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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媚的努力见到了效果。很快，不但高宗对她非常满意“谓能奉己”，就连被她分享了丈夫的王皇后都对她感到非常满意，甚至还“数誉于帝”。武媚终于重新在后宫中站稳了脚跟。而这样一致的好评听在高宗的耳朵里，他越发觉得自己眼光不错了。何况，“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在武媚的努力经营下，高宗的感情世界被她紧紧地把握在了手里。而随着高宗宠爱的天平的倾斜，更好的事情降临在了武媚的身上：她怀孕了。
　　就在武媚怀孕不久，永徽三年(652年)七月初二，王皇后的养子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很多时候，这件事都被认为是她容纳武媚之后，李治对“贤惠妻子”的投桃报李，也代表着皇后与淑妃之争，萧淑妃的彻底失败。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竭力讨好皇后的武媚人在屋檐下，又正被高宗所宠，肯定是为王皇后帮了大忙的，至少这时的她没有唱反调的胆量和环境。这当然也成为她讨王皇后喜欢的理由之一。
　　高宗对于自己迷恋的女人怀孕这一消息，表现得更是热烈。当然最令他心花怒放的，是武媚果然在不久之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不但是个男孩，更是李治做皇帝四年以来，后宫诞生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诞生，对武媚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儿子就是后宫女人的依靠。从此，再也没人谁能够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角色。这意味着她终于可以拥有真正的正式身份了。不过，且慢，太子忠的母亲不也是为李冶生下了儿子吗？结果李冶压根没把她当回事，她照样毫无名份可言，以致于不得不甘心将儿子过继给王皇后。
　　然而，武媚是绝不会、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她固宠有方，李治也非常配合，生下长子没多久，武媚就又怀孕了。这一次，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对高宗的宠爱如此高效率回报，使高宗心花怒放，他对武媚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三月，三十一岁的武媚终于摆脱了“半婢半姬”这个象恶梦一样缠绕她十七年宫廷生涯的卑微身份，被高宗李治册封为九嫔之首的“昭仪”，正式进入皇帝的嫔妃之列。
　　这个“昭仪”的名份，仅次于皇后及四夫人，位列后宫第六位，而这个封号的给予，同时也证明武媚真实的受宠程度，无疑是后宫第一，再加上皇子李弘和刚出生的女婴，高宗觉得仅仅是一个昭仪的名份，还不足以体现自己的恩爱之情。于是，《资治通鉴》就有了这样一笔记载：在武媚成为昭仪的当月（十四日），高宗一口气加赠了十三位唐高祖从龙功臣的官爵——可以想象，另十二人都只是捎带，高宗真正的目标，是要给武昭仪的父亲武士彟追赠，以再次提高武家的地位，提高武昭仪的地位。
　　
　　现在，武媚成了九嫔之首的武昭仪，她不但有了正式的妃嫔地位，而且还得到专宠，成为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宫人妒羡的对象。
　　成为昭仪后，武媚对王皇后的态度开始了迅速变化。当初她能够甜言蜜语卑躬屈膝地侍奉皇后，但现在她却再不愿这样做了。
　　武昭仪是肯定想往上爬的，不止是她，后宫中不想当皇后的女人恐怕还没有，只是恐怕谁也没有她的欲望那么强烈。这不光有遗传自武士彟追求富贵利禄的欲望，还有一种骑虎难下势在必行的局面所迫。
　　在经历了两朝后宫诡谲之后，她已经深刻地明白了皇帝的宠爱是多么的不可靠，只有依靠宠爱爬上高位营造身份，才能相对长久地保住生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更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她有不合适的经历，又有如许多儿女，没有亲儿子的王皇后和她的家族不可能不将她视为劲敌，萧淑妃也不会谅解她。——事实上，自从她生下儿女，晋位昭仪，王皇后和萧淑妃已经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只不过此时高宗正把武昭仪看成心头肉，因此“皆不纳”罢了。一但宠衰，皇帝纳了这谗毁，或一但皇帝先死，这个身世有问题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将会在新帝与太后的手下过怎样的日子？毫无疑问，假如武昭仪不继续往上爬，不继续清扫一切障碍，总有一日她会落得很悲惨的境地。——在这方面，武昭仪有充分的理由：就在她晋封昭仪专宠后宫的前后，大唐王朝发生了高阳公主谋反事件，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为了一己私人恩怨，就将太宗的庶出之子吴王李恪以及李唐皇室的宗王等人诬杀、流放了。
　　然而问题在于，武昭仪虽然想当皇后想得发疯，却找不出王皇后什么错漏来。王皇后是士家大族的女子，没有犯什么过错，又是太宗亲口认可过的“佳妇”，养子成了太子，又有一大堆的士族宰相重臣支持。虽然高宗对王皇后没有什么感情，对支持她的老臣们又多少有些忌惮，但他也不认为这个妻子有什么必废不可的理由。
　　按照一般常理，王皇后已经正位中宫，舅父为相，养子又立为储君，以这种状况，她虽然孤寂，却也完全能以一个高级摆设的状态平平安安地度过皇后生涯，荣升太后的。王皇后和她的家族显然也有这份共识和信心。皇后职责所应做的每一件事，王皇后都合乎礼节地做齐了，即使对武昭仪有所不满也都未见公开表示，即使曾在高宗面前对武昭仪略有微词，但应有的礼节她一样也不疏漏，因此无论武昭仪想尽办法，收买多少近侍宫人，也找不到什么能威胁得了皇后地位的毛病、不能使高宗下定废后的决心。
　　然而王皇后太不幸，她的家人除了与生俱来的“世族”血统之外，根本毫无长技，她的母亲柳氏和舅舅柳奭，可以算是她最直接的助力，可惜柳奭虽然身份高，却一直没能力掌握什么实权，偏偏又和他的宝贝姐姐一样以嫡后亲眷自许，每次入宫见妃嫔宫人乃至皇帝左右侍丛，都甚为傲慢，反倒替王皇后得罪了不少宫中人物——老大，凌驾于妃嫔女官之上的毕竟只是那个年青女人，你们俩有什么资格对那些女人内官倨傲？——除此之外，王皇后还遇到了一个最可怕的挑战者。做为一个曾经历过一无所有、人生渺茫日子的女人，再没有什么“困难”会放在武昭仪的眼里——同理，她既然已经将自己的性命都敢于拿来冒险押注，发起狠来别人的性命就更不成问题。更何况这时的局势在武昭仪看来，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既然情报收集显示皇后的品行无缝可入，没有可供中伤的内容，那么就给她制造出内容来，而且还要是一击即中的内容。
　　于是，被史家形容为“振喉绝襁褓之儿”的安定公主事件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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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昭仪的长子李弘，大约是在永徽三年冬天出生的，大约在永徽四年底、五年初，武昭仪生下了她的女儿，随即封昭仪。后宫中多了一个新生儿，做为“嫡母”，王皇后势不免要时常来看望看望。这个出身士族，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年青女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历代后宫中最大的危险：“夺嫡之谋”已经借机逼近了她。
　　《新唐书》后妃列传中对整个事件有如下描述：“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也就是说，当王皇后又一次来看望小公主并逗弄这个小婴儿之后，武昭仪偷偷地向自己的新生儿下了杀手。当高宗兴高采烈地来探望女儿之时，却看到了女儿无声无息的小小尸体。这样天上地下对比强烈的刺激对于优柔寡断的高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当他亲自调查原因时，却听到了众口一词的“后适来。”可以想象，即使查无实证不能入罪，但王皇后就算满身长嘴也无法再为自己洗清了。高宗对王皇后本来就没有多少夫妻之情，如今又被爱女之死和宠妃之泪刺激得眼睛发红，当即大喊：“后杀吾女！”一口入了王皇后的杀女之罪。
　　从此，李治对王皇后十几年的夫妻情份宣告恩断义绝。然而，那年头婴儿的夭折率本来就很高，况且太子养母何苦去杀一个断无继承权可言的嫔妃之女？因此尽管高宗已经认定王皇后杀女，却也无法说服朝臣，达到废后的目的。然而这桩没来由的死婴案毕竟关连到宫闱秘事，又牵连了公主之死，就象高宗无法说服朝臣一样，朝臣也改变不了高宗对王皇后及其家族的厌恶，必须有牺牲品为这件事承担后果。于是皇后的舅父柳奭成了替罪羔羊。柳奭是头年冬天当上中书令的，如今才半年功夫，座垫还没捂热，他就不得不主动请求辞职了。高宗当然立即批准辞呈，柳奭贬任户部尚书。
　　皇后彻底地失了宠，武昭仪的皇宠却正如太阳渐升。她又怀上了身孕。就在这年十二月十七日，随高宗出谒昭陵的途中，武昭仪为高宗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皇子李贤。这个孩子是早产的，因此身世也引人议论，花边新闻一直说他不是武昭仪亲生，而是她寡居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为了掩盖皇帝私通大姨子的名声，李贤就归在了武昭仪的名下。这当然只是一种传闻，无论是或不是，武昭仪都再次为高宗立下了功劳：不是生子之功，就是“体谅贤德”之功。因此，对于不能立即废后为女儿报仇，高宗对武昭仪当然深为抱歉，于是他打算多少表示一点心意，让心爱的女人再晋升一级。只是按照后宫制度，昭仪已是九嫔之首，再往上就是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了——而偏偏此时高宗的后宫中，四夫人已经俱全，没有空额，废谁都没有足够的理由。于是“宸妃说”应运而生。据说高宗打算在四夫人之上加设一个仅次于皇后的宸妃，封给自己心爱的武昭仪。然而“实习皇帝”的这个计划，被老派大臣韩瑗、来济坚决地顶了回去：“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
　　——无论运作过程如何，韩瑗的侍中、来济的中书令职务，毕竟还是在高宗手下讨生活的。高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刚签发了他们的提拔令，他们就出头反对自己谋划已久的整体，并且毫不犹豫地附合国舅爷长孙无忌。不能不令高宗备感挫折窝囊。但他也知道自己还不具备与老臣们公然决裂的实力，他再一次忍下了。高宗忍下了，武昭仪当然也忍下了。当然，他们仍然没有间断地做着各种准备——譬如，就在永徽六年的三月，武昭仪撰写了一本《女训》，为自己积累又一笔资本。然而，就在后宫与朝堂再一次归于表面平静、掌政重臣们弹冠相庆胜利的时候，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凭空出现，搅乱了一池春水。
　　这个人就是号称“李猫”的李义府。
