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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朝的后妃们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清圣祖康熙在畅春园病倒了，命胤禛代行天子之职祀天，当月甲午，六十九岁的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去世。胤禛即位，为雍正帝。
　　雍正元年八月甲子日,雍正皇帝召见诸王大臣九卿，当众宣布自己已经定下了储君，并且将这道定储的诏书密封入锦匣，藏于养心殿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在办妥这件事之后，雍正才开始册封后妃。
　　同年十二年丁卯，册后妃的诏命下达，除了嫡妻那拉氏为皇后、重臣年羹尧之妹年氏为贵妃之外，其它“潜邸”时期的“格格”们，都只不过是封的贵人或嫔，只有钮钴禄氏，得到了仅次于年贵妃的封号：熹妃。
　　钮钴禄氏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得到比侧福晋李氏还高的名份？其实早在册封之前，这个原因就已经广为人知了：雍正元年（公元1723）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在选派儿子代自己前往康熙的景陵致祭时，竟把二十岁并且已做了父亲的弘时抛在一边，而选择了年仅十二岁的弘历。朝臣和宗室们都是些老狐狸，对这个风向标所代表的含义自然非常明白。答案是呼之欲出的：那位藏名匾额之后的储君正是弘历。
　　母凭子贵，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雍正年间的朝政和皇族宗室间的斗争，绝对是风起云涌。这也毫无疑问地要影响到后宫中的妃嫔们。
　　所有的人都知道，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在雍正争位的过程中，由于手握重权，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之一，雍正即位后，他仍然手掌重兵，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年贵妃也因此在后宫得到了专宠。
　　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被封为一等公，达到了他功名的顶点。然而这样“圣眷隆重”的时候却仅仅只有几个月，雍正便开始对年羹尧频频申斥，并且还在给其它亲信大臣的密谕上告诫道：“（年羹尧与隆科多）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
　　关于年羹尧和隆科多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走向末日，多数认为是他们掌握了雍正即位前夕的太多内幕，但也有认为是他们恃功自傲大作威福，更有说年羹尧掌兵日久，有称帝之心。比如说他竟然让雍正皇帝的女婿扎萨克郡王向自己下跪、进京陛见时也要总督巡抚们跪接，皇帝尚且要时时表现一下“君则敬”，他的架势倒比皇帝还威猛。
　　
　　不管怎么说罢，总之，朝廷之中风雨欲来，后宫之中也暗潮汹涌。年贵妃儿女频频夭折，又被这些消息所打击，很快就在雍正三年病倒了。
　　雍正对多年夫妻且曾经诞下四个孩子的年氏倒算是伉俪情深，为了安慰年氏，也为了“冲喜”，他下令晋封年贵妃为“皇贵妃”，并且暂缓了对年羹尧的处理。
　　然而冰雪聪明的年贵妃知道，再深的夫妻之情，也不可能真正救得了娘家的悲惨命运。
　　雍正三年十一月，曾经宠冠后宫的年贵妃在儿女尽夭和对家族将要覆灭的双重绝望中病逝。
　　雍正顾念旧情，为年氏上谥曰“敦肃皇贵妃”。
　　
　　不久，已被连贬一十八级、发往杭州看守城门的年羹尧终于还是被雍正赐死。就连探花翰林钱名世，都只因拍了年羹尧的马屁，也被雍正发回原籍，称“名教罪人”。
　　这个时候，离年贵妃辞世仅有一个月的时间。
　　
　　雍正勤政，每天处理的政务超过四十件，批阅奏章通宵达旦，他没有声色之好，简直象个工作狂。在登基之前他已经有过八子四女，可是登基之后整整十年间后宫却只出生了两名婴儿。
　　同时，雍正也是出了名的刻薄人，从处理年羹尧一事就足以令人胆寒——年羹尧有罪，可也曾有功，将他贬为庶民也好或者直接赐死也好，何苦要在已经起了杀机之后还硬要先把他发去当个守门卒子？这样的羞辱实在是比死还尖刻。
　　在打击政敌方面，雍正不但尖刻，而且六亲不认。雍正初，他将曾与自己争位的同胞弟弟允禵囚禁景陵；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正当大家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却来了个“新年新气象”，颁布上谕，将自己当年争位的另一劲敌和硕廉亲王允禩及其同党允禟逐出宗室，允禩的嫡福晋则被强令离婚。这还没有完，雍正接着还给这两位亲弟弟起了新名字“阿其那”“塞思黑”，骂为猪狗。不久，允禩允禟便死于圈禁。
　　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少皇族宗室的不满，而这其中便包括雍正自己的儿子弘时。
　　弘时在储君之事上已经对父亲十分失望，在廉亲王事件上他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对叔父的同情和对父亲的不满。
　　儿子同情自己的政敌，这使得雍正火冒三丈。他痛斥弘时不象自己的儿子，倒象是允禩的儿子，撤去他的黄带子，赶出紫禁城，交给履亲王允祹管教（此时的允祹因为一点小事开罪了雍正，从郡王直降到了镇国公，直到乾隆即位才升到亲王）。
　　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时，二十四岁的弘时在被雍正断绝父子亲情一年后，带着“年少放纵，行事不谨”的罪名死去。——而实际上，弘历也对父亲处理叔伯们的做法深为不满，只是他跟随康熙有日，因此少年老成，从来不曾表露过哪怕一个表情的不满。直等到他即位为乾隆帝之后，他便立刻为早死的三哥弘时和叔伯们平反复职了。
　　
　　随着弘时的死，弘时生母齐妃李氏也由当年雍王府中地位仅次于那拉氏的女人，沦为后宫中可有可无的人物。
　　
　　时间再往后推移到雍正九年九月己丑日，雍正的元配嫡妻皇后乌喇那拉氏也一病归天。
　　不论是争宠还是富贵，没有了性命又有什么用。那拉氏、年氏，都消失成了一块牌位。雍正再怎样宠爱过她们又怎么样，他总不能让牌位来管理后宫，自己抱着牌位进寝宫！
　　钮祜禄氏成为雍正后宫的真正女主人，这时的她已经晋封为“熹贵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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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下养”的太后
　　
　　雍正十一年，雍正将自己仅存的两个儿子弘历弘昼晋封为“宝亲王”、“和亲王”。而他自己的人生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五十八岁的雍正病逝于圆明园，弘历顺利接任，由宝亲王而为乾隆皇帝。
　　四十四岁的钮祜禄氏成了皇朝第一贵妇，称“崇庆皇太后”，移居慈宁宫。
　　钮钴禄氏在雍正朝所有后妃中，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争宠或求富贵的言行，然而她却得到了其它后妃穷一生心力都没有得到的地位。而就连她自己本人恐怕也没有想到，这样顶级的富贵荣华和子媳孝敬，她还要享受四十多年，几乎跟那些“情敌”们整个的寿命一样长。
　　
　　乾隆对母亲的孝养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号称“以天下养”。以全天下的财力，来奉养这一位老太太，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口号。当然这也与他花钱如流水的人生观有密切的关系。
　　乾隆本人是非常乐于享受人生的，而且他也乐于让母亲和自己一起享受人生。
　　乾隆一生，游山玩水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算是历代帝王之最。而每次外出，他都一定要把钮祜禄氏皇太后带上，而且太后的车驾和座船也一定是最醒目的，凡是太后上下车船，乾隆都一定要带着皇后妃嫔亲自护送。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待遇下，钮祜禄氏在整个太后生涯中，三游五台三上泰山四下江南，而谒陵和秋狝更是场场不落。前半生都被关在黄院子里的钮祜禄氏，在后半生里饱览了江山风光。——如今在身边看看，有几个儿子肯带着老娘出去旅游的！
　　最能体现钮祜禄氏下半生奢华的，当然还要数她的几次大生日。
　　只要她过生日，乾隆就一定要带着内外王公大臣一起来为她祝寿，遇上过整寿的日子那就更不含糊了。
　　其实乾隆年间的王朝局势并不平安，初年有弘晳阴谋篡位变故，后来又有多次战事，然而钮祜禄氏的生日却从来没有因此降格过一次。好大喜功的乾隆可着劲儿地给老娘亲祝寿。
　　乾隆十六年，六十大寿；乾隆二十六年，七十大寿；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大寿，每一场整寿庆典都逐层加码，天下的奇珍异宝跟在乾隆必备的寿礼——贺寿诗文后头，流水般地往钮祜禄氏所住的慈宁宫涌。
　　乾隆的“诗才”是很有限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在贺寿诗里展现出来的返哺深情。而且他直到头发斑白，也仍然对母亲毕恭毕敬地执孝子礼，搀来扶去。比如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六十七岁的乾隆在侍奉八十五岁的钮祜禄氏观灯之后，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家宴观灯例节前，清晖阁里列长筵。申祺介寿那崇信，宝炬瑶檠总斗妍。五世曾元胥绕侍，高年母子益相怜。扶掖软榻平升座，步履虽康养合然。”
　　有理由相信，乾隆即使不是皇帝，他也一样算得上是孝子一名。
　　
　　虽说钮祜禄氏的福泽已经极为深厚，乾隆仍然时时不忘为母亲向天祈福。
　　北京城郊万寿山原名瓮山，早在辽时便已经成为皇家园林，明代称“好山园”。在钮钴禄氏六十大寿前一年（公元1750年4月），乾隆下令在好山园旧址大兴土木，建造“清漪园”，并将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山前建起为母亲祈福的“大报恩延寿寺”。
　　“清漪园”，即“颐和园”。这座世界级园林的兴建，只是乾隆为母祈福的一件寿礼而已。而事实似乎也证明祈福有效，钮祜禄氏余下的漫漫三十余年人生，就都是在这样的舒坦中轻松渡过的。
　　当然这与钮祜禄氏本人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她不喜欢弄权，自己的亲弟弟也从不违规入宫。她也不管闲事，最多就是颁两道按规矩必须由她颁布的懿旨，将儿子的妃嫔晋升一下而已。乾隆的第二任皇后那拉氏以及著名的“香妃”买木里艾则木，就是乾隆奉她的懿旨晋升的。
　　钮祜禄氏的人生跨越康雍乾三朝，做太后的四十二年更是国家全盛时期，不但享尽荣华富贵，更幸运地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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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后哀荣

　　乾隆四十二年，一向身康体健的钮祜禄氏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
　　正月辛巳，正在圆明园过冬的钮祜禄氏偶感风寒，乾隆闻讯立即从繁亢的政务中抽出身来直奔圆明园长春仙馆看望母亲，侍奉老太太进餐养病。
　　然而钮祜禄氏毕竟已是年老体衰，病情很快急转直下，但老天也没折腾这位老太太，给了她人生的又一次福气。十四天后的正月二十五，她安然逝于长春仙馆。
　　她去世的第二天，乾隆为她为谥号为“孝圣宪皇后”，并普免天下钱粮一次。
　　
　　在钮祜禄氏下葬之前，乾隆都要每天前往灵堂祭奠行礼。王公大臣们都觉得乾隆自己已是将近七旬的老人，每天这样来回地奔波实在过于劳累，纷纷请求他隔几天再行礼一次。六十七岁的乾隆都一一回绝，仍然每天前往。
　　在礼仪都行满之后，四月癸丑日乾隆往谒雍正泰陵，而同一天“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的棺木也由北京城迁到了泰东陵。她的棺木所过之处，当地的该年赋税均减十分之七。
　　五月，钮祜禄氏的牌位奉入太庙。
