渐渐宠信另一个大太监崔玉贵。珍妃投井时向李莲英呼救的传说也表现了李莲英的这一特点。慈禧西逃时甚至没有人给光绪帝准备一副被褥,李莲英发现后立即向光绪帝下跪请罪,立即将自己的铺盖给光绪帝用上。光绪帝曾经向人叹息说:“如果没有李谙达(即李莲英),我恐怕早就死了。”
  还有一种说,光绪帝死于袁世凯之手,因为袁大头怕光绪帝追究出卖维新之罪。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光绪帝是自然死亡,时间纯属巧合。
  
  慈禧皇太后终于死了,时年七十四岁。与光绪帝冷冷清清的身后事相比,这位执掌政权近五十载的皇太后的丧事办得异常奢华隆重,给她上的谥号也美伦美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然而再奢华的丧礼、再动听的谥号,也不能掩盖慈禧太后一生祸国殃民罪大于功的事实;陪她一起葬入陵墓中的珠宝虽然发着璀璨的光芒,却挡不住她尸体的丑恶与腐烂。
  
  除了两度违反规制策立小皇帝之外,慈禧太后的一生可谓卖国求荣之极。章太炎先生的一副对联说尽了她对国家所犯的大罪:“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庆疆无!”
  
   《中法条约》及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光绪帝亲政前,慈禧太后一手操作的。
  早在同治初年,法国军队就曾经大举入侵越南,十一年后法军又入侵河内。越南国王被迫请求隐居于越南保胜(老街)的中国广西天地会分支黑旗军帮助。1873年12月,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河内击败法军,击毙法军首领安邺,法军退出河内。光绪八年(公元1882)夏天,法军再次入侵越南,清军应邀驻扎越南北圻,刘永福也再次于河内击败法军,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此后法军拿着与越南政府签订的《顺化条约》,逼清政府放弃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为法国殖民地。清政府拒绝后,法军于十二月向中国驻军开战,中国应战。1884年3月23日,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带领下,取得了对法作战的一场大胜“镇南关大捷”,将法军逐出郎甲,击伤法军统帅尼格里。并因此使得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
  然而陆上大捷的同时,海军却遭创。1885年,法军进攻台北并骚扰浙江福建沿海。三月,法国占领了澎湖岛。虽然在其后的战事中中国军队击毙了法国海军将领孤拔,海军的不足却已经非常明显。
  尽管中国对法国取得了胜利,慈禧太后却一心掂着自己的五十大寿,更担心对外作战会使国内发生变故动摇王朝的统治,非但没有乘胜追击,反倒主动求和。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这项不平等条约不但承认法国为越南的宗主国,还将中国的边境放开给法国,使中国南方门户洞开。于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再次失去大量领土。
  这年(公元1894)二月,清王朝的属国朝鲜内部发生了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王朝以宗主国身份派兵协助平叛。清军入驻朝鲜牙山的同时,早就垂涎中国大地、企图以朝鲜为侵略跳板的日本,也以朝鲜内乱危及日本侨民为借口,派大军入朝。见到这个场面,无论是朝鲜政府还是起义的农民,都意识到内乱已经危及到国家的存亡,双方悬崖勒马,达成了和解。然而尽管朝鲜国内已和,日本却拒绝与清政府同时撤军。终于,7月25日这天,日本撕下了面具,一面派军舰在黄海丰岛海域悍然向中国兵船高升号发动进攻,将毫无防备的中国兵船击沉,一面派陆军向牙山的清军进攻。八月一日,被迫应战的中国和偷袭得手的日本同时宣战。光绪帝颁布的宣战旨:“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
  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了。
  9月16日,驻平壤的中国守将左宝贵阵亡,牙山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不顾朝鲜做为属国的战略地位和李鸿章死守平壤的命令,居然带着军队逃离平壤,逃回中国境内。平壤失陷,中国东北的门户洞开。
  9月17日中午,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以南的黄海上偷袭中国北洋舰队。在五个多小时的海战中,北洋海军将士牺牲众多,致远舰等五艘舰只损失。虽然损失严重,但仍然重创日本海军旗舰,另四艘日舰也受损。本来,以北洋海军的实力,中国仍然有与日本海军一搏的余地,胜败仍未可定。但李鸿章却承慈禧一党主和的衷旨,一心寄望于让外国列强从中调节,下令北洋舰队“保船避战”,白白地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使中国丧失大好战机,从海陆两方面都受到牵制。
  11月18日,日军顺海路运兵到中国进行陆战,旅顺危在旦夕。海军提督丁汝昌苦求率舰队救援,李鸿章仍然拒绝,旅顺主将龚照玙不战而逃,将领徐邦道虽竭力迎敌,却因兵力太弱终于在三天后失败。旅顺失陷后,日本军队在旅顺制造了大屠杀“旅顺惨案”,开其屠杀中国平民恶行之先。事后仅收葬的中国人骸骨就达一万八千余,其中包括大量妇女与孩童。
  1895年2月,日本军向北洋舰队发动进攻,旗舰定远号中鱼雷后弹尽,管带刘步蟾炸船殉国;丁汝昌决意死战,却被偷生怕死的部下挟持,自杀拒降而终。丁汝昌死后的2月12日,美籍船员浩威以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将北洋舰队剩余的舰只军火统统交给日军,北洋舰队终结。日军随后入侵辽东,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家国存亡之际,慈禧太后仍然一门心思地钻营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不但拒绝将庆寿费用暂做军需,反而挪用军费挥霍,同时专注于朝廷内部的党派权力之争。终于使战事不可收拾。
  最终,在慈禧太后如愿以偿地为自己庆贺了一个极度奢华的六十大寿之后,《马关条约》也尘埃落定。中国不但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还赔偿其军费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其后,日本又开价3000万两白银让清政府将辽东半岛“赎回”,清王朝竟也一口应允。更可恨的是,正因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靠着从中国掠夺的亿万金银,以及大于日本本土的台湾岛的资源,发展了其以军工为首的各项基础,使其在若干年后再次发动了侵华战争。
  