　　唐书已经给李义府定了性，让他高踞了奸臣榜的第二把交椅。但他同时也是个人材，文才与来济齐名，而且还长得一副俊俏温柔的模样，时任中书舍人兼弘文馆学士。不过李义府的一套在长孙无忌那里不吃香，国舅爷打算将他贬放外官，去做壁州司马。李义府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他趁着贬官令还未下发正走文书流程的时候，到处寻方问计。最后舍人王德俭教了他一个法子：“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为福也。”李义府到这步田地，横竖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再说王德俭是老官油子许敬宗的外甥，这个主意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李义府立即拍板照办，而王德俭也给予充分的合作，当下就让李义府代自己出勤，到中书省去值夜班。趁着这个“月黑风高好办事”的夜班机会，李义府叩阁上表，请求废王皇后立武昭仪。
　　李治接到这道表章，简直大喜过望：竟有朝臣主动将自己想做的事情提了出来。他连夜召见了李义府。面谈之下更是心旷神怡，于是李义府时来运转，不但不必被贬出京，还得了重赏：官复原职加一斗珍珠。第二天，李义府还接待了前来看望自己的武昭仪特使；不久又升为正四品下的中书侍郎。
　　李义府之事，算是正式为后位之争拉开了最后一层帷幕。也是高宗在官员任免上一次违拗长孙无忌意志的行动。——这意味着，是否废后、立谁为新后，不仅仅关乎后宫，也关于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谁真正掌握朝政大权的争夺：高宗的“实习皇帝”是否期满？长孙无忌的托孤权臣是否该功成身退了？
　　最初，高宗还是不打算撕破面皮的。他先用的是软招。
　　然而无论高宗如何软语相求，重臣之首长孙无忌仍然不肯松口，既不同意外甥皇帝废后，更不允许选武昭仪为后。
　　事实上，长孙无忌反对册立武昭仪为后，理由是很充分的，谁也不能说他有错。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透过反对废后一事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皇帝的态度，却是大错特错。——多年独掌朝政的顺遂，使长孙无忌也犯了历代顾命大臣不善终的同一个毛病，他对年青皇帝的感觉，一厢情愿地停留在了先帝托孤无条件依从的那一刻。最终使一件宫闱之私的废后之事，转变成了皇帝对权臣疑忌惮讳，欲除之而后快的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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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于高宗几次三番表达“欲立武昭仪为后”的愿望，长孙无忌都“固言不可”。
　　那好吧，高宗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向舅舅给足诚意。遂从自己的私房内库里精选了宝器锦帛，足足装了十几车，悄没声儿地密送到了国舅府，并且随即亲自登门拜访了。收下了重金之后，这一次拜访似乎君臣、舅甥、宾主尽欢。高宗越发觉得曙光在望，于是在宴席上又高高兴兴地送给舅父第二件大礼：平白无故地擢升长孙无忌三个儿子做朝散大夫。两样大礼送出，高宗真正的意图也就浮出水面。当然他身为皇帝，虽能当场提出交换要求，却不一定会将事情讲到透。担此重任的是武昭仪的母亲、即武士彟的继室杨氏。高宗回宫之后，杨氏满怀希望地登场了，她来到国舅府求见，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应允高宗与武昭仪的“申请”。
　　然而，杨氏失望了，高宗和武昭仪也失望了。长孙无忌安享皇帝的贿赂不说，还居然敢收了钱不办事，毫无回转余地地将废王立武的申请打回了。
　　这事虽然是私下进行的，但消息很快就被广泛传扬开去。士大夫阶层自然认为此事更进一步显示了长孙无忌的势不可挡并牢固了长孙无忌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却也有识时务的当即看出了其中的危与机。许敬宗就是这些识时务者中的一员。
　　许敬宗生于公元592年，武德初年便已出仕，可算是唐初三朝老臣，可惜他官运坎坷，总是在将要看见提升之望的时候被生活细节撞下马来。经过三四十年的颠簸，这时的许敬宗已是见多识广，可惜虽然壮心不己，却还只是个六十好几岁的从三品卫尉卿。做为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场中人，许敬宗很快就知道了废后的枝枝末末，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而李义府的例子更是明证。于是许敬宗“见义勇为”，明确地站在了皇帝与武昭仪的一边，旗帜鲜明地向长孙无忌表示应该废王立武。
　　长孙无忌虽然不卖高宗武昭仪杨氏的帐，却也还看在一大票贿赂的份上给了三分情面。对于许敬宗，他也就没那么好气了，许敬宗劝了好几回，换来的却是一回比一回更利害的斥喝。许敬宗的颜面扫地自不必说，就连他身后的高宗皇帝都面上无光：国舅爷不但要牵制皇帝的朝政大计，甚至还顽固地要把手伸进他的后宫，干涉他的床闱之事，自己这个傀儡皇帝当到几时才是个头？高宗废后的愿望更强烈了，他不但想要废后，他还想借废后打倒那批把自己当无知小儿指挥的老臣，真正实现自己君临天下的梦想。
　　终于，王皇后“厌胜”之事恰到好处地出笼了。
　　
　　自永徽五年那桩小公主暴薨事件之后，王皇后就处在风雨飘摇中。长孙一派力保她当皇后，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高宗武氏竭力要将她废掉，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皇帝和顾命大臣们借她的废立之事为名，行彼此心照不宣的君权相权争夺之实，而她本人，却只是冷宫中度日如年的一个活死人而已。
　　由于自己莫明其妙就成了杀女疑凶一事，王皇后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了武昭仪的可怕。这个在一帆风顺中生活了二十八年（假定她与高宗同龄）女人，在此之前她人生最大的难题只不过是长夜寂寞，而如今她不得不面对皇帝由此对自己产生的嫌恶和决裂，面对自己和家族可能万劫不复的危险。惊恐的王皇后再也无法信任身边的宫人宦官，只能向自己的家人求助。而这个决定就更加速了她的万劫不复。
　　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控告王皇后，说她与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施行巫蛊之术，妄图祸殃皇帝。对于古代中国宫廷来说，这几乎是必杀绝技，王皇后果然再也抵挡不住。高宗也当即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处置了王皇后的家族：后母柳氏不得入宫，后舅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刺史。柳奭在七月秋老虎的炙烤下怆然行至扶风，又被投机者榨了最后一道油——岐州长史于承素揣摩上意，奏报说柳奭乱发牢骚，将宫禁之事大肆宣扬。于是柳奭又被再贬为荣州刺史。王皇后的宗亲近支被扫荡干净，废后之事正式提上议程。
　　八月，长安令裴行俭与长孙无忌、禇遂良私议武昭仪立后之事，感慨国家之祸必由此始。结果不知是谁大嘴巴使内幕外泄，竟被中丞袁公瑜打听了个清楚。袁公瑜立即向武昭仪之母应国夫人杨氏报信。结果可想而知：裴行俭贬放西州都督府长史。长孙无忌的盟友开始了被拆散的第一步。
　　老臣帮开始被打散洗牌，完全听命于皇帝的人马却纷纷进入枢机。九月，许敬宗荣升礼部尚书。高宗打算正式出手了。
　　
　　这天上朝已毕，高宗传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四相入内殿。禇遂良知道，“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他慨然誓言曰：“太尉是国舅，司空是功臣，不可以使皇帝有杀舅杀功臣之后。我禇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位极人臣又受先帝之托，若不以死相争，何以见先帝！”他的一番慷慨激昂并没有达到希望的效果——司空李勣并不情愿被扯在里头，他称疾不入，于是“共赴国难”的就只剩了三人。
　　进殿之后，李治果然开门见山：“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禇遂良立即上前陈词：“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这可是陛下你亲耳听见过的。再说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这番话听在李治的耳中，非常不是滋味：“皇后未闻有过”，那就意味着小公主之死、厌胜之事，就这样都被轻轻地揭去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于是这场会谈草草收场。
　　第二天，李治做好了准备，再一次提出议案。岂料所有的准备都白搭，谁也不曾想到，禇遂良竟会将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众说出来：“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说完，禇遂良将朝笏置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禇遂良此举，无疑事前曾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安排，他或者是认为如此一闹，武昭仪从此下不来台，皇帝也只能偃旗息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话儿是气赶出来的，气头上这位顾命大臣的嘴没了把关的。无论如何，这番激烈的表演起了反效果。更何况如此一来，高宗若对禇遂良有丝毫让步，都表示默认了他的指责内容。恼羞成怒的高宗不给这位顾命大臣任何面子，立即下令将褚遂良拖出去。
　　同样愤怒、甚至更愤怒的还有武昭仪，她这时就藏在高宗身后的帘中。听到禇遂良如此嚣张大胆的言论，她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大声地尖叫了起来：“何不扑杀此獠！”
　　事件的整个过程如此迅速如此激烈，令观者不及掩耳。于志宁吓得连话都不敢说，长孙无忌也只能勉强出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总算阻止了高宗颁下“扑杀”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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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立即传出，举朝惊骇。长孙无忌的姻亲韩瑗随即进谏。高宗不肯接纳。韩瑗不甘心，第二天又谏，而且当场涕泪交流悲不自胜。孰知高宗毫不在乎他的眼泪，干脆命人将韩瑗拖出殿去。韩瑗只得书面进谏：“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也跟着上书：“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