　　再往后，钮钴禄氏的谥号不断增加，从乾隆年间的“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一直到嘉庆年间的“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
　　
　　就在钮祜禄氏去世一个月的时候（二月二十六），乾隆还作出了一个决定：为母亲建造一座金发塔，盛放她生前梳落的头发。
　　八个月后，金发塔落成，共用六成金三千零九两九钱八分，塔高四尺六寸，底二尺二寸。塔内供有无量寿佛一尊及钮祜禄氏的头发。乾隆下令，于十一月初三日将金发塔安放于寿康宫东佛堂，继续为另一个世界的钮祜禄氏升天祈福。
　　
　　钮祜禄氏，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大的后妃之一。
　　
　　和钮钴禄氏一样，无心插柳柳成阴的雍正妃嫔还有一位，那就是和亲王弘昼的母亲耿氏。
　　
　　耿氏和钮钴禄氏一样，也是雍正“潜邸”时期的格格，也是只生了一个儿子，也是从不参与后宫争宠、从不为父兄谋取权位的。雍正登基时她只封了个“裕嫔”，而到雍正晚年则晋封为“裕妃”。
　　很显然，耿氏的地位升迁，也和她的儿子弘昼分不开。
　　
　　弘昼在雍正十子中排行第五，不长不幼又没有什么特出的本事，说起来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排行。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兄弟十人竟有六人夭折，剩下的——弘时生生地被父亲逼死，谦妃刘氏所生的最幼子弘适后来又过继给了果毅亲王允礼，搞到最后，乾隆皇帝只有弘昼这么一个亲兄弟了。
　　弘昼的人生是如假包换的“醉生梦死”。乾隆对他极有兄长情谊，他也从来不客气，骄纵荒唐为所欲为。乾隆让他监督殿试，他也敢中途跑出去吃东西。此君与乾隆一样，是个有钱就花的主儿，为此乾隆甚至把雍正“潜邸”里的财产都统统给了他，意思大概是——老爹紫禁城里的东西都归了我，那他老人家做王爷时的东西就全归你了。——如此一来，清帝中最富最舍得花的乾隆皇帝，也就有了一个所有王爷中最富最舍得花的亲弟弟。
　　大约是受了笃佛的母亲影响，弘昼非常明白“人生苦短”，也从不忌讳这个。没事的时候就给自己操办丧事。这位和亲王巍然端坐在本该放棺材的地方，将满台的祭品大喝大嚼，现场表演“尚飨”。而他的旗下官员以及家中婢仆便围着这么个“活灵位”表演孝心，嚎啕痛哭——面对这样的吃相还能哭出眼泪鼻涕，不但高难度而且考演技。
　　
　　生出这么个宝贝儿子的耿氏一直活到乾隆四十九年，封号直到皇贵太妃，享寿九十六岁，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高寿的后妃。她死后的安息之地，也居于其它诸妃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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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锁坤宁宫——嘉庆帝与道光帝的皇后们
　　
　　
　　这一篇要讲的皇后有好几个，其中姓钮祜禄氏的就有三个。嘉庆帝的最后一任皇后是这个姓，道光帝则有两位皇后是此姓。在三个钮祜禄氏中，嘉庆帝的钮祜禄皇后与道光帝的第二位钮祜禄皇后更是一对婆媳兼姑侄的关系。这对姑侄都不是丈夫的结发妻子，却都成功地当了坤宁宫的主人。只是这对姑侄之间的人生细节和最终结局，实在差得太远，而她们之间的恩怨，更令人叹息。
　　
　　一、嗣皇帝之妻：喜塔腊皇后
　　
　　 大钮祜禄氏是乾隆朝礼部尚书恭阿拉的女儿，早在嘉庆皇帝做“嘉亲王”的时候就已经与之成婚。不过，当时大钮祜禄氏只是“嘉亲王”的侧福晋，亲王嫡妻是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的女儿喜塔腊氏，只是由于喜塔腊氏早死，钮祜禄氏才正位中宫。就这一点说起来，嘉庆帝和他的儿子道光帝父子俩，在婚姻方面的大致情形还是挺像的，他们的元配妻子都是苦瓢儿，没能真正捱到老公登峰造极的那一天。
　　
　　 嘉庆皇帝全名爱新觉罗颙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十月初六，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生母是令懿皇贵妃魏佳氏。
　　乾隆皇帝一生共有十七个儿子，其中出自两任真正皇后的就有四个（元配富察氏生永琏、永琮，继后纳喇氏生永璂、永璟）。无论是论排行还是论出身论才干，颙琰都是中中之资，照理说这皇位永远是轮不着他的。只是那些上上之选的龙子多数没得到老天的眷顾，乾隆皇帝心目中最佳的继承人选竟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在了自己前头，短的只活了几个月，多的也就不过是二十五六岁。尤其是元配富察氏的两个嫡子夭折，对于本来一心想学汉族皇帝“立嫡子”的爱新觉罗弘历来说，更是莫大的打击。
　　就这样，到乾隆三十八年的时候，弘历只剩了七个儿子。其中永璂失宠、永珹永瑢过继宗室，真正能够考虑继承权的仅有四个皇子。在这四人中，永璇既无人望又有足疾；永瑆是个皇家葛朗台式的人物，守着近百万现银的财产，却是一个铜板也要分两片来使，就连自己王妃的陪嫁他都要变着法子骗到自己手里，然后逼着老婆和自己一起过喝粥吃咸菜的日子（道光皇帝是他的衣钵传人），丢尽了乾隆皇帝的脸面（永瑆的王妃是乾隆结发之妻富察氏的侄女）；永璘年纪最小，只知贪玩生事。相比之下，十五子颙琰（永琰）内向勤奋，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也正是这一年，乾隆沿用父亲雍正皇帝所定的鐍匣建储方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的鐍匣内，写上了颙琰（永琰）的名字，他从此在茫然无知中当上了皇太子。
　　颙琰和朝臣虽然不曾知道他已经成了皇位继承人，乾隆皇帝却是知道的。因此在第二年为颙琰选择结发妻子的时候，老皇帝颇花了一番心思。最终，正白旗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的女儿喜塔腊氏被选中。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3）秋天，十三岁的颙琰与喜塔腊氏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喜塔腊氏从此在蒙懂中成了“太子妃”。
　　颙琰新婚仅三个来月，他的母亲魏佳氏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九岁。颙琰与发妻的婚姻生活就在这样的大喜大悲中开了场，并且将贯穿始终。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清高宗弘历将自己名下仅剩的四个儿子都统统晋封，除永璘仅为贝勒之外，其余三人均为亲王。晋封后的颙琰，当上了“嘉亲王”。喜塔腊氏也水涨船高。只不过涨高的只是名份和物质待遇，在精神方面，亲王夫妇过得一点也不自在。“枪打出头鸟”，做为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子，他过得异常谨慎小心，哪怕是偶尔责打一个太监，都会被人把小报告打到乾隆皇帝面前去。
　　日子终于熬到了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九月。
　　初三这天，也正是爱新觉罗弘历登基六十周年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所有的皇子皇孙王公及满汉大臣齐聚圆明园勤政殿，当众取下并打开了已经在“正大光明”匾后收藏多年的鐍匣，并向众人展示里面那张陈旧的密旨。闷葫芦终于被打破，年已三十五岁的嘉亲王永琰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改名颙琰，移居毓庆宫。同时皇帝还下令追封令懿皇贵妃魏佳氏为“孝仪皇后”。直到此时，颙琰才知道自己竟已在糊涂中做了二十二年的储君。
　　在册立皇太子的同时，乾隆还决定履行自己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曾经公开许下的退位归政之愿，颁布了一道禅位诏书，决定于冬至日禅位皇太子。
　　诏书传下，颙琰夫妇其喜可知。只是天公不做美，偏偏冬至（十二月初一）这天出现了最不吉利的天象：“日蚀”。于是喜塔腊氏又陪着丈夫在皇太子这个位置上忙乱且战战兢兢地多呆了一个月。
　　
　　嘉庆元年（公元1796）正月初一清晨，清王朝的唯一一次帝位禅让大典，正式在紫禁城举行。
　　所有的王公大臣以及各国使节，一大早就在太和殿排班站队，所有的繁杂仪仗也一色排开。当太阳初升之际，乾隆帝的龙舆首先出现在等候众人的视线里，颙琰则身着太子冠服跟随在后。当身着明黄龙袍紫貂褂，头戴红绒珍珠顶玄狐暖帽的乾隆下舆之后，皇太子连忙侍奉着乾隆遍祀堂子、奉先殿、寿皇殿，最后才由大臣们将乾隆拥到太和殿的皇帝宝座上。
　　经过一通跪拜、奏乐、诵诏的繁文缛节之后，两位大学士将皇太子引导上阶。颙琰匐伏在皇帝座前，毕恭毕敬地接过了弘历递给他的“皇帝之宝”。从这一刻起，弘历成了“太上皇”，颙琰成了嘉庆皇帝。紧接，颙琰又率领大臣们向弘历行了一通跪拜奏乐之仪，禅位之礼毕。
　　禅位之礼举行之后，嘉庆皇帝的登基大典隆重开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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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来说，从此清王朝进入嘉庆纪元，皇帝也就该是嘉庆帝颙琰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与其说是“嘉庆时代”，还不如说是“后乾隆时代”更贴切一点。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禅位”不过是他的又一次政治作秀，为的只是大规模地沽名钓誉，这一点在他的禅位诏书里表露无遗：“朕缵绍丕基，抚绥函夏，勤求治理，日有孜孜，……寰宇ㄨ安，蒸黎康阜，声教四讫，中外一家。御极以来，平定伊犁、四部、大小金川……功迈十全，恩覃六合……”总之是缺点并无，功劳无边，所有皇帝的分内事都成了无私的奉献，所有的杀戮靡费都视若无睹，统统粉饰太平。而在把六十年的“功劳”都不厌其烦地数了一遍之后，乾隆帝轻描淡写地放了一句话在最后：“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
　　
　　为了迎合乾隆帝“禅位”的真实用意，军机大臣们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这么些新奇规范：退位的乾隆皇帝为“太上皇帝”，颁旨称“敕旨”，仍然用“朕”自称；新皇帝嘉庆只能称“嗣皇帝”。臣子们上书上表，遇“天”“祖”二字需抬高四格书写，遇“太上皇”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遇“皇帝”字样只抬高二格书写。“嗣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太上皇帝”过生日为“万万寿”。一应军国政事，嗣皇帝都要在太上皇帝的“躬亲指教”下办理。所有的旧有官员进京陛见或新官员离京赴任，都必须先请太上皇帝训话。
　　在“禅让”礼举行二十天后，湖广总督毕沅触了第一个霉头。可能是被辖区内的白莲教搅晕了头吧，在向朝廷上的奏折里，他虽然记住了新款抬格，却不慎造错了句子，句中皇帝先出现，“上皇”后出现。奏折看在乾隆皇帝眼里，顿时了不得。这位搞文字狱多年技巧已是炉火纯青的太上皇立马火冒三丈，下令将毕沅交部议处，并特地下旨以儆效尤：“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大事，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其外省题奏事件，并经军机大臣奏定款式，通行颁布。毕沅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
　　嘉庆的皇帝“蜜月期”才过了一半，乾隆就大煞风景地下了如此一道诏书，实在是将儿子的脸面扫了个一干二净。
　　当初乾隆在宣布要“禅位”的时候，曾经大张旗鼓大费银钱地修葺宁寿宫，说是要在退休后入住，可是当禅位仪式结束后，搬迁住处之事却再也没听他提起过。老乾隆仍然占着“养心殿”这个法定皇帝的寝居之处，说：“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宣布自己住惯了不想搬，还要在这里“训政如常”。无可奈何的嘉庆皇帝只得继续老老实实地住在太子所居的毓庆宫里。