  “庚子之变”后,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为逃脱列强追究自己,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义和团身上,并派庆亲王等人回京与李鸿章协同办理求降之事。庆亲王终于“不负重托”,以丧权辱国的代价,得到了列强不追究慈禧太后的允诺。慈禧太后大松一口气,竟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与八国联军一起剿灭义和团。通观前后,“义和团之事可哀,义和团之精神可嘉,义和团之志可悯”。更可悯的是中国从此又多了一项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此条约共与十一国签订——向众国赔偿军费4亿5000万两白银,以海关和盐税作抵;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入住,各国则可随意派兵驻守;拆除北京至海沿途所有泡台,允许外国在山海关至北京之间十二地驻军;永远禁止中国人参加或成为任何反对列强的组织,违者处死;凡发生反列强之事的地方,文武各科考试停止五年;各地官员如不能保证当地外国人的安全,革职永不复用;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惩处同情附和过义和团运动的官员(共计各级官员百余人);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司与列强事宜。
  国事如此惨败的代价,只换回了慈禧太后一人的平安,她没有被列强追究“责任”,而且还得以继续掌权,继续她黑暗的统治。
  
  慈禧太后死后,清王朝交给了年仅三岁的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续姑母之后也当上了皇太后,称隆裕太后。同治帝与光绪帝的嫔妃们则成为“太妃”。宣统纪年开始。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末帝溥仪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
  
  慈禧太后死后,于1909年11月15日葬入清东陵普陀峪定东陵。她的陪葬品以奢华闻名于世。公元1928年七月,国民党杂牌军孙殿英“慕名而来”,率部炸开了慈禧的陵墓,盗走了其中的大量珍宝。慈禧的尸骨也被弄了个乌七八糟。
  
  盗挖东陵之事被掀出来之后,整个民国上下都群情激奋。然而如你我所知,世人激奋的是属于国家的珍宝落入盗墓贼之手,对于慈禧太后那具丑陋尸体的结局,又有几人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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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太后这一段建议看一看罗辑思维,里面有些新的说法,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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