　　毫无疑问，这些老家伙的进谏对于高宗来说，不但不入耳，更极端刺耳。不但起不了作用，反效果倒是越来越显著了。
　　李治当年能正位储君，长孙无忌之力最大。以至于太宗宣布立储之后竟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后来太宗去世，李治也首先抱着舅舅的脖子嚎啕大哭；此后整个永徽年间的政事，也基本都在长孙无忌的安排下进行。只是这原本非常和谐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了味。长大的李治不能忍受舅父的耳提面命，急不可耐地渴望当“真皇帝”，长孙无忌却始终掂记着自己的扶立之功，他的盟友们也不例外，只要逮着机会就要提醒李治“先帝顾命”之类的东东。他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先帝”已经死了，眼前的这个青年才是他们的现实主宰。做为皇帝，李治只愿意承认自己是太宗嫡子，理所应当继位；而不是每天听人提醒“你的皇位是别人帮你弄来的”。
　　然而易后遭到这么多重臣的反对，高宗也不能不顾忌，这时的他急需在重臣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他想到了一直都沉默的司空李勣。
　　李勣的立场很明确，何况长孙无忌曾经借高阳公主谋反案杀掉了他的多名军中同僚，因此他根本不打算帮长孙无忌淌这趟混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对高宗来说，掌握军权的李勣如此表态，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只要军队肯支持自己，还怕长孙无忌一派翻出什么大浪来？他当即下定了与顾命文臣彻底决裂的废后决心。
　　与此同时，许敬宗在朝臣中宣言曰：“农夫多收了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这番话虽然粗俗无礼，却也是另一种表态，高宗更要大干一场了。
　　于是，禇遂良“还陛下笏”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这位顾命大臣被贬为潭州都督，远去湖南了。
　　
　　禇遂良被贬的第二个月，即永徽六年十月。这个月份对于武昭仪来说，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月份。本月十三日，高宗颁下了一道冰冷无情的旨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谁也不知道，王皇后与萧淑妃“谋行鸩毒”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怎么能发生得了的？但是皇帝的旨意谁也不敢质疑。
　　十九日，另一道匠心独运的圣旨公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一句“事同政君”，轻飘飘地翻过了武媚出自太宗后宫的记录。不管世人如何讪笑，他们也只能仰望着三十二岁的武媚登上富贵的巅峰、只能弯起他们自命高贵的膝盖向她叩拜如仪。
　　大获全胜的武媚很愿意做出母仪姿态，就在册后大赦的当天，她向高宗上表：“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高宗意味深长地将这道表章拿给韩瑗来济观看，而韩瑗与来济也都看懂了：正共同品尝胜利的帝后此时是何等亲密，武皇后的表章该是怎样泡制出来的？这与其说是新皇后在故示大度，不如说她已经和高宗一起开始了秋后算帐和新的宣战，只是这次帝后齐心，与群相的争斗也不再如从前那般辛苦，而是完全地猫玩老鼠、从容不迫。可想而知，韩瑗和来济忧惧不已，屡屡请求辞职。而高宗怎么会允许老鼠提前逃走？回应当然是“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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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历尽辛苦才取得的成果，李治与武媚决定将这场册后典礼大加操办，誓要吐气扬眉，给曾经藐视君威的顾命老臣们看看。在这样的情形下，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为武媚举行的立后大典异常隆重。这一天，司空李勣继二十年前为武士彟主持丧礼之后，又和于志宁一起成了为武士彟之女奉玺绶的册后使。是日，百官及四夷酋长、各邦蕃使并诸内外命妇齐朝武皇后于肃仪门，开朝拜皇后的先河。
　　当大唐王朝所有曾经高贵的头颅都低下、所有曾经尊贵的膝盖都在皇权君威的逼迫下跪倒、向他们曾经百般诅咒过的女人俯首称臣的时候，肃仪门上的武皇后、还有一手安排这出典礼的高宗李治心里该有多么踌躇满志？这场典礼使皇帝皇后的胜利更显辉煌，也让顾命大臣们的失败显得更为惨痛。
　　
　　为心爱女人举行了盛大典礼的李治似乎忽然有了新旧对比的念头，他又想起了王皇后与萧淑妃，何况他自己也知道，王萧二人实在也罪不至此，那道宣称二人欲行鸩毒的诏书多份是自己的加油添酱，于是典礼后的某一天，他信步走进了囚禁昔日枕边人的别院。颁布旨意和身临其境毕竟还是不同的，院落中凄凉的场面引起了他的“恻隐之心”。已经身陷泥潭的王废后此时做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哀求高宗能够改善自己的待遇，祈盼这个已经在大节上薄倖了的男人多少还能剩些许怜惜之情。而高宗也被那场面感动，许了个愿。
　　这场会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皇后那里，她的怒火可想而知：皇帝是个一头水，皇后的废立也只在他的一道诏书间，一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松了劲，自己这个皇后也就死到临头了。而高宗一但面对武皇后，头脑也随之清醒：与顾命大臣们翻脸并成功上位，靠的就是在废后事宜上寻到的岔子，如今顾命大臣还未全数倒台，就改善废后的待遇旧情复燃，翻脸就显得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绝不宽恕王皇后萧淑妃，才能进一步对顾命大臣们追魂索命，稳固自己好不容易才夺回的君权。如此一想，刚才催人泪下的场面在李治心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李治和武皇后再一次达成了共识，随之而来的，却是王皇后萧淑妃的万劫不复：在武皇后的催促下，李治颁下了处死王萧二人的敕书。
　　自从李治走出小院，王皇后与萧淑妃就一心盼望着他的“处置”，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苦苦盼望来的，竟是这样一道催命符。人生至此，夫复何言？既然哀求也保全不了性命，那就在生命的尽头保有最后一丝尊严。王皇后照礼仪镇静地“拜谢”了丈夫的“恩赐”：“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份也！”而萧淑妃则不然，正如人所说：正常的女人无论怎么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和父母家属的悲惨，也无法接受亲生儿女的悲惨命运。想到三个儿女将要遭受变心丈夫和情敌的摧残，萧淑妃破口大骂：“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来世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
　　无论是镇静还是失态大骂，可怜的王皇后萧淑妃当然是死定了。然而对于她们是怎样死的，说法却不一。旧唐书说她们是被“缢杀”的，新唐书却说她们每人先被打了百杖，然后又“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然后“数日死，殊其尸。”这还不算完，身死之后，王氏被改姓蟒氏，萧氏被改姓枭氏，随后，二人的家族带着耻辱的姓氏被流放岭外。
　　若照新唐书的说法，武皇后的手段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并不仅仅止于赐死流放，而是过程的残忍。这似乎可以说是她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兄弟的轻辱、太宗朝的枯寂、尼庵的惶恐、女儿的死、在整个争夺后位过程中反反复复被揭的伤疤（事父子二人、出身非士族大家）……都发作了出来。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点，并不是王萧二人惨死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要改掉她们出身的两个士族巨室的姓氏。很明显，情敌和政敌们攻击她的经历出身，她就要让对手们与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之源——姓氏，彻底脱离。“我拥有不了的，就要让你们也得不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又算什么呢！
　　经过这一次改姓流配及其后陆续有来的折磨，王、萧、柳等曾经傲视同侪的清流大姓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仅以王皇后的母亲柳氏家族为例。在高宗永徽年间，柳氏家族以柳奭为首，同时居官尚书省的超过二十人。然而在这一次流配之后，从北朝以来就长期“充于史氏，世相重侯”的河东三著姓之首柳氏家族，一落至于贱民地步，虽然武则天死后他们逃出生天，他们的门荫特权却再也无法重振。虽然仍有“士林盛族”的旧誉，后人在仕途上却从此只能象寻常小地主人家出身的官吏那样，从底层的小吏做起，功劳苦劳拿命去捱，也多数只能混在七八九级的小官职上打转。柳氏后人柳宗元曾经为此叹息：“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
　　对于重视门阀胜于性命的士族来说，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比之这样的流祸后人羞辱门第，似乎已经算不得最大的悲哀了。
　　说到史书上对王萧二人惨死方式的记载，似乎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再怎样的怨毒报复都可以想象，她就算再怎么虐待王萧二人都可能发生，但史书上所记载的方式却有些蹊跷：用啥不行，非要在大唐后宫重演吕雉对戚懿式的的戏码？当时武皇后其实地位并未稳固，死敌都未挖除，高宗又甚是粘糊，儿子也未正位储君，她正是需要继续做姿态的时候，居然就会那么勇敢地直接让大家把自己等同于吕雉了？更仿佛是提前知道自己未来将和吕雉一样，在史书上单独占有一章本纪一样。
　　武皇后妒恨交加下，擅改旨意杖毙甚至侮辱她们惨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截去手足丢入酒瓮的事情却有些奇怪。讲到这个，就忍不住想起吕雉和慈禧。吕雉是唯一一个能够证实做过此类事情的女人，因为她的成就是把儿子吓病了。但武则天和慈禧都不太说得过去。尤其慈禧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因为传说被她截去手足装入酒瓮的丽妃，一直活得很不错，慈禧在做了太后之后，一直将丽妃封到皇贵太妃的名份，丽妃的女儿甚至是慈禧以嫡出公主的待遇出嫁的。似乎有些人总是喜欢让自己有成见的女性历史人物做同样的事情，这倒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心态。