　　非但如此，印着“嘉庆”字样的时宪历虽已在全国通用，却绝不允许进入紫禁城。在皇宫里看不到嘉庆纪元的任何东西，只有“乾隆六十一年”，就连铸币局铸造的钱币，也得是“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铸一半。
　　
　　既然嘉庆皇帝不能过问任何军国政务，那么能不能主宰自己的后宫呢？答案仍然是：不能。
　　在禅让礼举行三天后，也就是嘉庆元年的正月初四，嘉庆帝的结发妻子喜塔腊氏被册封为皇后。
　　然而喜塔腊氏所得到的封后诏书却与其它皇后不同，其内容很值得回味，开篇就是：“奉太上皇之命”，随后才是正文，“遣东阁大学士王杰为正使、礼部侍郎多永截止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
　　得了一封出自公公俯允的封后诏书还不算什么，更令新任皇后喜塔腊氏难堪的，是乾隆在自己正位中宫的大喜日子里还同时替自己的丈夫封了一堆妃嫔。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太上皇帝乾隆老儿还特地选定，在儿子和媳妇的这个大喜日子里大宴宾朋。只不过宴的不是来为皇帝皇后贺喜的宾朋，而是为老头儿自己大办“千叟宴”。按照从前办此类宴席的惯例，这个日子选得很有点出奇。因为既非登基周年之庆又非太上皇大寿之日。只能阴暗地揣测是老皇帝誓不让新任皇帝皇后抢自己的风头，誓要让天下官员百姓都知道谁才是帝国的主宰。
　　“千叟宴”在康熙年间曾经办过两次，乾隆也曾经在自己七十五岁时办过一回，但是都没有这回当了“太上皇帝”的宴席办得风光。据记载，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列名赐赏者五千人。赴宴者上至王公大员，下至兵民匠艺，乃至各国藩王使节，在初四这天集于皇宫的“叟”们超过了八千人。
　　由于乾隆有话在前，嗣皇帝必须“朝夕敬聆训谕”，这样隆重的宴席当然更不例外，更要向中外人等展示父慈子孝，嘉庆帝是必要侍奉的，断无甩了老子去瞧老婆的道理。
　　据朝鲜使节后来的回忆，在这一类的宴席上，“太上皇帝御筵于宝座前，皇帝宴位于太上皇帝宝座东次。”“宴响之时，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总之，在为乾隆太上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在“千叟”们鱼贯出入宫庭的繁忙中，嘉庆皇帝既分身乏术又不敢招惹老子的疑心，喜塔腊氏成为天下之母的日子，就这么乱七八糟地过去了。
　　
　　从此，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皇后的清王朝有了皇后。坤宁宫也终于有了名义上的主人。只是喜塔腊氏并不能迁居到那所皇后之宫，做为“嗣皇后”，她仍然要小心谨慎地和丈夫一起在太子宫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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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难堪的丈夫
　　
　　在中国历史上，“禅让”的事情曾经多次发生。
　　
　　“禅位”，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传说中就有尧舜禹之禅。但是这样心甘情愿的异姓禅位，真相如何令人存疑。
　　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上， “禅位”于异姓的皇帝倒也是有的，曾有人统计过，这类禅让在秦以后发生过十几次，依次是：汉刘婴禅位新王莽、汉献帝禅位魏曹丕、魏常道乡公禅位晋司马炎、晋司马德文禅位宋刘裕、宋顺帝禅位齐高帝、齐和帝禅位梁武帝、 梁敬帝禅位陈武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北齐高洋、 西魏恭帝禅位北周宇文觉、北周静帝禅位隋公杨坚、隋恭帝侑禅位唐公李渊、唐哀帝禅位朱温、周恭帝柴宗训禅位赵宋太祖。只是隐藏在这些禅让背后的真相都是不美好的，而禅让者最后多数也没能落得了好果子吃。
　　至于禅位于子孙之事，虽然不多但也屡见不鲜，北宋有过徽宗禅位于钦宗，南宋发生的次数更多，宋高宗一人就禅过两次，一次是禅给亲生儿子元懿太子，一次是禅给养子宋孝宗；宋孝宗则禅给了儿子宋光宗，宋光宗则禅给了儿子宋宁宗。再往前算，还有北魏献文帝禅位于儿子孝文帝，北周宣帝禅位给儿子周静帝,唐睿宗禅位给儿子唐玄宗、唐玄宗禅位给儿子唐肃宗……
　　所有的这些禅让，有的是被迫，有的是自愿，无论发生的情形如何，禅让之后的“太上皇”们，基本都是货真价实地离开了权力中心了。但这事到了乾隆身上，可就没这么便宜了。
　　禅让的热闹过后，世间百姓都对老皇帝甘心让位的举动崇敬不已。乾隆皇帝的名声既已捞着了，禅让的实质他也就懒得理会了。他绝不愿意宋高宗禅位后还要向儿子伸手要钱花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宣称自己绝不会象从前的皇帝那样懒惰，而是要发挥余热。潜台词当然就是绝不重蹈前人覆辙，防儿子之心比禅让之前那是有增无减。
　　
　　因此自从登基以后，颙琰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张。他倒也没有什么国家大事要处理，因为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仍然紧紧地抓在乾隆皇帝的手里。关于这一点，在他后来真正执掌大权处治和珅并宣布其罪状的时候再明显不过。在颁布的二十条罪状中，第六条是：“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第七条是：“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第八条是：“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嘉庆皇帝与和珅的恩怨由来已久，这是另一回事要另外说了。但是从这几条牵强的“罪状”中，我们却可以看得出来，做了太上皇的乾隆仍然是事实上的皇帝，无论是披阅奏章还是任免官员，他都亲力亲为，老得字都写不清了还不肯放权。太上皇若任命自己的亲信大臣主掌财务军政人事，那么部门里其它的人就只能听命于太上皇的亲信大臣。而嘉庆皇帝对一切都毫无置喙的权力。在人们的眼里，太上皇乾隆是真皇帝，接下来就得数和珅，嘉庆帝最多就排个老三。别说老子的话他不敢违背，就连老子的亲信他都不敢得罪。与其说他是个“嗣皇帝”，还不如说他是个“侍皇帝”。
　　
　　嘉庆皇帝受夹板气的实情，最初大约只有王公大臣宫廷内部知晓，然而登基一年之后另一件事的发生，却使这位“嗣皇帝”的傀儡遭际被毫不掩盖地公之于天下，世上做皇帝做男人者最无地自容的事落在了这位“天子”的头上。
　　
　　由于乾隆掌控了实权，并且对儿子百般的戒备提防，嘉庆的日子很不好过。而嘉庆帝的妻妾们也和丈夫一样，虽然成了所谓的后妃，却仍然象小媳妇一样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不但是不敢“逾越”一点规矩，甚至还要主动地缩减待遇，只求能讨得公公的欢心，不给老公招来祸患。可以想象，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能够拼命忍耐，熬到老上皇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在老头儿咽气前因小失大触礁被废。
　　然而，喜塔腊氏皇后虽然拼了命地苦熬，却终于没能熬到尝一尝真正皇后尊荣的那一天。还不等熬出头来，她就在嘉庆二年的二月初七病逝，享年三十七岁。
　　算起来喜塔腊氏与嘉庆皇帝做了二十三年的夫妻。在生育方面，她先是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74）四月三十日生下皇次女，随后又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八月初十生下皇次子，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九月七日生下皇四女。除了皇次女不幸四岁早夭外，喜塔腊氏剩下的一双儿女倒都长大成人了。那位皇次子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绵宁，皇四女则是后来嫁予蒙古贝勒博尔济吉持氏玛尼巴达喇的庄静固伦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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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喜塔腊氏不但身为皇后，更为皇家生育有功，怎么也该享些身后尊荣。然而喜塔腊皇后去世的消息刚一传出，太上皇乾隆帝就立即黑了脸。他已是风烛之年，最忌讳听到死啊老啊这类词儿。更何况喜塔腊氏虽是儿媳妇却好歹也算是个皇后，名义上是天下之母，难不成还要自己这个太上皇为她办丧事不成？若是儿子借这个机会逼老子“辍朝”，从而夺权，那就更是大糟特糟。
　　于是，还没等嘉庆帝从妻子的死讯中回过神来，乾隆帝的“敕旨”就送进了毓庆宫。这位太上皇下令，皇后的丧仪一切从简，皇帝只许穿七天素服不许穿丧服，除了到灵前祭奠外其它时间还不许摘去帽缨；大臣们也照此办理，至于出现在太上皇身边的臣子们，素服都不必穿来亮相，平常穿啥如今仍然穿啥，就是少挂一串朝珠意思意思就行，其间奏事理政一切如常。
　　嘉庆帝立即就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迅速做出反应，表示父亲在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么“不吉利”的事情影响太上皇的情绪。老头儿不是讨厌看丧服吗？那就干脆利索到底，连素服都免了吧！于是，整个皇宫都仍然金碧辉煌，宫院匾额上一朵白花一条白幡也瞧不见。举朝上下，包括嘉庆帝本人在内，事实上都仍然穿着平常的衣服，太监宫娥也照此办理。朝臣及内外命妇也不必大规模地为死去的皇后哭丧守灵，皇后的灵堂与棺木也只是置于“吉安所”，更只消嘉庆帝本人每天到棺前奠酒即可——而且只限奠七天。七天奠酒完毕，马马虎虎地上了一个“孝淑皇后”的谥号，就算完了事了。
　　为了迎合太上皇，嘉庆帝为皇后之丧定下的新款丧仪随即实施。喜塔腊氏枉做了一年天下之母，身后事办得比还没有江南地方的财主婆热闹。
　　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消除乾隆帝的疑心。他唯恐儿子借哭老婆之机发泄对自己的不满，密令和珅和福长安等人监视七天奠酒期内嘉庆帝的一切言行。
　　嘉庆帝做了三十六年儿子，能够最终突围而出当上“嗣皇帝”，对老子的心思早已经是知己知彼，焉有露出马脚的事体。
　　据后来和珅与福长安递给乾隆的密报可知，在七天奠酒期内，嘉庆帝不但没有在奠酒时痛哭流涕，就连素服都是一直走到灵堂附近才换上的。非但如此，他本人在七天丧期内宁可绕远路，也不接近乾隆帝居住的乾清宫以及常去的游宴之处，完全是一幅唯恐将晦气过给了太上皇的虔诚态度。
　　
　　从喜塔腊氏的生育情况来看，嘉庆帝对这位结发妻子的感情还是可以的，就算年少时有些花花肠子（长女长子都是姬妾们生的），但登基以来和妻子共度艰难互相勉励，不但是同床共枕的夫妻更是同守壕沟的战友，他受了父亲的气也只能向妻子诉说，这也足够令感情突飞猛进了。所以，对于喜塔腊皇后的去世，从常理推测嘉庆帝无疑也应该是很哀伤的。即使他对这妻子只有三分情意，被老子和权臣这样一逼，也要油然而生十分哀痛，兴起患难夫妻之情。也就不难理解嘉庆帝终生都对发妻念念不忘，对发妻子女格外优遇了。对于亲生老子他还要讲三分孝义，但对和珅与福长安却只会越发地恨之入骨。三年后乾隆皇帝刚一咽气，嘉庆帝就立即对和珅福长安下杀手，其怨根也算是深种久了。
　　想当年乾隆帝自己的结发妻子富察皇后去世，乾隆帝的生母也还在世，他仍然大办丧事，儿子大臣们哭得不够伤心或仪表太过鲜亮，都要被他臭骂痛贬关牢房。而如今他对待儿子结发之妻的态度，实在是天渊之别。似乎世上只有他才是能集孝子与伉俪于一身的人物，而别人都统统没有这个资格。
　　即使得到了“大内密探”们如己所愿的回报，乾隆帝对儿子仍然不能完全放心。同时他也迫不及待地希望搞点喜气冲冲。于是，喜塔腊皇后去世刚百日，乾隆帝也不待与儿子商量，就下了一道敕旨：“皇帝中宫不可久旷，即晨昏定省子妇之职缺如，朕心亦颇不愉……即将贵妃钮祜禄氏册封为皇帝之皇贵妃，表率宫廷，上以孝养朕躬，佐皇帝以绥福履，襄成内治。俟二十七个月后，再举行册立皇后典礼。”
　　
　　钮祜禄氏是礼部尚书恭阿拉的女儿，她到嘉庆帝身边的时间比喜塔腊氏晚得多，当时颙琰已是“嘉亲王”，身边的姬妾也已经有好几个。但是这些姬妾虽然早已生儿育女，出身却都没有钮祜禄氏高，所以她后来居上，一进亲王府就是地位仅次于喜塔腊氏的侧福晋。钮祜禄氏先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六月二十六日生下了皇七女，后来又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六月生下了皇三子绵恺。不幸的是，就在生下儿子的当月，钮祜禄氏的女儿也夭折了。
　　由于身份不同又生有子女，嘉庆帝登基不久就奉太上皇乾隆帝的敕旨封钮祜禄氏为贵妃。而现在太上皇帝又要求儿子在妻子热孝期间册立准皇后了。
　　无论嘉庆帝心里有多郁闷，脸面上有多难堪，无论老皇帝混浊的眼睛里藏着多少小九九，册封皇贵妃的典礼还是如期举行了。二十二岁的钮祜禄氏由贵妃而为皇贵妃，并且成为世人皆知的未来皇后。喜塔腊氏在树下苦巴巴地盼了半世，好容易才等到了一颗果子，却没来得及吃一口。掉在地下的果子却轻易地被钮祜禄氏拣到了并且享用了。
　　
　　从册封皇贵妃的这一天起，钮祜禄氏真正开始了她显赫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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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深宫惊变
　　
　　按照乾隆帝的敕旨，钮祜禄氏本应在二十七个月后正式受封为皇后，算起来那该是嘉庆四年的九月了。不过事实证明乾隆帝这老头儿对自己的寿数还是乐观得有点贪心了，他没能捱到嘉庆四年的秋天，就在那年的正月初三去世了。
　　就在乾隆帝去世的当天，嘉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发泄自己累积了三年多的惊忧怨恨。首先倒霉的除了权相和珅，当然也少不了与和珅同一个鼻孔出气的福长安。正月初三的上午，他以一副很郑重的样子向两人宣布，由于他们是乾隆帝的近臣亲信，因此为乾隆皇帝守灵办丧的国家头等大事，也应由他们挑头经办，以此向天下宣示君臣之义。
　　和珅与福长安既无可推辞，又被拍得晕头转向，也就傻陶陶地守在了乾隆帝的梓宫前，领着自己的亲信官员们一门心思地表演起了哭丧的本事。全不知已经是被嘉庆皇帝给囚禁在了停尸房里。
　　随后，嘉庆帝抓紧时机，开始大规模的调动自己能够信任的力量。和珅与福长安刚进殡宫，他就下令六百里加急召回正在安徽巡抚任上的自己的老师朱珪；当天傍晚，他又召来了永璇与永瑆，还有子侄中年岁最大的侄儿绵恩。授永璇总理吏部，授永瑆为军机大臣，授绵恩暂署九门提督兼管火器营建锐营。趁着和珅与福长安被隔绝了与宫外联系的机会，绵恩连夜将九门提督衙门中的所有军官都加以更换，将和珅府内的精锐兵士一千余人统统撤走。
　　初四清晨，彻夜不眠终于盼来绵恩回报的嘉庆帝松了一口气，下令御史们立即上书弹劾和珅与福长安。
　　弹劾的本章一拿到手，嘉庆帝就于初八正式颁诏：“中外陈奏直达朕前，不许副封关会军机处。” 晋封仪郡王永璇为仪亲王，贝勒永璘为庆郡王，绵亿为履郡王，其它有影响的皇族近支也各有不同封赏。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董诰、尚书庆桂入军机处，永瑆暂掌户部。原来在军机处任职的沈初免职，那彦成戴衢亭留任。同时削去和珅大学士、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一切职务，削福长安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等一切职务，立即下狱治罪。
　　和珅与福长安猝不及防，就这么当着他们的靠山乾隆爷的棺材束手就擒了。
　　
　　两人撤职下狱的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哄动朝野。京中各部官员，京外各路大员，无论是当真恨二人入骨，还是为了撇清，总之告发两人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紫禁城。
　　于是，和珅与福长安就成了众望所归的罪大恶极。
　　正月十五日，嘉庆帝徇众要求，公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在这些罪状中，头条内容十分有趣：“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为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也就是说，在乾隆帝正式宣布册封嘉庆帝为皇太子并决定禅位前夕，和珅就已经先于嘉庆帝知道了消息，并提前一天向他报了喜。一心以为拍到了马屁的和珅却不知道，儿子不知之事而近臣先知，这对于来说嘉庆帝来说，其实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此嘉庆帝将此事一直衔恨在心，数罪时竟列在不敬先帝、贪墨枉法之前。可以说，和珅的这个马屁实在是结结实实地拍在了马脚上。
　　正月十八日，嘉庆帝宣判了和珅与福长安的最终结局：和珅于次日悬梁自尽，福长安被迫全程观看和珅自尽过程，再下狱待秋后问斩。
　　
　　和珅死后，做了四年皇帝的颙琰终于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安排人事了。在一大串的任免名单中，有两项格外引人注目：和珅的死党吴省钦免官，因吴省钦出卖而在乾隆朝弹劾和珅失败被贬而亡的御史曹锡宝追赠副都御史之职，并荫曹氏一子为官。
　　曹赐宝是江南人，在乾隆朝任监察御史，他花了很大功夫收集和珅及其管家刘全逾越规制的房屋日用细节，写成奏章打算弹劾。只是这位一身正气的御史是个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知要打听人情事故，连自己的所谓同窗好友吴省钦与和珅本有师生之谊都没弄明白，在写成奏章想要找人商议的时候，竟找上了他。吴省钦自然立马把信传给了和珅。结果等到曹锡宝奏本递上，乾隆帝派人调查时，竟是查无实据。曹锡宝被乾隆帝训斥一场革职，终于在乾隆五十七年郁郁而终。
　　
　　嘉庆帝用最迅速的手法诛灭了自己含恨多年的和珅与福长安，终于在登基四年后当上了真皇帝。
　　在终于握住权柄之外，铲除和珅这项政治举措也给嘉庆帝带来了另一项收获：理财圣手和珅多年收受的贿赂、卖官枉法的不义之财以及他多年来经营运作所得的利润。
　　和珅到底有多少私财，一直众说纷纭。仅从嘉庆帝颁布的这方面罪状来看，就已经足令人叹为观止：和家花园中的亭台楼阁，与紫禁城中的宁寿宫及圆明园中的蓬岛、瑶台没有两样；和家所藏的珍珠宝石总数比皇宫还多，而其中最大的珍珠宝石已经超过了皇帝御帽上所镶之物的大小；和珅为自己在蓟州兴建的墓园竟建有不亚于帝陵的华贵享殿，墓下也有规模庞大的隧道地宫。
　　和珅一生积累的财产，最后都被嘉庆帝查抄了个干干净净。除了库存的粮食拿去赈灾、和家府邸平分给永璘及固伦和孝公主（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妻）、和家园林赠予永瑆以外，其它的全部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进了皇帝的私人帐户。
　　一般估算，和珅的财产总计在八亿两白银以上，是当时整个清王朝每年国家收入的两倍，真正是富可敌国。只可惜他一生营运，最终只能算是给嘉庆当了管帐的。
　　从此以后，世上多了一句民谣：“和珅倒，嘉庆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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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死了，和珅倒了，嘉庆朝的政事进入正轨。谁为后宫之主这件事，也很快上了议事日程。
　　
　　嘉庆帝执掌实权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当年就在乾隆帝热孝期间开始选秀女了，并且颁下旨意，重申八旗女子唯有经皇帝选秀落选，才可以谈婚论嫁。朝臣们这才知道多年来都看错了这位爷，原来他的好色之心比起他老子也不遑多让，完全是得了真传。
　　只是嘉庆帝虽然对老子满腹怨气，但也不敢当真冒天下之大不韪跟死鬼唱对台戏，何况皇贵妃钮祜禄氏也与他生儿育女且共度了艰险。于是，在乾隆帝丧期满后，他就在嘉庆六年（公元1801）四月册封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这是他的第二位皇后，也是最后一位。
　　
　　大约是有喜塔腊氏和乾隆帝的阴影，再加上又有了数不清的新鲜美女，嘉庆帝虽然册封了钮祜禄氏为皇后，对她却也并没有格外的宠爱，两人只算得是中规中矩的皇家夫妇而已。钮祜禄氏当了四年皇后，才再次生育，诞下了皇四子绵忻。这时已经是嘉庆十年了。总的来说，虽未得丈夫专宠，钮祜禄氏的皇后之位仍然算得是非常稳固的。
　　
　　只不过，老天并没打算让钮祜禄氏的皇后生涯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深宫中的惊险场景陆续有来。
　　
　　第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
　　这一天，正是嘉庆帝谒东陵还宫的日子。正当浩浩荡荡的仪仗护着嘉庆帝转过神武门，将要进入贞顺门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突然从角落里一跃而出，径直扑向嘉庆帝，手里还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
　　这场面顿时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守卫在神武门两侧的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全忘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全都木呆呆地站在原地，没一个人敢冲上去拦阻，而是眼瞅着嘉庆帝采取“自救”：狼狈不堪地避来逃去。幸好嘉庆帝身边总算还有几个胆大的，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嘉庆帝侄儿）冲上去拦住刺客、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嘉庆帝胞姐丈夫）随之扑上去抱紧刺客；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珠尔杭阿，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桑吉斯塔尔以及另两名护卫也迎上去围攻。在搏斗中，丹巴多尔济受刀伤三处，绵恩的左袍袖也被划破，总算把刺客给擒拿了下来。眼见刺客在电光火石间束手就擒，神武门两侧的其它百余侍卫们似乎才回过了神，连忙呼啦啦地冲上去，将嘉庆帝重重围护起来。
　　经过审讯，“刺客”的底细很快就查了个清楚：此人叫陈德（陈岳），时年四十七岁。他祖籍河南泰县，因其父母投靠在山东青州海防同知、镶黄旗人松年门下为奴，所以他一直在山东一带生活到三十岁。后来主人和父母都先后死去，陈德在山东难以维生，想到有个外甥姜六格在内务府正白旗当护军，便带着妻儿到了北京。到北京后，陈德夫妇先后在侍卫绷额布家、兵部笔贴式庆臣家、内务府笔贴式于兴家、内务府包衣管领达常索家做仆役，最后又给一个叫孟明的做了五年厨子。后来张氏去世，陈德一人抚养八十岁的残疾丈母娘还有两个儿子，生活非常窘迫。就在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陈德终因情绪失控喝酒闹事被孟明辞退，陈德只得搬去外甥姜六格家居住。姜家房子太小，住了不到一个月，陈德又不得不搬到东华门外小小水井黄五福家借住。
　　日子过得实在穷苦，陈德的精神开始有些恍惚，一面想寻死，一面又不甘心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死了。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几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怪梦，梦中他穿着一件“程乡茧蟒袍”，一幅富贵样子。他忽然“福至心灵”，认为那件袍子乃是黄色，预示着自己必有“朝廷福份”。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陈德看见军士执役们在北京的街道上黄土垫路，知道皇帝将于二十日返京，遂想定了主意。认为只消冒险行刺，将皇帝押在手里，就可以得富得贵。
　　陈德曾经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年期间在内务府镶黄旗包衣管领达常索手下当差，具体来说是为諴妃刘佳氏准备车辆什物的下层杂役。这活儿虽然收入低身份卑，却经常出入宫门，对路径非常熟悉。
　　于是，就发生了闰二月二十日的一幕。
　　案子审结，陈德父子都在二十四日被处死。陈德虽然死了，但这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莽汉的出现，却已足够使嘉庆帝脸面无光。
　　