　　另外说到萧淑妃咒武皇后为鼠自己为猫，以致于“由此宫中不畜猫”，并说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也显得矛盾重重。因为史书还记了另一件事，说老年的武则天闲来无事，以调教猫儿为乐，最后竟训得猫能与鹦鹉共处。武则天非常欢喜，将一对宠物带出来给百官看，显示自己的另类本领。结果在众官马屁声中忘了喂猫的时间，耐心早已在百官传观中消磨殆尽的猫儿饥火中烧，当场把鹦鹉抓来吃了。于是“太后甚惭”，猫鸟共舞就此草草收场。
　　至于为避王萧二人冤魂就避居洛阳，也靠不住。高宗年间，没事就往长安城以外跑的是李治本人，永徽年间去年最多的是宝鸡万年宫，显庆二年以后置洛阳为东都，称洛阳与长安是他的“东西二宅”，这才时常开始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武则天做为皇后只是随行，何况她为了紧跟高宗还不得不放任儿子留在长安监国，以至逐渐造成大权旁落母子反目。区区两个冤魂与权力又孰轻孰重？再往后她改李唐为武周，要换个京城当然也是无可厚非，似乎都与冤魂扯不上关系。何况洛阳宫城中武则天杀的冤魂也够多的了，哪有老年人不怕冤魂壮年人反倒怕成这样的道理。——因此，与其说她是因为两个冤魂而避开长安，还不如说她是因为太宗年间的过去而多少有些不喜欢长安。这个道理也放在李治身上也一样可以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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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皇后和萧淑妃都灰飞烟灭了。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显应元年正月初六，王皇后的养子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梁州刺史，武皇后四岁的长子李弘成为大唐储君。当年李忠被册太子，长孙无忌出了大力，假如王皇后不被废、假如李忠能顺利继位，长孙无忌无疑将能在扶保太宗、扶保高宗之后，成为三度扶立皇帝的大功臣。这也是他竭力阻止有亲生儿子的武媚正位中宫的暗箱理由。然而这个美好的前景，至此彻底破灭。
　　二月十七日，在武媚册后时已经被追封为司空的武士彟又被再次追封为司徒、周国公。
　　三月十七日，武皇后祀先蚕于北郊。
　　四月十四日，高宗偕武皇后登安福门城楼，观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这场典仪上的仪仗徒从之盛，是自魏晋以来佛事中从未有过的。
　　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宫城，是李治做太子时就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兴建的寺院。这道御制碑文则完整地记述了建寺的过程之盛。从表面看来，关于这道碑文入寺的整个过程都显得慈悲不已，一片祥和，事实上却已经显出了长孙家族的末路气象——除了碑文制成当天，由长孙无忌向衮衮诸公宣读了一趟之外，其它的出头露面机会都由新贵薛元超、李义府、许敬宗给占了去。当长孙无忌站在台上做一部读稿机，念着高宗感怀母恩的字句、回忆小外甥发愿建寺时的温驯听话，想到曾经的权倾朝野，体味现实中长孙家族的处境，这可真是绝顶的讽刺，长孙无忌又该有一种怎样的悲凉。长孙皇后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哥哥能远离权柄，使长孙家族能够绵延长远，如今看来，是将要成为泡影的了。高宗之所以还没有立即动手，只不过是因为长孙无忌入主中枢三十余年，枝繁叶茂，刨坑断根的工作需要时日而已。
　　而此时，站在安福门城楼上的武皇后腹中已经怀上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这一切都显示着李治对武皇后的宠恋殊深。照常理推测，所有的人都认为，如今皇宠隆重的武皇后家族，将要取长孙氏而代之了。然而武皇后却并不着急。
　　九月十二日，武后制《外戚诫》献于高宗。彰显自己并不在乎提拔外戚的意思之余，话里话外似乎也敲打着长孙家族。
　　同年，十一月初五，武皇后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三子李显。
　　
　　这时候，高宗对新晋信臣的宠任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洛州女子淳于氏有美色，却是个杀夫疑犯，由于案情重大被送押大理寺。可是正所谓没有最猛，只有更猛，李义府居然毫不在乎淳于氏的光荣历史而看上了她，硬让大理寺丞毕正义直接送进自己府里纳之为妾。这事被大理卿段宝玄一本奏上朝廷，高宗稀奇之下命人调查。李义府怕事情闹大，为了封口硬是逼着堂堂四品官毕正义上吊自杀。这样一桩奇案，高宗居然在“知之”后，满不在乎地“不问”了。
　　这样的枉法纵容，当然是因为李义府是个得力的助手，正所谓人有人路蛇有蛇道，敢于这样胆大妄为不按规矩出牌的也可算是非一般人材，难逢难遇。常言有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高宗就是这样一位欲成大事的人物。只要李义府还肯听指挥，一切都好商量。高宗是要留着他派大用场的。
　　就在同一年，拔除长孙无忌“同党”的行动开始一步步进行。
　　看着这样的形势，大约是出于背水一战的决心，长孙无忌的姻亲韩瑗向高宗上书，为禇遂良喊冤了。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老臣派吃了一场又一场的大亏，却仍然没有弄明白高宗心头的大忌，还在絮絮叨叨他们“先朝老臣”、“扶立陛下”的功绩：“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 “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不用想了，原本是哪里跌倒的，还要继续在同一个地方摔下去。这样的对白听在高宗的耳朵里，后果可想而知。“上不纳。”韩瑗试探不果，知道结局将不妙，再次要求“归田里”。又是“上不许。”
　　高宗是绝对要让韩瑗闭嘴的，但是岂能让他走得如此干净，还反过来给自己这个皇帝戴上一个“无故贬退旧臣”的名声？果然，没有多久，许敬宗和李义府就出手了。两人一齐上奏，诬陷韩瑗、来济与外放的禇遂良勾结，想要图谋不轨。奏章一上，高宗全本照准。韩瑗背着罪名，从锦绣长安被贬出京城，做了振州（海南三亚）刺史，来济则贬为台州（浙江临海）刺史，禇遂良加贬为爱州（越南清化|）刺史，可怜的王皇后舅父柳奭加贬为象州（广西象州）刺史，长孙无忌的表弟高履行也由堂堂太常卿驸马都尉贬为益州（成都）长史。
　　可怜的禇遂良英雄末路，怎么也想不通当年那个泪流满面的小皇子怎么会薄情如斯，他仍然一厢情愿地骗自己说所有一切都是武皇后蒙蔽圣听。来到边陲小城后，他给高宗递了最后一份正式的表章，满怀深情地回忆：“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 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哀求这位曾经抱着自己脖子寻求安慰的皇帝，自己已经是“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旧事越是重提，高宗厌恶之心就越是强烈。禇遂良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爱州。
　　大清洗的暴风雨，将要席卷大地。
　　而此时的长孙无忌，却已经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他知道自己将要走入深渊，却只能躲在家里著书立说，眼睁睁地看着外甥调整军政棋盘，安排自己的悲惨末日。
　　
　　显庆四年初夏季节，最后收网的时候到了。和从前一样，白脸例牌是武皇后唱的。“敬宗揣后旨，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诬告长孙无忌将要谋反。然而就在明说“揣后旨”的同时，史书也留下了一段暗地里意味深长的君臣对白。
　　高宗看过许敬宗的奏报后做大惊失色状曰：“哪有这等事！我虽然素知舅舅被小人蒙蔽，但据我想来，舅甥骨肉，最多也不过就是生些小疙瘩，哪里就会造我的反？”
　　许敬宗是个明白人，立即大唱赞歌：“陛下实在仁爱，然而长孙反迹已露，陛下若还是不忍，亦非社稷之福。”
　　高宗立即顺梯子下，连为长孙无忌多一句辩解都不曾说，就迅速流下廉价的眼泪：“我家门不幸啊。我的亲姐妹高阳公主曾经谋反，如今舅舅也干这种事，我可真是愧对祖宗，这可如何是好？”
　　许敬宗道：“房遗爱口乳臭，与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窃发，陛下谁使御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啸同恶，且为宗庙忧。陛下不见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炀帝处之不疑，然而起为戎首，遂亡隋。愿陛下决之。”
　　高宗还要做戏做全套，仍然满面犹豫不忍，还让许敬宗继续去审。然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面对舅父谋反这等大事，好心肠的外甥既不换主审官，更连亲眼看看疑犯的俗套都免了，真实孝友程度已是路人皆知。于是，仅仅过了一夜，许敬宗就回来了，顺便要求坚决逮捕国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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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心花俱开，干脆也不绕弯子了：“舅果尔，我决不忍杀，后世其谓我何？”——李治同学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行动要顾惜三分脸面：我要是杀了舅舅，后人会怎么说我？
　　为头儿找借口，那是做臣子的本份，许敬宗口才便给，从汉文帝舅舅自杀直说到王莽、司马懿篡位，总之栽派了长孙无忌一头“忘先帝之德，舍陛下至亲”“欲移社稷、败宗庙”的脓包。
　　话说至此，高宗觉得台阶已经足够了，也就省去了舅甥临别见面的套路，直接就照准了许敬宗的意见。
　　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一桩国舅谋反的大案，几天之内就草草结了案。
　　四月，高宗正式下诏，免去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贬为扬州都督。他倒是仍然没忘了表现“仁厚”，特地给了这位舅舅准一品的物质供给，却偏偏将他丢在了偏远的黔州（贵州彭水），而且还派了兵士沿途“护送”。
　　大树终于撼动。
　　树倒猢狲散。
　　长孙无忌被贬后，整个长孙家族都迅速崩坍。六月二十二日，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列皇族与后族为第一等大姓，朝中所存五品以上官均为士流。从此，士族出身即等于能把持朝政、仗着血统就可以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好光景一去不返，科举取士、只有赢得皇帝的青睐才能争取出头天成为主流。
　　七月，长孙无忌在遥远的黔州、柳奭在象州，先后被迫令自尽。
　　长孙氏，一个绵延三朝的皇族世家被清洗干净，就连高宗同胞妹妹的丈夫也不例外。
　　夕阳西沉之后，天际只剩残照胜血。
　　对于长孙家族覆灭的真实原因，无论文人如何评论、如何为高宗洗白并全盘栽在武皇后身上，多数却只能被小民百姓听信，而真正身为皇帝的人方能深知其中三味。正因为此，若干年后高宗亲自批准长孙无忌尸骨归葬昭陵，孙子元翼袭封。此后唐文宗也忍不住叹息说：“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卷而叹。”
　　
　　不但真正君临天下，而且还把不顺眼的人都扫荡干净。高宗心情大好。
　　事实上，这位在后人眼中看来“仁柔”的皇帝，也确实有非凡才干。高宗虽然从未亲历戎马，却能在扫荡顾命老臣的同时，还维持了朝局的安稳，且能在这样“没有硝烟的战场”中还腾出手来调兵遣将，经略边疆，利用各种时机开疆拓土，并屡有斩获。——先击高丽、百济，又灭西突厥，唐军所到之处，西域诸国都俯首听命。
　　就在顾命大臣及诸老相纷纷落马殒命、残局扫清的当年，显庆四年九月，高宗清点疆场战果，颁下诏书，将几年间收伏的周边邦国统统并入大唐版图，“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硃駒波等国置州县府”，数量竟多达“百二十七”。（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米国：撒马尔罕南部……）龙朔元年六月，又“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
　　攘外又安内的高宗，一面尽情品味真正君临天下，傲视宇内的绝佳滋味，一面也开始了栽培接班人的准备工作。
　　同年十月，高宗为武皇后的长子、皇太子李弘“加元服”。加元服，就是宣布成人的冠礼了。于是，年才八岁的小小李弘就“成年”了，他穿戴上特制小号的九旒九章衮冕，象个包得严实漂亮的小偶人一样。从此，他有了代父亲监国理政的权力。
　　小娃娃的成人礼举行之后的次月：闰十月，高宗就开始了训练课程。大约是为了锻炼宝贝儿子的独立能力，他带着老婆武皇后和其它的儿女（不用想，这些儿女里绝不包括废太子李忠和萧淑妃生的二女一子，由于李治一生儿多女少，因此事实上此次随从的只有儿没有女），摆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他的东边宅子洛阳度假了。
　　八岁的李弘穿戴着监国太子的衣冠，在一群宰臣的簇拥下做小大人状送走了父母。送别时光顾了场面热闹，他也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送了也就送了，等到热闹完了，转身一看，爹妈兄弟都不见，小朋友嘴巴一咧就开哭，一帮子高矮胖瘦参差不齐的大臣们一点招都没有。
　　高宗和武皇后听说这个消息，心疼儿子，想想也是太急于求成，当即下令把李弘接到自己身边来。一家人喜喜欢欢地齐赴洛阳。军国大政么，仍旧还是高宗一把抓。
　　这个冬天高宗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除了共聚天伦，前方也传来了一串好消息。薛仁贵在高丽前方传来捷报，疏勒（今新疆喀什）、硃駒波、谒般陀（今塔什库尔干）三地叛乱也被苏定方迅速平定。
　　正月，苏定方赶赴洛阳献虏，当司法官要求诛杀叛乱头子都曼时，苏定方请求道：“我曾经向都曼许愿说保他性命，都曼才敢投降的。请皇上保全他。”心情大佳的高宗当即应允：“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为了保全你的信义，我宁愿格外“屈”法）叛臣已沦为阶下囚的一条贱命，再加一句话，就将一员悍将收买得感激涕零，从此越发肝脑涂地，何乐而不为！高宗驾驭摆弄臣属的技巧实在不容小视。
　　
　　四海升平，宇内归心。此时的李治一定已经打心底里摆脱了父亲功业留给自己的阴影。大唐第一家庭遂于正月二十三日从洛阳启程，前往山西太原那个李唐王朝的“义旗初举之地”。在太原留守李渊离开此地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儿李治，终于带着武功可与父祖相比美的自诩，返回了太原。
　　二月初十，车驾抵达，十五日，李治就大宴赐赏百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又曲赦并州及管内诸州、祭祀高祖从龙功臣、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以下见存者赏予官爵。寻常士卒则赐钱物，八十以上的授刺史、县令头衔。其它功臣子孙升官两级。
　　闹嚷嚷的衣锦还乡节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祭祀李渊故宅时，高宗下令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配食”。将武皇后的父亲摆在了所有开国功臣至尊至贵的位份上。
　　配食妥当，武皇后便正式以“家族明星”的状态闪亮登场。她以皇后的身份在朝堂上大宴远亲旧邻，颁赏内外诸亲及从行五品以上官员。高宗也很愿意为心爱的老婆增光添彩，还额外下诏，皇后故乡的官员各加勋级；所有参加皇后宴会的人，哪怕是当年踮着脚才能够得着的八杆子亲戚邻居都额外多收到了一份皇帝的重礼，最高的达到帛锦千匹；皇后故里八十以上的女子，除了赐财物还加授正五品的郡君头衔。
　　忙完皇后的家务，高宗于三月初八在晋阳城西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亲领群臣登阁观礼。
　　前后热闹了近两个月，高宗一家才于四月初八离开并州返回洛阳。在洛阳城新落成的合璧宫里度过了一个清凉惬意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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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州城中发生的一切，毫不掩饰地向天下人宣告：经历了夫妻合力铲除旧臣的风起云涌，又有了夫妻父子水乳交融的情谊，武皇后如今在皇帝心目中已经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武皇后所得的宠遇看在天下人的眼里，当然也看在废太子李忠的眼里。现在他已经二十岁，在房州做刺史（房州真是个好地方，是收容废太子废皇帝的首选吉地。若干年后，中宗李显第一次当皇帝，被老娘亲炒了鲜鱿，也被送到那儿）刺史。年纪越大懂的事越多，他对于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感到恐惧。联想到史册中历代废太子的下场，他每时每刻都活在风声鹤唳中。对于这位废太子，武皇后虽然情面上做得很足，但在李忠的眼里看来却是加倍的恐怖。他害怕继母会对自己采取非常手段，于是平日经常穿着女人的衣服生活，以随时防备他想象中可能随时光临的刺客；每做一个梦都要反反复复地卜问吉凶。更糟的是他还时常悼念柳奭与韩瑗，这样的表现，当然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还想当太子”这上头，自然逃不过有心人的眼睛。
　　高宗和武皇后避暑之后刚刚从洛阳返回，就有人来汇报李忠的言行。经过御史大夫等人的调查，情况属实，李忠的命运可想而知。显庆五年七月，高宗颁下旨意，将李忠废为庶人，徙居黔州（贵州彭水），关进太宗朝废太子、高宗同胞亲兄李承乾幽死的那座宅子。这位年青的皇子与他的伯父同为废太子，最终命运却比前人还要不如。
　　
　　同年十月九日，高宗将丈母娘代国夫人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杨氏当年在诞下武媚时一定曾对女儿的性别百般抱怨，如今这位曾经因为没有生出儿子而被继子欺辱的老太太，却终于因为女儿而在八十三岁的时候，成为天下仅次于皇后的贵妇人。
　　做为锦上添花的内容，武士彟与相里氏生的儿子武元庆升宗正少卿、武元爽升少府少监，堂兄弟武惟良升司卫少卿、武怀运升淄州刺史。
　　这等皆大欢喜的事情，自不免要多多庆贺。荣国夫人便在家中置酒行宴，杯觥交错酒意微醺，老太太左顾右盼喜上眉梢，话儿也就说得轻佻了：“若等记畴日事乎？今谓何？”（你们这些人，还记得当年怎么待我们母女的么？如今靠了我们才有今日，感觉又怎样？）
　　荣国夫人满心以为眼前的武氏兄弟会象并州城里的武家亲眷那样猛拍马屁，谁知武氏兄弟中竟没一个肯凑趣的，竟然回腔道：“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我们都是功臣之子，靠的是父亲的余荫，与你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就凭你女儿那样的经历），若说我们是靠她的裙带当官，只会让我们觉得丢人现眼忧心忡忡，一点光彩也没有！
　　其实，武氏兄弟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武士彟被高宗封为开国第一等功臣之首，按授功臣子孙官的诏书所云，“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者，加授子孙第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然而由这番对答可以看出，当年武士彟死后，当家理事的武氏兄弟给杨氏母女的难堪该有多离谱，以至于养成的恶劣习惯直到妹妹当上了皇后、让他们进入士族，他们仍然改不过来。酒喝多了就是一定要误事的。武氏兄弟这次肯定是喝得太多，他们将要为这片刻的口头上风付出惨重的代价。
　　荣国夫人一团高兴，竟得了这样露骨的回答，而且还是在亲眷齐聚的场合，简直剜心割肺。怒火中烧的老太太立即进宫将整件事告诉武皇后。
　　武媚的反应可想而知。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虽说是正需要外戚信臣相助的时候，也顾不得那许多了，更何况这帮人既没有“外戚”的自觉，那又谈何相助于己？只怕是不但帮不上忙反倒要找麻烦。
　　于是，武皇后向高宗上表，表示不想眼见外戚坐大，请求让自己的家人远离中央机关。表章一上，高宗大喜过望，不但照准，而且还进一步认定皇后贤德。随即，新的人事安排出台了：堂兄武惟良外放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异母兄武元庆外放龙州（广西龙州）刺史、武元爽外放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刺史。
　　武氏兄弟被贬斥，于他们自己固然是惨遇，但对于武皇后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来说却是一个利好消息。皇后对外戚不假辞色，看在经历了长孙无忌事件后的高宗眼里，实在是颇令他欢欣鼓舞。
　　在高宗对武皇后的啧啧称赞声中，武氏兄弟怆惶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那个小女孩如今的能量。当他们终于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想起当年的薄情就更是心胆俱裂。武元庆刚到龙州就忧病而死。果然，武元爽在濠州任上工作不慎偶有挂误（高倍放大镜下哪有不误的道理），很快又被流配振州（海南三亚）并死在了那个荒凉的所在。
　　
　　武氏兄弟的一席话，毁了自己的性命前途，却也产生了一个另类的效果。高宗彻底地对皇后放了心，从此真正向她打开了权力的大门。
　　李唐皇族有一个家族遗传病，从高祖开基到哀帝被害，此病一直在困扰这个家族：风疾。事实上，风疾是一个笼统的中医称谓，从中风到痛风到风湿，都有可能被称为风疾，历史上东吴大帝孙权也是因风疾而亡。但从李唐皇族的症状表现来看，他们的风疾很象是出在心脑血管方面，轻者象典型高血压，重者象偏瘫中风。现在它也缠绕上了高宗。而第一次发病，正是在贬退武氏兄弟之后不久的显庆五年农历十月。虽不至瘫痪，却也晕眩耳鸣不能视物，严重起来恨不得拿头去撞墙。而高宗此后的人生，几乎一多半时间都不得不与这种疾病为伴。