　　历史上帝王遇刺之事并不少见，但陈德做为一个毫无背景精神失常的下层奴仆竟能堂而皇之地拿着刀子出入后宫，简直是天下奇观。更出奇的负责保安的护军门禁放进了刺客不说，还在出事后胆小如鼠，这一切都使得逃出生天的嘉庆帝极为光火。这就是他认为密不透风的宫苑，那些护卫们就是大清国从世代养活的八旗子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材吗？真不知多年来的银子都填到哪里去了！
　　更让嘉庆帝无地自容的，是事发时自己身边围着数百名天天喊着皇帝圣明的臣属，竟只有六个人肯为自己效命。虽然陈德在审讯中并没有说过自己有指使者，但惊魂未定的嘉庆帝对这点却始终无法释疑。他首先是重奖了“救驾”之人：定亲王绵恩与拉旺多尔济各加十万石年俸、赏御用补褂一件；绵恩之子奕绍为贝勒，拉旺多尔济之子巴颜济尔噶为辅国公，加紫禁城骑马；侍卫丹巴多尔济为贝勒，加三万石年俸；侍卫扎克塔尔世袭三等男；珠尔杭阿、桑吉斯塔尔世袭骑都尉；护军唐起、张庆磊加年俸五千石。
　　奖来奖去，肯救驾的也只有这么小猫三两只，嘉庆帝气不打一处来。既怒且疑之下，他的处罚旨意比奖赏诏下得更有份量：神武门护军统领革职，贞顺门护军副统领革职，京城侍卫副统领革职留任，京城侍卫统领革职发配热河，内务府御膳房总监发配伊犁，领头逃跑的三名护军处斩，其它的军士革退或交该管大臣严惩，同样陪在身边却未能挺身而出的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再怎样的处罚，也拣不回做皇帝的脸面。嘉庆帝一面严申门禁，一面不得不下诏自责责人，痛心疾首：“然百余袖手旁观者，岂无联之至亲？岂非世受国恩之臣仆乎？见此等事尚如此漠不关心，安望其平日尽心国事耶？……诸臣具有天良，自问于心，能无愧乎！” “陈德之事，视如猘犬，不必穷鞫。所惭惧者，德化未昭，始有此警予之事耳。”
　　
　　男人可以随意入宫，皇帝遇刺却查不出个名堂。这样的事不但对嘉庆帝是个刺激，对后妃们也是莫大的惊吓。只是他们没想到丢人现眼的事陆续有来，虽然严申门禁，虽然频下诏书，皇帝的话仍然等于没说，紫禁城仍然不得平安。
　　
　　转眼间，陈德案过去了一年半。
　　嘉庆九年（公元1804）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个叫了友的安徽和尚又再次轻易地闯进了紫禁城。这个和尚于当年正月去普陀山参拜，不知是不是拜完后觉得自己该走运了，他就想要去京城找找皇帝，弄个御封方丈之类的当当。到京后他一直围着皇宫转悠，虽然没找到什么入宫的机会，却也把皇宫的方向路道摸了个大概，了解了守卫的漏洞所在。就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这天凌晨，守候在景山东门外的了友遇到了“良机”，跟在往宫里送食物的队伍后面混进了皇宫。谁知天不作美，可怜的了友还没能找着皇帝的寝宫，就被巡逻的给抓住了。更可怜的是护军们这回虽然亡羊补牢抓住了混进宫的了友，还是被怒火中烧的皇帝给狠罚了一顿。
　　紧接着，就在嘉庆十年（公元1805）二月二十日（离陈德案二周年的纪念日不远）这天，又出了一件怪事。一个叫萨弥文（刘士兴）的中年男人扛着铁枪闯宫。这人倒也神勇，将守卫神武门的护军砍伤了好几个。众护军一齐上场总算将其制服，却又七手八脚打得太猛，萨弥文最后竟伤重身亡，始终也没能弄明白他到底是为啥来的。
　　虽然没查出个底细，总算这回神武门的护军们没有让刺客闯进宫去。
　　自觉拣回了一点脸面的嘉庆帝便打算重奖众护军。本来这倒也不错，可是皇帝在这时犯了一个错误，竟要诸军士详细汇报当时场面。
　　一番唾沫横飞之后，皇帝目瞪口呆地发现，原来护军们负伤的原因并不全是刺客神勇，而是护军们值勤时竟嫌兵器劳累碍事，没有一个随身佩戴了的。暗暗叫苦的嘉庆帝只得将这场论功行赏的报告会草草收摊，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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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十二月初十，又一件滑稽透顶的事情发生。就在嘉庆帝的眼皮子底下、就在紫禁城的中心地带——领侍卫内大臣值班的景运门内，居然混进了小偷。这小偷还用市面上极娴熟的手法，将值班内阁中书屈廷镇的海龙皮褂子给割开了一个口子。待得众侍卫闻讯赶到，小偷竟在千万人面前溜了个无影无踪。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这时候的紫禁城护卫班子只是摆来看看相的，实质已经与清王朝一样，是烂泥糊不上墙了。
　　只不过以上所述的这些事，都只能算是其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的铺垫。与这件大事相比，前面这些个事只能算小意思。对嘉庆帝后妃惊吓也不可同日而语。
　　
　　嘉应十八年（公元1813）秋，嘉庆帝按惯例离开北京城，开始了他木兰秋狩的行程。临走时他只带了几个年轻漂亮的新宠，而入宫多年已有名号的妃嫔大多都留在了紫禁城里，其中也包括了六宫之主钮祜禄氏皇后。可知皇帝是想要好好快活一下的。
　　然而嘉庆帝的秋狩一点也不愉快。首先是天不作美，阴雨连绵不断，围场上溪水暴涨，泥沼遍布。扫兴的嘉庆帝便下令提前回京。
　　就在回京的路上，嘉庆帝接到了直隶总督温承惠的奏章。温总督在奏章中向皇帝报告了一个消息，说天理教徒于九月初七有河南滑县造反。三千余教徒不但攻下了滑县县城，还杀了安司巡检刘斌和知县强克捷。
　　这里所说的“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也叫荣华会、八卦教等等，与如今日本神道系统的“天理教”可不是一回事，历史与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白莲教起源于南宋高宗时期，创始者是苏州僧人茅子元，此教在民间流传久远，其主脉与支派都多次发起并参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白莲教从乾隆年间就开始频繁起义，而其分支荣华会的首领宋进耀则在嘉庆十三年被抓入狱，教首换了林清，教名也正式改为“真理教”。
　　嘉庆自登基以来就一直在和白莲教真理教搅不清楚，接到直隶总督的奏报后，他虽然心情不佳，却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嘉庆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真理教起义与从前大不一样。
　　
　　事实上，此时的真理教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教徒行业五花八门，实力不可小觑。
　　嘉庆十七年正月，真理教主林清就已经开始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按照原定方案，林清本人率直隶教众攻打北京皇宫杀掉皇帝皇子；助手李文成与冯克善则分别在豫东与鲁西起兵攻打当地官府。三地同时起兵的日子是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由于李文成一支在河南打造兵器不慎走漏风声，李文成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捉住，河南的教众只得提前造反。曹县、定陶等地的白莲教众也闻讯暴动。
　　正当河南打成一片，嘉庆皇帝正在半路上着急上火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林清又按原计划时间起兵了。这就是紫禁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癸酉之变”。
　　九月十四日这天，林清派约二百名教徒，装扮成商贩模样进入北京城。十五日中午，众人在太监刘得财、刘金、张泰、高广幅等人的接应下，由东华门及西华门两个方向攻入紫禁城。在一番混乱之后，大约有四五十名真理教徒直入隆宗门，甚至直达养心殿。然而嘉庆帝不在宫中，起义者未能顺利完成杀死皇帝的计划。尽管如此，他们离后妃所居的宫室也已经很近了。
　　有人攻进皇城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后妃们耳中，喊叫和打杀声原已足够惊得这些养尊处优的女人们面无人色了，另一个消息更吓得她们瑟瑟发抖——把守午门的将领策凌，竟在闻听天理教攻入的消息之后，身先士卒地带队逃跑了。幸好钮祜禄氏皇后的脑子没有完全吓糊涂，她派人找来了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皇孙们。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皇次子绵宁（喜塔腊皇后之子，后来的道光皇帝）。总算他还没有被吓湖涂，总算他还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闻风而逃。不但自己带着鸟枪在养心殿前守卫，还指挥随后赶来的各路官兵与天理教众展开战斗。
　　混战进行到傍晚时分，在健锐营、火器营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官兵齐心协力的围攻下，真理教众终于抵挡不住，攻东华门的一路四十余人撤回了黄村宋家庄，进入皇城的几十人则被全歼于武英殿一带。林清本人也在两天后被捕。
　　真理教攻打皇宫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了回京路上的嘉庆帝耳里。皇帝在目瞪口呆之余，也不禁为儿子的英勇折服。当即下令封绵宁为“智亲王”，加给岁俸一万二千两，他当时使用的那支鸟枪也起名“威烈”。
　　回京之后，嘉庆帝对真理教攻打皇宫之事进行了详细调查，才发现策凌带兵逃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糟糕的是：给林清提供皇宫私密的竟是皇帝的近臣太监，更糟糕的是：林清的计划早已有知情人告发，而这样的消息竟被王公大臣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直拖到事发之后。
　　林清身边有个叫祝现的教徒，他的族兄祝海庆是豫王府的差役，早已经将林清攻打皇城的所有路线时间都弄得明明白白。然而当祝海庆在初九日向豫王告密的时候，豫王竟回答：“还差着好几天呢，急什么，等皇帝回来再说。”
　　卢沟桥巡检也在事发前发现了辖区内情形与平日不同，与宛平县令一起向步军统领吉纶报告，要求捉拿林清。谁知吉纶竟大怒，认为这是存心给太平盛世抹黑，将县令臭骂了一顿。
　　
　　事实摆在眼前。痛心疾首的嘉庆帝也只能发道诏书，自责“汉唐宋明未有之变”竟发生在如今大清朝，“较之明梃击一案，何啻倍蓰！”
　　然而，无论嘉庆帝怎么嘉奖儿子，怎么下诏痛责，都无法掩盖官吏因循、军纪涣散的实情，无法掩盖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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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谁是继承人
　　
　　“癸酉之变”的发生，非常清楚地表明：清王朝自乾隆晚期就开始显露端倪的败落之象一直都在无可挽回地发展，而嘉庆帝也不是一个能够挽回颓势的人材。他虽然一直想要做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并且确实勤政，然而他的才干和运气都差了那么些，就连当一个守成之君都不够格。
　　不过嘉庆帝的身体一直很好，他自己也颇以此为傲。虽然称帝已经二十多年，但想到父亲的高寿，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满是希望，认为总有峰回路转，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时间和机会。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嘉庆皇帝就带着这样满满的自信，再一次离开北京城，踏上了秋狩之路。然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留在宫中的钮祜禄皇后、随行或不随行的官员皇族，谁都没有想到，皇帝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大约是鞍马劳顿加水土气候变化，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旅途中的嘉庆帝感觉有些轻微中暑，但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晨果然精神大有好转。嘉庆帝一高兴，还在旅途的最后一段下了轿，策马驰骋广仁岭，赢得了近臣亲信们一片叫好声。花甲之年本就不愿服老的嘉庆帝于是兴头更足，到达热河后也未立即休息，更没有派人代表，而是亲自连着去了城隍庙和永佑寺拈香行礼。