　　病成这样，繁重的日常政务处理自然也就难以为继。八岁的皇太子弘去年监国是个啥光景仍然记忆犹新，外戚如长孙无忌都靠不住了又何况大臣？皇族宗亲就更是高危嫌疑。高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皇后武媚。武氏兄弟被贬，兄妹如仇敌，他完全不必担心皇后会将大权交给外戚，对于武皇后的才干，在夫妻同心铲除长孙氏的过程中已经屡有闪现，做为太子的生母，她自然是一个极佳的人选。何况只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实际上掌管军队的将领、朝中的宰臣又全是自己一手提拔栽培，只对自己这个皇帝忠心耿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高宗先是试探性地将一些事务交给皇后办理，结果武媚“处事皆称旨”，都符合高宗的意愿利益。高宗便放心地对皇后“委以政事”了。这时的武媚虽然还只是处理常务，但只能算是为皇帝分忧，并没有决策人事军政的大权。尽管如此，这些日常政务本也应是皇帝的权限，因此也足称“权与人主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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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媚虽然开始了她掌控朝政的第一步，但从真正掌握国家机器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很小的一步，她虽然得到了代天子理事的许可，真正的权力却仍然紧紧地掌握在高宗的手上。高宗仍然强烈地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希望能够有超越自己父亲太宗李世民的赫赫武功。他想到了高丽。
　　文武双全的父亲一定是高宗心里的偶像兼最大压力。太宗亲征高丽虽然过程顺利，却迫于天时地利被迫撤军。而如今经过多年经营，眼看胜利在望，自己亲自去摘这个果子，岂不是现现成成地就办到了父亲没能办到的事？就在交代武皇后代理朝政的第二年（龙朔元年），高宗打起了亲征高丽的主意。为了给自己想象中的亲征造势，他还在三月洛城门大宴群臣及各邦使节，让众人观看了一场由他本人亲自谱写审定编排的军舞《一戎大定乐》。余音尚绕梁，高宗就于四月颁旨，“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而他自己，则将亲自披挂上阵，“将大军继之”。
　　旨意一出，满朝文武哗然。以皇帝如今的体格，养养病统观全局，手里捏紧对皇后及将相的遥控器就很不错了，亲身犯险上前线实在匪夷所思。当年太宗皇帝年青时多么英武，亲征高丽尚且拖坏了身体，眼前的这个已经有病在身的皇帝万一在条件恶劣的半道上犯起病来，岂不是要提前让大唐王朝更新换代？怎样才能让皇帝改变主意？当然做为妻子的武皇后是最佳人选。亲征诏书下发十四天后，武后在满朝文武的期盼下抗表上谏，劝高宗收回亲征高丽的念头。——可以想象，武后上表之前，其实早已在后宫中做了足够的商议，现今上这道官样文章，不过是给老公架一条方便的下台梯子而已。
　　
　　大凡人生色欲功名之名，除死方休。虽然病情反复加重，很多事情都交给皇后去办，但决策的权力仍然在高宗的手里。只要精神许可，他就要事无巨细地管个遍。文坛鬼才王勃就是这样倒了霉的：王勃文名出众，麟德三年（ 公元666）应制登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年方十六岁，成为最年少的官员。初入仕途的王勃意气风发，一连向高宗皇帝进了两篇好文章：《宸游东岳颂》和《乾元殿颂》，颇受高宗的好评,于是召为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当时李贤与胞弟李显（时为周王）都在孩提，闲来喜欢斗鸡取乐，王勃少年轻佻，又趁着那一时倒运的兴致，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文》，结果被高宗看到。高宗认定这是在挑拨王子之间的感情，大约看到文章后又犯了头痛，大怒之下喝道：“此乃交构之渐！”不容分说下令将王勃赶出了京城。——仅从此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高宗手里的。
　　 除此之外，高宗也只是把武皇后当成助手，他真正专心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皇太子李弘。由于身体不好，高宗经常去洛阳疗养，每一次都是将军国大事都交由“太子监国”，让李弘留在京城。而武皇后的人生经验提醒她，必须紧紧地跟在高宗的身边。因此，她都会陪伴高宗一齐离开长安。由于这种种原因，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武媚最大的努力方向，都是牢固自己在高宗心中的地位，不给任何其它女人效仿自己当年故技的机会。做为这一努力的现实产物，龙朔二年（公元662）六月，已经三十八岁的武媚在长安皇宫中又为高宗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也是第四子，更是高宗所有儿子中最幼的第八子。这位小皇子出生后的待遇同时表明了母亲此时的受宠程度：他被命名为“旭轮”，并于降生的当年受封为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
　　
　　虽然武媚并没能得到在权力舞台上挥洒的充分机会，然而这时的她毕竟早已经开始参与权力，领略个中滋味，与历史上大多数终其生只知后宫天地的皇后相比，武媚已经大有不同。她在这些权力生活中增长了心机，学得了雷霆手段。有手段有储备的力量，就不可能一直憋着不用。此后若干年间，深宫中发生的几起事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李义府由于在策立武后、击垮老臣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高宗和武后的宠信。虽然由于胆大妄为曾被流放过一段，却又在武皇后的关照下很快起复。等到龙朔二年，左相许圉师殉私枉法被人告发，高宗免去了他的左相职务，次年正月又任命李义府为右相，更彰显帝后对其的恩宠。然而李义府不够识趣，觉得自己很有功，皇上应该多担待，而且即使闯了祸皇后又会从中周旋，纳淳于氏一事就是好例子。于是他的胆量越发猖狂，买卖起官爵来，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他的榜样在前，李家的那帮荷花大少们更是无所不为。很快就闹得不成样子。
　　物议汹汹，高宗也觉得太说不过去，就将李义府召来，非常和蔼地劝说道：“爱卿的子婿行为不谨，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别人来告诉我，我都想法子为爱卿遮掩过去了。不过再这样下去也是不妥，你也该管管他们了。”李义府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反问：“都是哪些家伙打我的小报告？”高宗道：“你只消听我说这事就行，何必冲我追问消息来消呢？”李义府见皇帝竟不合作，也横了起来，不但不为家人的过错向高宗做任何道歉，反而掉头走人，招呼也不打一个。高宗看着李义府恃宠而骄，竟做如此螃蟹状，也不禁心头火发，虽没有立即发作，却暗暗地开始准备秋后算帐了。
　　李义府却对局面毫无认识，眼见皇帝这般退让，他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有个术士杜元纪告诫李义府，说李家宅第上方有不祥之气，预示牢狱之灾（好准卦），需要在宅中囤积二十万缗现钱才能趋吉避凶。李义府信之不疑，要钱的手更是到处乱伸。最后竟将主意打到了长孙家族的头顶上，收了长孙无忌之孙长孙延七百缗钱，将其任命为延司津监。
　　长孙家族的这一异常动向立即被人告发。高宗之怒可想而知。李义府卖官倒还不全在他心上，竟敢卖给长孙家才真是罪大恶极。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义府在他当上右相的第四个月，被高宗革职下狱。很快就雷厉风行地定案：李义府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子李津流放振州（今海南三亚），其它诸子诸婿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这一次流放，李义府再也没有得到来自武皇后的袒护，三年后大赦天下，圣旨都没忘了加上一句“惟长流人不听还”，硬是将他排除在外。听到这个消息的李义府完全绝了望，当年就死在了那个近乎荒凉的流放地。
　　李义府忘记了一句话，“疏不间亲”。虽然武皇后感激他的首策之功，但她与皇帝毕竟是夫妻，在皇帝没有真正动气的情况下，皇后会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功臣周旋，但如果真惹毛了皇帝，皇后却是绝不会为保一名亲信而丢掉自己丈夫的欢心的。
　　李义府被贬的第二年，又有一名宰相犯下了“疏不间亲”的大错。而这一次的错误犯得更严重，以致于该宰相为此付出了父子双双殒命的代价。这位宰相就是上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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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朔二年的八月，高宗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十月，上官仪也被高宗任命为同东西台三品。很明显，许敬宗策立武后有功，又是太子少师，绝对是会偏向皇后的。与之相比，上官仪则完全听命于高宗。这也应该正是高宗的目的：监国的太子年幼，亲近太子的大臣不免倒向太子之母，而这样的人事安排，总的来说，使这时的唐王朝诸相，无论各自偏向哪一方，力量对比之后仍然使皇帝的权力毫不动摇。然而随着左相许圉师被贬、完全倒向武皇后的李义府荣升右相，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不用想都知道，上官仪置身于许敬宗和李义府之间是个什么光景。谁知就在龙朔三年李义府就垮了台，而由于此一事件的发生，帝后之间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裂痕。高宗开始觉得皇后不如从前那般柔顺，心里颇忿然。这情形自然也看在周围人的眼里。于是事情就发生了。
　　有个叫郭行真的道士曾经出入宫禁，据说他法术高强，还曾经为武皇后效命，施行过厌胜之术。结果就被宦官王伏胜给告发到了高宗面前。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过郭行真的厌胜术是针对何人何事所施，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应该也并不要紧。但是无论如何，此术在历代皇宫都是绝对的禁忌，高宗闻讯后也果然大怒，决定要给皇后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秘密召来了上官仪，与他商议处理方案。上官仪趁机进言道：“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高宗也觉得言之有理，就让上官仪当场草拟废后诏。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殿内外的宫人宦官们听了个满怀。眼看皇后将要被废，众人都是大惊失色，飞快地跑着去给武皇后报讯。
　　武媚做昭仪时，就在后宫中广结善缘，宫女宦官多在她的笼络中，并多次为她提供王皇后萧淑妃等人的不当言行；如今她做了皇后，回想王皇后前尘，当然更要将此一网络继续发扬光大并让它仍为自己服务。以武媚的本意，恐怕只不过是想随时掌握皇帝的去向，避免“武媚第二”出现，万万没有料到如今竟有意外收获，宫人带给自己的居然是这样一条天大的情报。
　　又惊又怒的武皇后立即赶往现场，果然及时“人赃俱获”：废后诏的草稿还没来得及送往中书省，尚在皇帝的书桌上。俗语说“见面三分情”，高宗当年与王皇后未育儿女，恩情有限，又对其杀女之事深信不疑，在王氏被废后还不免要眷念旧情，何况如今面对儿女成群恩爱殊深的武皇后？眼看武后涕泪交流地为自己辩解，高宗又羞又愧，哪里还忍心说个不字？不但立即后悔起来，还迅速重拾恩爱，自动消弭了心中对武后的嫌隙。
　　床头打架床尾和。帝后间夫妻恩爱重燃，上官仪立马就成了“外人”。高宗见皇后哭哭啼啼不是好光景，唯恐老婆日后追究责任，说自己没有情义，到时阃政猛于虎可不是那么好受的。于是眼珠子一转，把上官仪甩了出来当替罪羊哄老婆道：“我哪里舍得废了你呢？这全是上官仪的主意，是他教我这么做的，我不过是一时糊涂。”
　　上官仪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堂堂的上国之君，居然会当场翻供。——其实他也应该想得通：自己虽是宰相，对皇帝来说也只不过就是一个臣下仆从，皇后却是皇帝的妻子、太子的生母，拿一个奴仆的性命去讨好老婆，解脱自己，实在也不足为奇。上官仪这也算是为皇帝效了忠了。
　　
　　高宗的责任推卸得十分干净，武后当然也不能跟老公一直过意不去，于是满腔的怨恨怒火就都转向了上官仪。在调查废后事件的过程中，武后迅速发现了上官仪和王伏胜有一个同样的履历：贞观末永徽初，高宗长子、废太子李忠封陈王，上官仪时任陈王府咨议，王伏胜同时为陈王府内侍。武后立即将上官仪和王伏胜的履历联想在了一起，又联想到了一直偷偷追悼柳奭与韩瑗，有“窥伺太子位”嫌疑的废太子李忠。历代宫廷事件使世人都知道一件事：皇后一旦被废，出自她腹中的皇太子的地位就会随之不保。上官仪身为宰相又岂有不知之理？在帝后生嫌隙的时候他不对皇帝劝阻以保太子，反而如此主动地提议废后；王伏胜在整个后宫（连皇帝左右在内）都忠于皇后（当然也包括皇后亲生儿女）的时候，偏偏要反其道行之告发皇后，其用意何在？（实话说，这联想还是很站得住脚的）。
　　联想的最后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龙朔三年十二月，许敬宗向高宗举报，说上官仪、王伏胜暗中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废后不但关连到多年夫妻关系，还关连到废太子，关连到接班人的重大问题。高宗既感到后怕，也不免要向老婆赔罪。在整个上官仪父子入狱被杀的过程中，他没有为上官仪说一句话。上官仪当月就与其子上官庭芝、宦官王伏胜一起被处死，其家眷籍没为奴婢。上官父子被杀两天后，李忠被赐死于流放地，彻底解决了武后对这位废太子的后顾之忧。——许敬宗做这项举报，史书上多称是受武后指使，其实只怕不需任何人指使，许敬宗也是迟早要上这一本的。他本来就和上官仪不对光，又是太子李弘的太子少师，假如皇后武媚被废、太子李弘只怕也难免被废，接下来倒霉的就得是他许敬宗了，联想之后当然格杀勿论，要对上官仪下狠手。
　　对于高宗默许上官仪父子被杀一事，多数时候都被用来说明他“惧内无能”的强烈程度，似乎是他为了讨好皇后，竟连自己的亲信宰相都无力保全了。这样的诠释实在是太低估高宗了。在上官仪奏请废后之前，年方十一岁的太子李弘已经三度监国，并有了“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决之”的“次皇帝”地位。上官仪在这样的情形下有提议废后之实，又有许敬宗“入情入理”的举报，假如高宗还对其怜惜而不加以狠辣处治，势必影响太子已经形成的接班人前途、官民也不免人心动摇。总之，无论于公于私，高宗都要将上官仪抛出来丢卒保车。上官仪为自己多的那一句嘴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跟着上官仪一起倒霉的，还有一向与他关系不错的右相刘祥道（被降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也纷纷被流放贬官。
　　
　　上官仪废后一事，给武皇后敲响了警钟。一向只在深宫中舞动长袖的武媚警觉地发现，朝堂上也存在着针对自己的势力，光是编织后宫的情报网并不管用，她还需要掌握高宗与大臣们在朝堂上的内容，想办法更深地参与朝政。
　　从此以后，高宗每上朝视事，龙座后都加上了一道帘子，武皇后隐身其中，无论政事大小，无论哪个朝臣进见，她都要旁听。
　　没有人知道帝后之间是怎样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最初的原由是高宗为了消解皇后对宰臣的担忧，抑或是为了表明自己绝对再不会与大臣谋划不利妻儿之事的决心？总之，帘子是垂下来了，并终高宗之世再未卷起。帝后共同临朝听政，这旷古未有的场面哄动了天下，从此，高宗与武后被世人称为“二圣”，“二圣临朝”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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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资治通鉴》说，自“二圣临朝”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圣临朝”的同时，乐彦玮、孙处约进入了宰相圈。这两人都是与武后泾渭分明的人物，此二人后被姜恪，陆敦信取代。事实上，姜陆二新相只能算是过度性质的人物，比如陆敦信，他这个右相只当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年老体弱而自动请辞，取其而代之的，是“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名将刘仁轨是高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与首倡册立武后的李义府更是生死冤家，虽然当武后成为“武太后”的时候，刘仁轨非常知趣，并有助于武后，但此时初入相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武后引为“自己人”。——而就在刘仁轨拜相当年正月，因封禅泰山而大赦天下的诏令中，偏偏就删掉了武后亲信李义府的份儿……——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后人：二圣临朝也罢，皇后封禅也罢，都不过是代表着皇帝对皇后的极度宠爱，绝非皇帝将实权无原则地交予皇后。
　　
　　 刘仁轨入相那年（麟德三年暨乾封元年，公元666）正月的封禅泰山，规模极为浩大，王公大臣内外命妇都一律随驾，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尽波斯，各贡国朝会者也尽皆随从。而整场封禅的规格也别出心裁。
　　正月初一，高宗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之南，以唐高祖、唐太宗配飨。初二，封于泰山之上。初三，于社首山行禅礼。祭皇地祗，以太穆太皇太后（窦氏）、文德皇太后（长孙氏）配飨。
　　就在初三的这场禅礼上，从前绝不允许女子出现的封禅台上第一次有了女人的身影：皇后武媚担任亚献，她的表姐即太宗德妃、越国太妃燕氏担任终献。
　　初五，封禅礼毕，高宗御朝觐坛接受朝贺，下诏赦天下，并改元乾封。
　　初六，帝后大宴群臣命妇。
　　十九，离泰山。
　　二十四，浩浩荡荡的车驾行至曲阜，封赠孔子为太师。
　　二月二十二日，高宗至毫州祭老君庙，尊之为太上玄元皇帝。
　　三月十一日，高宗、武后返回东都洛阳。并下令刻《登封记号文》，立于泰山。
　　
　　一片皆大欢喜的祥和中，宫闱中的一场杀戮剧也做好了安排。
　　剧目的导演正是武皇后，但剧情的起始却来源已久。说起来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得是高宗李治蓬勃的好色之心。
　　荣国夫人杨氏一共为武士彟生下了三个女儿，武媚是次女，幼女嫁郭孝慎后早逝。杨氏的长女则嫁与贺兰越石，在生下儿子贺兰敏之和一个女儿贺兰氏后也做了寡妇。问题就开端于这位漂亮的寡妇。
　　早在武媚册后之前，寡妇姐姐就已经频频入宫，并与高宗打得火热。这段缠绵往事宫人知之甚详，以至于当时就有流言说武皇后的次子、章怀太子李贤其实是这位漂亮寡妇与高宗所生，为了掩人耳目才归在武昭仪名下的。这个不知起源于何处的流言也同时埋下了未来武皇后与李贤母子反目的炸药引信。当然这都是很久以后的话了。
　　武媚册立为皇后，寡妇姐姐也水涨船高。被高宗册封为韩国夫人。依我看来，高宗未尝不想将大姨子纳入后宫，初封皇后的武媚也还不敢反对丈夫纳宠，只是她与外姓前夫生育的一双儿女实在不好安置，这才退而求其次。
　　韩国夫人此后入宫更频繁，她的女儿贺兰氏也往往跟随身边。贺兰氏年方少艾，国色天香（史书称其“有殊色”），居然引动龙心，竟成凤侣，也被高宗一并笑纳了。
　　韩国夫人不久就去世了。关于她的死，也在传说中成为一桩宫闱谜案。有种说法指她是被武后所杀，但就算是偏好给武后扬丑名的史家，也没有正面记载过这个说法。这似乎可以成为另一种佐证，证明武后并未对姐姐下这个手——杀皇帝（李弘追认为义宗皇帝）杀太子（李贤）杀甥杀兄弟都写上了，还怕添一笔杀姐姐的帐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随即册封其女贺兰氏为魏国夫人。他虽有偏好“姐弟恋”的嫌疑，面对这么个半甥半女的小情人，也不禁心潮澎湃起来，打算进一步给贺兰氏正名，让她拥有连她母亲都不曾得到的名份，正式纳入后宫。看起来魏国夫人是相当地打动了高宗，因为他竟有心要拿出大手笔，想直接就将她封为九嫔之一。这可是武皇后当初整整熬了三四年，一连生下两个孩子才换得的地位。只是由于魏国夫人毕竟是武皇后的外甥、皇子们的表姐，高宗一时还在为如何向皇后开这个口而犹豫。
　　高宗虽然没有将册嫔的打算当面说给武后听，但以武后情报网的密实，她肯定是早已经对此了如指掌的。而此时的魏国夫人也早已经忘却了皇后姨妈为家族和自己带来的好处，从各种野史正史的字里行间，后人都能感觉到年青气盛的魏国夫人对武后的敌视态度。由于魏国夫人对姨妈的仇视，世人往往认为这也是其母韩国夫人被武后所杀的另一例证。非得要杀母之仇才值得魏国夫人反感姨妈？这种想法实在多余：妻子和情妇之间能觉得对方可爱吗？不用想也知道，面对这样一个争宠不遗余力、大有后来居上咄咄逼人之势的外甥女，武后心里会有何感想。联想到上一次的废后事件，她就更不可能对外甥女等闲视之、不能让那个手握废后废太子大权的男人被别的女人迷倒。
　　在封禅大典上，亲眼目睹了“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的壮丽景象，看着“年长色衰不如自己”的姨妈享受着这样的万国来朝尊荣，再看看自己年青美貌风情万种却连想当个嫔妃都如此困难重重，魏国夫人对武皇后的痛恨更上层楼。这一切尽收武后眼底，她的厌恶也终于达到了顶点，决定要铲除魏国夫人这个不识时务的情敌，并为此安排一场完美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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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泰山封禅乃国家大典，各州刺史都全程随驾并最终齐聚长安朝觐贺喜。与武后母女有旧恨的武惟良、武怀运也在其中。经历了当初那场贬斥，又看到了武后如今竟有“二圣临朝”“封禅泰山”的威风，武氏兄弟早已没了从前那般耀武扬威的胆量，他们想尽办法要讨好这位堂妹。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堂妹表现得十分宽大，不但表示尽释前嫌，还肯和皇帝一起前来赴家宴。宴席在武氏兄弟的百般殷勤、高宗武后的平易近人中顺利举行了。在宴席中，武后频频举杯，还不止一次地劝家人多吃菜。然而，热闹的家宴在魏国夫人吃下一箸肉酱之后嘎然中止：咀嚼未尽，魏国夫人就倒毙在了宴席上。