　　一通热闹忙乱之后，嘉庆帝终于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入住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
　　虽然是避暑山庄，但是这几天的承德气候并不凉爽，空气异常沉闷。这对于小病未愈就过度劳累兴奋的嘉庆帝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就在当天晚上，嘉庆帝突然全身发冷胸闷，虽经医治调理，二十五日上午他已经无法自己起身了，拖到傍晚更是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最后，夜幕降临了。沉闷的天气也终于等到了最后的爆发。一场大雷雨降临了承德。
　　七月二十五日夜晚，就在电闪雷鸣和众人惊恐的表情中，六十一岁的嘉庆帝离开了人世。医案说他是中暑而死，野史说他是给雷电击死。无论如何，嘉庆时代结束了。
　　
　　正当众人为皇帝猝然弃世惊慌失措之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惊慌：皇位继承人到底是谁，老皇帝没有任何交代！
　　于是，众人唯一的指望，全落在了“鐍匣”里的传位诏书上。
　　
　　鐍匣传位诏，是雍正皇帝吸取自己兄弟为储位相争相残的教训而发明的创举。此后乾隆帝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按照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做法，传位诏书放在一个密封的匣内，此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头。
　　军机大臣们都知道，嘉庆皇帝早就照着父祖的方式写下了传位诏书。只是他没有把鐍匣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这倒不是说他不想放在那里，而是由于宫中二十几年来小偷刺客造反火灾风波不断，他压根就对挂那块匾的院子的安全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宁可把匣子走到哪带到哪。
　　然而问题是：皇帝带来山庄的行李千件万件，谁也不知道嘉庆帝把那个匣子、把那份传位诏书放在了哪里！
　　
　　惊慌之下，皇子龙孙和王公重臣们就在嘉庆帝的尸身旁边闹了起来。
　　内务府大臣禧恩首先站了出来，认为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此非常时期，应该尽快立定新君。他随后提议，皇次子绵宁不但年长，还是嘉庆帝的元配皇后所生，在几个皇子中更是最出色的，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此言一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军机大臣戴均元、托津。他们认为这做法有违祖制，只怕会惹出乱子。
　　僵持不下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人又想出了一个圆滑的法子：一面在山庄中寻找，一面派人向远在北京城的嘉庆帝皇后钮祜禄氏报信，看她的主张。
　　主意一出，立即得到了响应。就在当天深夜，钮祜禄皇后的亲哥哥、内务府大臣和士泰带着两名首领太监启程，连夜赶回北京皇宫。
　　
　　嘉庆帝死时，他的儿子还有四个：最大的是元配喜塔腊皇后所生的皇次子绵宁，最小的是如皇贵妃所生的皇五子绵愉，除此之外就是钮祜禄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二十五岁的皇三子惇郡王绵恺，一个是十五岁的皇四子瑞亲王绵忻。
　　现在，皇位究竟传给谁，选择权摆在了钮祜禄皇后的面前。钮祜禄皇后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给自己带来的竟是丈夫的噩耗，更没有想到由于皇宫多年来安全屡出意外，竟使得传位诏书不知去向，使这样一个关系大清王朝传承的微妙选择摆在了自己面前。
　　当然，这也是她的一次机遇。一切就看她的决定了。
　　决定很快就做了出来。钮祜禄皇后的选择，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丈夫与元配妻子所生的绵宁。随后，钮祜禄氏第一次以皇太后身份发布了一道懿旨。这道旨意迅速于七月二十七日送至承德，送到了皇次子绵宁的手里：“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事实证明，钮祜禄太后的这一项选择，不但理智，而且明智。因为就正当她在北京城里写下这道懿旨之时，避暑山庄中的人们也终于找到了鐍匣。——准确的说，那不是人们早已经熟悉的鐍匣，而是一个太监携带的没有任何特色的小金盒。然而里面装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传位诏书。这份诏书写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四月初十清晨卯时（5-7时），嘉庆帝在那一刻选定的继承人正是皇次子绵宁并且一直没有再更改过。算起来那时候的绵宁才只有十六七岁。
　　当然，假如传位诏真的找不到，那么皇太后的决定就是不可违背的了。而钮祜禄太后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与嘉庆帝传位诏书上的继承人完全一致。不得不使人佩服她的见识眼光远非一般女子可比。她没有在这个时候抱着侥幸心理册立自己的儿子搅浑水，而是循公办事，不但使皇室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也使自己的家族和儿女们逃过了一劫，更重要的是她以此真正在新皇帝绵宁（旻宁）的心目中树立了她做为母亲的形象地位。可以说，在亡父和继母双重的支持下，喜塔腊皇后的独子旻宁登上了清王朝皇帝的宝座。从此以后，旻宁（道光帝）对这位仅比自己大六岁的继母由衷尊敬，对与她有关的一切都千方百计地周全，无论她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愿望，都竭尽全力地满足。
　　相比之下，在传位诏没有找到、在皇太后态度不明确之前，对旻宁继承帝位的权力不表态甚至质疑的朝臣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道光帝正式登基并将众事理出头绪之后，就立刻开始和他们算帐。九月初七，道光帝就以“拟遗诏错误”为由，令托津和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文孚、卢廕溥留用。四人一起交刑部严议。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最终只有文孚一人平平安安地在军机处干到了自愿退休为止。
　　
　　就在朝臣们胆战心惊纷纷倒霉的同时，钮祜禄氏却平安舒服地过起了皇太后的日子。她于当年十一月移居寿康宫，十二月得到了“恭慈”的徽号，继续主宰着整个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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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追封的发妻
　　
　　道光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公元1782年9月16日），等到继承帝位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八岁，在那时已经算是个中年人了。那就是说，道光帝在即帝位之时，早已经娶妻生子了。
　　道光帝旻宁（绵宁）的元配妻子姓钮祜禄氏。——这个显赫的满洲姓氏在本文中已经是第二度正式出现。再往后它还要出现若干次。由于从前的女子只称姓氏而不留闺名，而清皇族多数又与这些大族联姻，因此后宫中这些雷同的姓氏更使人难以应付，这些女人们若是结结实实地攀上了龙，有了封号，死后又有谥号的话，倒也还可以各归各，否则的话就恐怕只能在姓氏后面加编号了。
　　总之，道光帝的元配福晋也是这么一个钮祜禄氏。与其它的宫廷钮祜禄氏一样，她也有显赫的出身：乃是户部尚书、一等子爵布颜达赉的女儿。这段姻缘缔结于嘉庆元年（公元1792）十一月，当时绵宁才刚刚十五岁。由于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所以当时绵宁提前当上了嫡长皇孙兼皇子。因为在嘉庆的儿子中，乾隆帝最看重绵宁，并且亲自为他指婚，于是他的婚礼选定在南三所撷芳殿举行，而且办得很是隆重。一般认为，乾隆帝嘉庆帝父子俩为绵宁选择皇宫内的撷芳殿举行婚礼，并让他婚后在此定居，是别有深意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绵宁其实就已经被选定做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了。
　　不过，未来的灿烂前途，似乎对新婚的钮祜禄氏没有什么立等可见的正面影响。至少在生活水平和条件上是如此。
　　道光帝的“节俭”，在历朝帝王中算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俭省作风，早在做皇子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据他自己称帝后回忆往事时说，他在做皇子时不但极少吃肉，甚至还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与妻钮祜禄氏就着茶水啃嚼就算是一餐。除此之外，他还奉行“七分饱”的原则，即使摆出菜吃饭，也严格要求每餐每人盛饭最多不得超过三碗。
　　据史书说，钮祜禄氏与道光帝感情甚好。老公克勤克俭，她也有样学样，从来不在屋中放置什么精美的装饰摆设，有床有桌椅可用就足够了。只不过任何人在想象皇家生活的时候，都会认为那是奢侈富丽程度上不封顶的日子，钮祜禄氏做为尚书小姐，又是生在“重女”的满族人家，她在娘家的日子就算不奢华，恐怕也没与烧饼没打过交道，更别说把它当家常茶饭日日吃将起来的。她当初是怎样从极度的落差中回过神并适应这样的婚后生活的，史书却没有记载，只能让后人臆测猜想了。
　　钮祜禄氏的婚姻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从生活节俭这方面说起来，她与绵宁也算是夫唱妇随，应该还是情投意后的。然而不知怎么搞的，两人的婚姻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钮祜禄氏竟从来没有怀上过身孕。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正月，年才二十七岁的钮祜禄氏病逝，结束了她显贵却拮据的皇家生涯，没有留下儿女。由于她死的时候绵宁还只是一个皇子，钮祜禄氏被安葬于王佐村（丰台区）。她在这里一躺就是十二年。十二年后，绵宁成了道光帝。于是本已经被人淡忘的钮祜禄氏忽然身后热闹起来。
　　道光元年（公元1821）六月，道光帝派郑亲王乌尔恭阿、顺承郡王伦柱为正副册使，带着皇后册宝来到了王佐村，为自己的元配妻子追册追谥，使她在去世十二年后当上了“孝穆皇后”——这个谥号在往后的若干年间又被咸丰光绪陆续加码，最终全称为：“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追册皇后的礼仪完成之后，两位使节又将孝穆皇后钮祜禄氏的牌位接回了紫禁城，入祀太庙及奉先殿。钮祜禄氏既成了孝穆皇后，她的父亲布颜达赍也自然水涨船高，晋升为“三等承恩公”。
　　追封追谥，是些热闹活人眼目的事体，棺材里面的“孝穆皇后”钮祜禄氏并不知道。但另一件事则不然，尽管她早已死去，这件事仍然与她直接发生了关系：改葬。
　　
　　按照历代封建皇朝的惯例，道光帝在即位以后就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他委派庄亲王绵课为首，领着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还有风水师宋泗、穆克登额、牛坤等人，浩浩荡荡地奔赴东陵，在宝华峪选中了一块“吉壤”，决定兴建帝陵。工程于公元1821年十月初十卯时正式开工。据说在开工后，风水师宋泗认为地宫穴位应做变更。然而经办大臣们深知道光帝力求节俭，为选穴已经费了不少银子，若是重移改图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定会惹得皇帝不快。由于皇帝几乎将大臣们是否节俭视为最主要的才干度量衡，因此没有谁愿意去触这个霉头请皇帝重选。最后众人只是将穴位往前移了五丈而已。在修建时果然发生渗水现象，英和仍然不予上报，而是为求省俭，又命工匠筑土拦水，只图表面光鲜，能蒙过皇帝验收就成。
　　帝陵的修建花了六年时光，终于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九月二十二日告峻。道光帝非常高兴，专程前往宝华峪查勘。对于风水土质及建筑质量这些个东东，皇帝纯粹是个看热闹的门外汉，是很容易被监工大臣蒙混过关的。可想而知，他对于这项花费俭省的工程非常满意，对建陵众臣一一论功行赏，就连戴均元在继位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的表现都既往不咎了。
　　陵墓建成的当月，道光帝便下令将“孝穆皇后”钮祜禄氏的棺木由原葬处迁往自己的帝陵地宫。迁葬仪式搞得也十分隆重，主祭的是道光帝的庶长子、也是当时道光帝唯一的儿子奕纬。虽然奕纬出生时钮祜禄氏早已去世，但在名份上，她仍然是奕纬的嫡母。
　　隆重的仪式后，钮祜禄氏原本栖身的棺材变成了皇后规格的“梓宫”并被运往宝华峪帝陵。正式下葬前，道光帝念及一十二载夫妻情份，还专程亲至棺前奠酒，给“孝穆皇后”的葬礼更添了几分风光。
　　不曾想，孝穆皇后入葬帝陵才刚一年，意外就发生了。
　　道光八年（公元1828）九月，道光帝出京谒陵，顺路到自己的陵墓去“观光”，一观之后，道光帝大惊失色：本应该干爽的地宫一直都在渗水，短短一年功夫竟积成了一个水潭，深度将近两尺，已经漫过了“宝床”（放置棺木的石台）。一眼望去，“孝穆皇后”的棺木竟恍如水中孤舟，再一细瞧，棺材足有两寸浸在水里，霉湿不成样子。
　　看见这个场面，道光帝怒不可遏，一面下令将孝穆的棺木从地宫起出，移到陵寝的地面殿宇里安放，自己又亲至棺前奠酒致歉；一面斥骂筑陵大臣“丧尽天良”，下旨严办：庄亲王绵课已病故，父债子还，四个儿子一律革职；戴均元撤职下狱，其子降职；英和也撤职下狱。本来按道光帝的怒火，英和是要被处斩的，总算皇太后看不过意，劝道光帝不要太下重手，英和才逃得一条性命，改判为和儿子一起发配黑龙江服苦役。
　　处分之后，道光帝又想起了自己修陵的花销，不禁肉痛起来。于是他又下令相关责任人等必须赔付。于是又抄家封产地办了一通，最后拢共收回了约三十万两银子，这才觉得心气稍顺。
　　道光帝经此一刺激之后，也没了在清东陵继续选址的想法。他随后改弦易辙到易县的清西陵重新选择葬地。陵址最后选定在龙泉峪，道光帝还亲自为自己的陵墓起名为“慕陵”。慕陵建成后，旻宁于道光十五年（公元1836）十二月将结发妻子的棺木再次安葬其中。
　　经过如是折腾之后，孝穆皇后钮祜禄氏才算是真正入土为安了。算起来这时距她辞世已将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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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无趣的皇后
　　
　　钮祜禄氏虽然当上了孝穆皇后，但她和嘉庆帝的第一位皇后喜塔腊氏一样，后位是追封来的，本人并没有活着当上过皇后。旻宁称帝后为他主持六宫事务的皇后另有其人，她就是继弦福晋佟佳氏。
　　佟佳氏嫁给道光帝的时候，元配钮祜禄氏仍然在世。因此严格来说她并不是一进皇家的门就做皇子的继弦福晋，而是先做了皇子绵宁的侧福晋。
　　说起来侧福晋佟佳氏的出身并不比嫡福晋钮祜禄氏低。她是三等承恩公舒明阿的女儿。舒明阿的公爵身份虽然是多年后追封的，但他同时还有显赫的身世，是康熙年间的一等公佟图赖的后人。佟佳氏为何会当上侧室，原因很简单：绵宁对发妻钮祜禄氏感情很好，钮祜禄氏却一直没有生育的迹象。这情形不但她自己着急，丈夫绵宁着急，就连公爹嘉庆帝都坐不住了。绵宁和钮祜禄氏成婚的第八年头上，忍耐不住的嘉庆帝终于又塞给儿子一个出身高贵的侧福晋佟佳氏以及几名身份普通的侍姬。
　　尽管佟佳氏家世高贵，但毕竟在婚姻制度中还是有个先来后到之别。钮祜禄氏仍然稳坐着嫡妻的位置，佟佳氏也无可奈何了。然而钮祜禄氏福薄，不但自己没有生育，不但没能等到丈夫当皇帝，甚至连丈夫当上亲王的日子都没能赶上，就先去世了（绵宁的亲王衔封于嘉庆十八年，钮祜禄福晋死于嘉庆十三年）。钮祜禄氏死后，嘉庆帝遂按序提升佟佳氏，于是她也就成了皇子绵宁的继室嫡福晋。
　　佟佳氏在位份和生育方面比自己的前任都要好一点儿。她在做了四年正妻后，于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七月初三日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也是绵宁的第一个女儿。两个月后，绵宁当上“智亲王”，佟佳氏也成了亲王的妻子。虽然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但佟佳氏心中的欢喜可想而知。她嫁给绵宁整整十年都没有身孕，早已对自己的生育能力忐忑不安，如今诞下女儿，足以使她的担心烟消云散，安下心的佟佳氏欣慰地等待着自己下次能够生个儿子。
　　然而这一等就没了下文。日子过去了六年，佟佳氏还是没能再次怀孕，更别提生儿子了。而更大的不幸也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十月二十日，她唯一的女儿患病不治，离开了人世，虚龄刚七岁。佟佳氏嫁为人妻十六年，只有女儿这么一点骨血，却忽然间也失去了，心情无比凄惨。总算嘉庆皇帝看重绵宁，看重佟佳氏的出身，特地下旨追封佟佳氏夭折的女儿为郡主。小郡主死时，绵宁已经三十多岁，却膝下荒凉，总共才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庶出又品性不济，他很不喜欢，倒是这个嫡出的长女聪明伶俐，绵宁对她极有父女之情，如今出身高贵的女儿竟死了，他也深受打击。对女儿的思念使绵宁在一年后刚即帝位还不到两个月、连女儿的母亲都还没有正式册封为皇后之时，就先追封嫡长女为“端悯固伦公主”，并在给自己修建第一座帝陵的同时，也在东陵许家峪为女儿选址建墓，这也是清东陵唯一的一座公主园寝。算是给了痛失爱女的佟佳氏一丝安慰。
　　就在丧女的第二年七月，智亲王绵宁即位为帝，名字也改称旻宁。当年十二月，佟佳氏升为皇后。
　　
　　虽然是身份尊贵起来，但佟佳皇后的心情并不见好。她不但难以成孕而且又刚丧独生爱女，丈夫虽然疼爱女儿，却也在为女儿建陵寝的同年开始广选秀女。这一切，对于做母亲的佟佳氏虽是安慰，对于做妻子的佟佳氏却实在不是滋味。即使是新得的皇后身份，也并没有给她带来比做亲王福晋宽裕多少的生活。因为她嫁的皇帝，是在吝俭方面赫赫有名的道光皇帝。
　　
　　照说，皇帝节俭总要比奢侈浪费的好，何况皇帝再怎么节俭，总还是比臣民过的日子要高杆很多。这话说别的皇帝还可以，但是说道光帝，就不合用了。他的“节俭”，实在已经超越了我辈俗人能够想象的层次。
　　道光帝刚一即位，就下令裁去了后宫嫔妃宫娥每年上百万银子的脂粉费，又把皇宫的日常开支帐都细细地查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皇帝一家的花销，一年有二十万两银子就足够有余了。于是他将这二十万两作定了规矩，交代给佟佳皇后，并传下谕旨，后宫女子位份在嫔以下的，必须日日吃素，不遇庆典不得吃肉。古时汉文帝以节俭闻名，也就是宠妃衣裙不绣花饰，道光帝犹觉得浪费，他规定嫔以下非但不能衣上绣花，就连鲜艳些的彩色衣服，也只允许在节庆之日穿一小会。
　　佟佳氏虽然位居皇后，本不在这些限制内，她既知丈夫力求俭省，再说道光帝对自己也要求严格，皇帝的生日也屡次停筵止贺，她做为皇后当然也就只能主动地克扣自己的生活待遇了。何况她身为皇后，不但要以身作则做嫔妃表率，而且道光帝每年只给她二十万两银子的后宫开销，也的确需要她日日盘算才能周济得过来。
　　在妻子的支持下，道光皇帝在节俭方面可谓日见精进，他即位当年就亲自查看皇宫内库，发现里面有大量历年各地进贡的衣料毛皮及各类摆饰，积压得如同小山。道光帝并没有把这些物事拿来给自己裁衣饰屋，而是下令将这些东西分赐各级臣工，并要他们回谢皇家银两，等于是将这些东西变卖了。此事就这么做定了例子，此后也屡屡举行，为道光帝挣了不少现钱。
　　虽然是找回了一些钱，道光帝仍然不舍得花。他仍然对皇宫中的一切用度非常上心，自己的衣服破了也不舍得换，总是补补再穿，而且对于缝补的价钱也要再三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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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以道光每日耗尽精神算计家用，时时盘点库存的劲头，他实在应该托生到普通人家，没准还能白手起家当个财主，可是他偏偏做了皇帝，于是天下也就跟着他倒穷霉。
　　可能又有人要说了，皇帝节俭，那也是优点哦。中国历史上节俭的皇帝不少，还都留下美名，怎么偏偏歧视人道光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道光那时的人就已经有很明确的看法。确实也有人说道光帝的俭省，连汉文帝宋仁宗都没得比。但是马屁精们偏偏忘了一点：汉文帝和宋仁宗在俭省的同时，也是明君，深谙用人治国之道。而道光帝则恰恰相反，他虽然节俭勤政，却才具见识都非常差劲，有时甚至把节俭过小日子看成了他人生的最大乐趣兼目标，他甚至认为，一个人是否节俭，完全体现了这人是否有才华本事。他也颇以自己的节俭为傲，把它当作自己的形象工程来搞。那么理所当然的，他也以此为衡量大臣能力品德的标准。因此虽然他极其勤政，但也只能是白忙活，只会把国家的事越弄越糟。
　　经过多时的寻找，道光帝终于在大臣中寻到了与他极有共同语言的知己，很快将二人用为宰辅大臣。这两人一个叫曹振鏞，一个叫穆彰阿。
　　事实上，道光皇帝的识人眼光差得无以复加，穆彰阿非但不节俭，更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为人卑鄙无耻，贪赃枉法，收了不计其数的贿赂，在自己家中过日子更是穷奢极欲。只是他深知“揣摩上意”，懂得逢迎皇帝。
　　穆彰阿知道道光帝省俭，便主动穿着破旧打补丁的朝服上朝。道光帝一见之下果然“龙颜大悦”，称赞他有“贤大臣之风”。此言一出，朝臣们顿时开了悟，也一个个地穿上破旧袍子上朝见皇帝。以致于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刚开始时价钱还不是很高，只与新袍子差相仿佛，有人把新袍子拿去以新易旧，旧衣铺子也肯成交。但到了后来，旧袍子货源紧缺，价钱涨到了新袍子的两三倍，有些穷官儿家就应付不来了，只得自己动手，故意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的节俭已经深入人心，不禁喜上眉梢，省俭得越发起劲。于是一群衣衫破烂得连寻常富百姓都不如的官儿，加再一个龙袍上补丁摞补丁的皇帝，上朝之时还君臣们聚在一起讨论何处有便宜菜蔬。这样的场面……呣，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能明白，那时的乾清宫实在是很象丐帮议事大堂。
　　道光帝既认定穆彰阿是自己的知己，对他说的话也就言听计从了。哪里知道这个乞丐相的家伙非但不是什么贤大臣，更是个大大的奸臣。仅从鸦片战争一事前后他的表现，就是一个明证。
　　
　　鸦片，也称芙蓉膏，大烟，明末就已经出现在我国边境一带，但大举进入国境，则是从乾隆末年开始的。英国人借贩卖走私烟片掠夺中国的财富，摧残中国人的体魄、英国政府还借机打探中国的各项情报，为大举侵略做准备。仅鸦片战争开战前四十年，英国就靠鸦片走私前后盗取了中国白银三亿多。面对这样的局面，湖广总督林则徐力主禁烟，向道光帝上奏说，若不厉行禁烟，若干年后中国：“不但无御敌之兵，且无充饷之银。”道光帝倒也深受触动，虽不知触动他的究竟是兵力损耗还是银钱消耗，总之，道光帝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十一月专门召林则徐商讨禁烟大计，在八天内接连召见了八次，又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月底便将林则徐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禁烟事宜。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上一举销毁了两万余箱鸦片，是为“虎门销烟”。
　　然而就是林则徐大力禁烟的同时，穆彰阿却在北京城里搅事。林则徐当初进京时没有给他送礼，又格外得皇帝垂青，穆彰阿不但妒忌而且怀恨，深恐林则徐取代自己的相位。与此同时，英国人又送了穆彰阿等人大量钱物，于是这位“贤大臣”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一面拼命地在道光帝面前讲林则徐的坏话，一面又密令广东官员进京告林则徐的状。在穆彰阿的上窜下跳中，愚蠢的道光帝强令林则徐于12月6日封港，断绝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又在次年1月5日，将邓廷桢任命为两江总督，使林则徐失去助力。
　　穆彰阿仍觉得林则徐官位太大，对自己是个威胁，于是又暗中向英国人通风报信，支持英国鸦片贩子及英国兵船到广东沿海骚扰生事。穆彰阿既然开门揖盗，鸦片贩子们也就不客套了。1840年5月，英国政府发动了侵略战争，派兵攻打林则徐所在的广州。林则徐一面抗英，一面通知沿海省份整兵备武，严防英国军队。然而，由于沿海各省许多大小官吏与穆彰阿有瓜葛，他们都对林则徐的警报置若罔闻。谁知，英国军队果然在攻广州失利后转攻天津。虽然战事被发大了，但穆彰阿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趁机将林则徐的禁烟抗英主张都抹了个精光，使道光帝革去了林则徐邓廷桢的官职，改派自己的同党琦善到广州去。
　　琦善到广州后，按照穆彰阿的指示，一个劲地向英军送钱送物，任由英军攻打中国领土，对主战派官员的正确主张统统不予理睬。英军很快分头向沙角、大角、虎门炮台进攻。虎门守将关天培请求增兵增火力迎战，琦善竟只给他二百兵士。很快，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父子殉国。沙角失陷。
　　听说沙角失陷的消息，道光帝倒也知道着急，连忙又重新起用林则徐，要他重振当初力守广州的风范。然而到这个时候不但是军机已失，道光帝还吝于花钱备军，穆彰阿又派同党去广东当官，并指使其横生枝节，不但弹药枪炮克扣，甚至还到了要林则徐自己掏钱雇兵勇的地步。2月25日，虎门炮台失陷，关天培殉国。3月1日，潖州炮台失陷。琦善更在与英国人谈和之时，私自将香港岛割给英国。
　　直到这个时候，穆彰阿仍然一门心思地结党营私，想方设法将林则徐调离广州。林则徐遂被道光帝调到了镇海。林则徐刚走，穆彰阿的同党奕山便在与英国人开战仅七天的时候主动投降，并签订“广州条约”，赔偿英国六百万银两。然而就是这样的局面，道光帝仍然对穆彰阿偏听偏信，认定林则徐要为这桩条约负责，于6月28日将正在镇海与余姚知县汪仲洋研制新式大炮的林则徐革职，发往伊犁充军。
　　
　　对于穆彰阿一党的误国害民，另一位军机大臣王王鼎恨之入骨，每次与穆彰阿相遇都厉声责骂。林则徐被贬谪后，王鼎当着道光帝的面前痛骂穆彰阿：“如林则徐之贤，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桧、明之严嵩耳。行见天下事，皆坏于汝手。”
　　穆彰阿自知理亏，不敢答言。道光帝反而自动跑出来为穆彰阿张目，对王鼎说：“卿醉矣。”强令太监将王鼎拖了出去。王鼎不甘心，第二天又在朝会上继续质问穆彰阿。道光帝见王鼎又来与自己的“贤大臣”为难，竟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王鼎抢上去拉也拉不住。
　　眼见国家如此败落，皇帝还昏庸自大斤斤计较于衣食小钱，王鼎激愤不己，回到家中便写下了一封疏章，将穆彰阿的劣迹尽书于上并请求皇帝重用林则徐。写完奏章，王鼎自缢而死，希望能以此引起皇帝的重视。
　　然而王鼎的遗章落在了关系网密如蛛丝的穆彰阿手里。穆彰阿立即派人去哄骗王鼎的儿子，说：“上怒未解，若以此奏，则尊公恤典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矣。其勿奏便。” 王鼎之子果然相信了穆彰阿的话，遂将遗章隐瞒不报，向道光帝报告说自己的父亲是暴疾身亡。爱国无门的王鼎就这么白白死了。
　　除了林则徐，其它力主整兵抗英的将领官吏也都在穆彰阿的打击范围内。他后来还煽动道光帝将在台湾领导抗英的姚莹、达洪阿革职押解进京。并动用自己的人脉在反英战争中设置障碍。等到失败的消息一来，他就得意非凡地向道光帝炫耀自己的未卜先知：“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道光帝越发将穆彰阿的见解视为真知，最终在穆彰阿的鼓动支持下，接受了英国侵略者所有的赔款割地条款。对于皇帝的愚蠢，仁人义士都愤怒之极，以诗纪云：“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中国封建历史上头一号的误国蛀虫，竟然得到了道光帝终生不渝的宠信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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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帝宠信的另一位大臣是曹振镛。
　　曹振镛可算是中国大臣群中的一个特殊人物，吝啬得超出常理。他每天上完朝都要换上粗布衣服带上菜筐和秤杆，亲自去菜场买菜，往往为了一个铜钱和小贩们耗上半天功夫磨嘴皮子。曾经有一个小贩被他缠不过，恼怒之下破口大骂，曹振镛眼见买不着便宜菜，很不甘心，立即打出“大学士”的金字招牌，亮出表明身份的物事来。直把小贩吓得磕头求饶，乖乖地让他沾了便宜去了。道光帝与曹学士交谈之下，顿时大起知己难觅之感，认定如此节俭之人定是爱国有志的栋梁之材，不但提拔他当了重臣，还见天儿地把他召进皇宫密谈。只不过这对君臣花功夫谈的不是那些急得火烧眉毛的国家大事，而是何处有便宜菜蔬，办同一件事，宫内宫外在银钱方面花销有何差距。
　　有一次，道光帝发现曹学士裤膝上打了个补掌，立即问道：“你打这个掌要费多少银子？”曹学士答曰：“须银三钱。”道光帝登时叹息道：“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然后道光帝又问：“汝家食鸡卵，须银若干？”（这里有个讲究。道光帝为了省钱，在饮食上也很下功夫，比如他觉得夏天吃西瓜消暑太费钱，便下令后宫除皇太后外一律取消西瓜，只提供凉水。除了嫔以下不得食肉之外，他还将帝后的膳食减为每天“五品”，即每餐连菜带主食在内不得超过五种，其中还以素为主。而由于内务府所报菜钱中鸡蛋最廉，所以在这五品饭菜中炒鸡蛋是雷打不动的一碗。这规矩被严格遵循，即使是过大年可以丰盛些也从没少过鸡蛋。比如道光八年正月初一皇帝吃的开年第一顿大餐，尽管节日期间菜品可以提高档次，鸡蛋也没少过，那顿饭道光帝吃的是：浇汤煮饽饽、羊肉丝酸菜、溜鸭腰、鸭丁炒豆腐、鸡蛋炒肉。——听起来这菜似乎还可以，可是咱们要想想，这可是皇帝过大过年啊……）
　　不过曹学士方才听说内务府补裤子竟报销了五两，心知自己说走了嘴，势必会得罪内务府的大臣使役，因此对于皇帝再问鸡蛋的价钱，他就长了心眼，竟回答道：“臣少患气病，生平未尝食鸡卵，故不知其价。”这才算蒙混过关了。
　　即使如此，补丁的价钱也足够让道光帝伤心了。一但知道自己被内务府占去了便宜，道光帝连议国事的心情都大受打击，他马马虎虎地议完了事，立即赶回后宫向佟佳皇后长吁短叹。从此以后，佟佳皇后便亲自领着领着嫔妃宫女勤习针线功夫，不但为皇帝补衣，最后就连日常穿的内外衣物都是由女人们亲自裁剪制作了。自道光帝控诉了内务府缝补要价过高之后，佟佳皇后为了省钱，就连自己的座垫破了也不舍得换，并且也就直接要宫女们动手补缀。然后继续使用。总算还是曹学士及时闭嘴，若是他说出宫外鸡蛋的实价，只怕佟佳皇后就不光是领着嫔妃学针线这么简单，而是要在后宫中学习怎么养下蛋的母鸡了。
　　
　　曹学镛除了会上菜场讲价，还有什么别的本事么？有的，那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此事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他本人亲自向门生传授自己的为官心得曰：“多叩头，遇事勿出主见。”总之是道光帝说啥，他就附和啥，总之天子圣明就对了。
　　道光帝在曹大学士的磕头声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了不起，对于那些向自己进谏说扫兴话的大臣就更看不顺眼。然而国事纷扰，大臣们只要稍有人心者，焉有不大谏特谏的道理？
　　道光帝眼见案上的奏章越来越多，从早忙到晚也看不完，而且奏章中还没几件喜事，对此深为不满，一心要想个法子治一治众人。
　　于是，天才的杜受田出现了。
　　杜受田立即义不容辞地“为君分忧”，给道光帝出了个“好主意”：“凡进言者，不问其所言如何，但挑剔其奏中格式之失，字体之误，交吏部议处，则言者苦之，封奏自稀。且使臣下见帝于此等小节尚不肯稍贷，若犯忌讳之大者，被罪必更深矣。如此则无禁遏言路之名，而言路自然结舌。”——也就是说，任何人的奏章，不管里面说了些啥，究竟说得有理没理，皇帝都不要去看，只要专心拿着放大镜找哪个字写歪了、哪一句格式出毛病了就行。找出来之后立即将上奏的人交到吏部去处分。如此一来，大臣们知道“写多错多”，奏报的事情又不被采纳，也就再不敢进谏上书了。
　　道光帝依言办理，果然没多久，奏章就迅速递减。从此以后清王朝的官吏们更加恣意妄为，再不必怕有人向皇帝告发了，就连打了败仗都敢向皇帝宣称是大胜。于是国事更加凋零，外虏更加猖狂，时人笔记云：“自此士气愈销，人才愈败，而国事亦愈棘矣。”
　　然而道光帝却是龙心大悦，觉得从前的皇帝只不过是少听了几道奏章就被言官们骂成是“禁遏言路”的恶名，哪有自己这么英明，不但堵了官员们的嘴，还没有谁能抓着小辫子。
　　道光帝立即论功行赏，杜受田遂被委以重任，当上了道光帝晚年最心爱的儿子奕詝的师傅。有这么一个师傅，奕詝是怎么变成未来咸丰皇帝那么个德性的，也就不奇怪了。——在这里要格外提出，奕詝，就是道光帝最后一位妻子的儿子，他的母亲就是孝全皇后钮祜禄氏，道光帝继母皇太后的侄女儿。
　　
　　做道光皇帝的女人实在是件很艰苦的事。节俭倒也罢了，他还是个完全没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道光朝一件人事调动的议案中看出。
　　那时有个封疆大吏名阮元，曾历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在任上都颇有建树。照说这样的人材是绝对应该重用的，道光帝倒也动过这个念头，可是他刚一听说阮元酷爱金石书画，就立即打消了重用阮元的计划。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道光帝认为世人绝不能“不务正业”，也不能在其它地方有所用心，否则的话，一定干不好本职工作。偏偏阮元雅好学术书法，在政务之余精研金石，是晚清书坛的领军人物，还写下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贴论》两本书学名著。——据此，道光帝认为阮元太重视生活情趣，肯定做不好本业，所有的政绩都不过是误打误撞来的。——倒霉的阮元在道光一朝的前途，就再没有提拔的可能了。
　　古人说“琴棋书画”，书法不但是生活情趣，更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陶治。可是就连书法都能被道光视做“不务正业”的范畴，那可实在想不出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还能有什么情趣可言了。
　　
　　佟佳皇后就这样含辛茹苦地做着“皇帝背后的女人”。不过她的辛苦倒也可以说没有白费。道光帝对妻子的省俭也深为称赞，认为她确是自己的良佐。因此，尽管道光帝平常年份从不为自己和妻子庆祝生日，但在道光十年（公元1810）五月，他还是决定要破例为佟佳皇后过个生日。因为这年是佟佳氏四十整寿，算是个大日子。
　　这是旻宁称帝后第一次为妻子过生日，也是唯一的一次。而对于这一次皇后“千秋”的宴席，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大大地记了一笔：面对成百上千的王公大臣及其内眷，还有后宫嫔妃宫女太监，道光帝只给了御膳房宰杀两口猪的指标。于是，佟佳皇后的整寿千秋宴，就只有一品肉片打卤面款待来宾了。所有与宴的贵戚大臣，都对这样的“席面”瞠目结舌。
　　然而，大臣们看不上这样的饭食，佟佳皇后却已经是很满意了。因为她知道，曾经有一次道光帝召见大臣及将领们讨论回疆战事，误了大家的饭点，曾经请过一回客。当时在场的重臣有十余人，道光帝竟也只摆了一席，而且还照例是牵荤带素连主食的五品。一群人连筷子都不敢下，深怕大家一举箸盘子就见了青花底，没了皇帝的吃食。硬是忍着饿听道光帝长篇大论了一个多时辰，饿得一个个前胸贴后背地回家去吃。也亏得没哪个是低血糖，否则定要现场晕倒过去。
　　－－十余文武重臣，为国家战事昼夜操劳、浴血疆场，皇帝竟连一餐粗淡饱饭都不舍得请他们吃，如此“节俭”，真是令人发指。这样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得属下拥戴、治理得了国家！！
　　
　　不过，这样一看，佟佳皇后当然也就确实有对自己的寿筵满意的理由。两相比较，道光帝对于佟佳皇后的寿诞，就已经算得是大费盛设了。
　　
　　大约是宫中事务众多操劳，营养又跟不上，宫中还嫔妃众多，佟佳氏立后十余年间也没能再怀上身孕。道光十三年的新年刚过，操劳了众多典礼仪式的佟佳皇后终于病倒。拖到四月二十九日，她离开了人世，逝于钟粹宫，享年四十三岁。
　　道光帝对佟佳氏的“内助”之功还是很感激的，因此在佟佳氏死后还特地传旨，要求王以下有顶戴者百日内均不得剃发，而且均要停宴止乐一年。这规矩实在出人意料，引来很多王公重臣反对，其中也包括皇太后的亲生儿子惇亲王绵恺、最早倡议道光帝即位的多尔衮后人禧恩。伤心头上的道光帝不但没有理会，反而大怒，将两人统统罚俸三年。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6）十二月，就在道光帝的元配妻子孝穆皇后钮祜禄氏改葬新帝陵的同时，追封为“孝慎皇后”的佟佳氏也同时下葬，结束了她在人世间显赫却清苦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