　　据史书记载说，肉酱中的剧毒是武后派人暗中放下的，并在宴席中蓄意让魏国夫人先吃，不但要了她的性命，还顺利地将谋杀罪名栽在了武惟良武怀运的头上。
　　这个场面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眼睁睁看着新宠暴毙，又亲眼目睹肉酱来历的高宗勃然大怒。由于全程目击，又深知武氏兄弟曾被皇后贬抑，他毫不迟疑地认定武氏兄弟是想要毒杀帝后，结果误中副车，导致魏国夫人贺兰氏香消玉殒。
　　宫闱之事，向来众说纷纭，魏国夫人之死也不例外。在其它的记载中，高宗并未赴这场宴席，而是去上朝了，当他退朝时，早晨还媚眼如丝的贺兰氏却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说法再多，结果都是一样的：武氏兄弟的人生就此告毕。
　　八月，武惟良武怀运被处死，改武姓为“蝮”姓，家眷没为奴婢。武怀运的哥哥武怀亮早已去世，本来还可保得这一支平安，偏偏他的妻子善氏从前曾经对荣国夫人杨氏无礼，因此怀亮的后人也没能逃过，都因此事被没入掖庭。
　　既然处理得如此干净利索，武后倒也还算满意，但荣国夫人并不肯就此罢休。在这位老太太的授意下，没为宫婢的善氏不久就被寻个了岔子施以刑罚，施刑所用的鞭子是用荆棘特制的，哪消多少下，善氏就被打得肉尽见骨，命丧黄泉。这一年的杨氏早已年过八旬，记恨报复的狠毒程度却实在令人瞠目，如此言传身教，也难怪她女儿武后的手段了。
　　武后的两个异母哥哥早已经死在了流放地，他们的儿女也都被驱赶流放至岭南。然而武氏香火不能断绝，因此武后将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改为武姓，做了父亲武士彟的后嗣。说起来刚过继时，武后对武敏之是很不错的，不但让他承袭了武士彟的周国公爵位，还为他的前途大开绿灯，一直升至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
　　然而姓氏改了，手足之情却难断。对于魏国夫人贺兰氏死于非命，武敏之表现得十分悲伤。除了悲伤，他还对贺兰氏的真实死因起了疑心。在哀悼贺兰氏的时候，高宗向武敏之哭道：“我出门的时候你姐姐还好好的，这才一会儿的功夫，怎么她就死去了呢！”面对高宗的叨念，武敏之一言不发，只是痛哭。
　　高宗大约觉得武敏之不说话，是因为过于哀伤姐姐的死。但武后却立刻明白了其中奥妙：“这孩子对我起疑心了！”从此她对这个外甥也厌恶起来。
　　不知是为了报复，还是从姐姐的遭遇知道自己得罪姨母迟早下场凄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贺兰敏之轻佻骄横，胡做妄为，使武后不堪忍受，却偏偏碍于老母亲荣国夫人杨氏，没法处置，只能眼看着他胡作非为犯错无数。——所有的儿孙都没了指望，老祖母无原则地溺爱唯一的后裔，也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关于杨氏偏袒武敏之，史书上却给出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敏之韶秀自喜，烝于荣国。”也就是说，九十岁的老太太与二十来岁的漂亮外孙乱伦了！真不知是杨老太老当益壮，还是武敏之别有用心？
　　然而，杨氏毕竟太老了，无论是武后，还是武敏之，都非常清楚她的庇护维持不了多久。
　　
　　咸亨元年（公元670）八月初二，荣国夫人杨氏病逝于九成宫，享年92岁。
　　杨氏的死，也给武敏之敲响了丧钟，杨氏死后他的一系列行为，只能用“最后的疯狂”来形容。
　　杨氏死后，武后拿出内库私房钱给娘家，为母亲建佛寺祈福（武媚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是，对生母的孝顺还是很可观的）。谁知这些钱财却大多都被武敏之挪为自用；
　　杨氏的丧期未过，武敏之就脱去了丧服，忙于声色犬马；
　　太子李弘此时大约十八岁，已经选定了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为妃，并定下了婚期。谁知武敏之却对杨姑娘的美色垂涎三尺，暗暗地挑逗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并终于成功地进入她的闺房。然而杨姑娘没有想到，一直显得温文尔雅的情人却在此时撕去了所有的伪装，强行奸污了她。
　　纸当然包不住火，何况武敏之逼奸杨氏很可能是蓄意要羞辱姨母一家。武后很快就知道了此事，太子李弘也只能恨恨地接受未婚妻被奸污的事实，虽然说为了保住皇家脸面，无法立即处治武敏之，杨氏与李弘的婚约却只能取消，太子宫的女主人就此易主，换成了以贤德闻名的裴居道之女。——夺妻之恨仅次于杀父之仇，何况是堂堂的未来皇帝？武家人竟做此事，而身为母亲的武后却没有及时为儿子雪恨，这件事势必将使武后与李弘之间的母子之情深受其害。
　　
　　可怜的杨氏姑娘从此再不见记载，恐怕只剩死路一条。当初她为武敏之所惑，明知自己将成太子妃、未来的皇后，仍然甘冒奇险也要与之来往，可谓爱之深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天而降的浪漫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惨遇。
　　杨氏的悲剧，也给渴望真爱的女人们留下了一个提示：死去活来投入的爱，结局并不一定都比平淡的好；位高财阔的男人虽不一定有真爱，可是较“穷”的那个追求者也未见得都安着好心。于男人也是如此：出身高看起来娇惯的女友虽然很可能不好侍候，可是小户人家的姑娘却也未见得就会诚心陪你吃苦。世上绝没有“穷人一定真爱自己”或“富人一定能给我满足”的定理，究竟谁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那一个，只能靠自己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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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李弘这时已经成年并多次监国，武后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因为权力之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对于杨氏被辱，这位皇后仍然选择了隐忍的态度。然而武敏之随后的行为却终于突破了她的底线。
　　武后的底线，就是她心爱的女儿太平公主。
　　关于太平公主，世人知道武后终其一生都对这个女儿百般宠爱。当然，太平身为女子，不可能成为反武后者利用的政治旗帜，不会威胁到武后的皇权，她本人也很聪明，懂得对母亲应采取何种态度。以上所述，都可以成为太平宠于武后的理由。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起来，太平公主得宠于母亲，也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事情。
　　武后的第一个女儿，死在了襁褓中，从种种现象推断，这个小女婴是死在了生母的手下，成为母亲前进的牺牲品。虽然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权力发酵出的罪恶，武后在儿子成年前，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母亲，慈爱亲和；何况那个小女婴毫无“过失”，从来不曾象兄弟们那样有“触怒”母亲的可能。人心毕竟肉造，在往后的漫漫岁月里，武后当然不免要想起这个可怜的女儿。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三月，距神秘夭折整整十年之际，那个小女婴被父母追封为“安定公主”，上谥号曰“思”，并以亲王级别由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
　　“思”，从谥法内涵考究，这是一个颇令人回味的谥号——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不眚兆民曰思；道德纯备曰思；谋虑不衍曰思；柔能自勉曰思；通明爽愿曰思；深虑远道曰思；迩不爽愿曰思；谋虑不偕曰思；念终如始曰思；辟土兼国曰思；追悔前愆曰思。——在所有的含义中，“追悔前过”“念终如始”“追悔前愆”显得特别的触目。后来武氏成为女皇，收唐高祖千金公主为义女，所改的封号也仍然是“安定公主”。母亲的爱与害，同样深不可测。
　　就在将“安定思公主”隆重迁葬后不久（一般认为就在同年），已经年过四旬的武皇后再次生育：在连续生了一堆儿子之后，她终于迎来了一个女儿，这也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痛心女儿早丧的父亲和心事重重的母亲，对于这样一个女儿的诞生，其喜可知。太平公主由降生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父母的百般宠爱，而且还是双倍的宠爱。
　　外祖母杨氏去世的时候，太平公主大约六七岁。也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武后向高宗请旨，度女儿出家入道，为杨氏祈福。当然，出于父母的宠女之心，太平并没有离开皇宫，而是仍然过着公主的生活。但既是要为外祖母祈福，太平就不免要经常来往武宅与皇宫之间。让人没有料到的是，所有进入武宅的宫人女官，都统统被武敏之或诱或逼，一逞兽欲。此事一发，武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咸亨二年（公元671），武后向高宗上本，将武敏之流放雷州，重新改姓名为贺兰敏之。
　　在去往流放地的途中，贺兰敏之上吊自尽（也有说是途经韶州时被武后的使者以马缰勒死）。此时，距荣国夫人杨氏去世仅十个月。
　　武敏之的死，可以算在武后的帐上，但若不是他过于放肆放荡，又被杨氏惯坏的话，恐怕也不至于来得如此之快。武敏之消失了，杨氏却享受了极高的哀荣。高宗下令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都要去武宅吊祭哭灵，并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杨氏为太原王妃。
　　
　　然而，就在杨氏极享哀荣的同时，武后在朝中却日益受到掣肘，与长子李弘之间的矛盾渐渐无法调和。李弘这时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替父监国多次，史书说他仁厚并且体弱多病，还常将政务交予身边亲信处理。可以想象，这样的主子真是难逢难遇，早已经被大臣们视做当然的主人。而武后毕竟是皇后，从前儿子年幼，高宗多病，国政时常由她处理，现在却实在不好找理由了。
　　权力是毒药，更象是毒品，一但尝到了此中滋味，就再难有人舍得丢弃。朝臣和天下人都心知肚胆，武后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后宫，李弘也不甘心被母亲当小儿牵制，母子反目只是迟早的问题。
　　虽然对妻子和妻子的娘家百般宠爱，高宗在原则的问题上仍然是偏向儿子的。何况高宗多病，凡离京疗养武后都一定要陪伴左右，不得不放手让儿子监国发展势力规模。日渐形成的太子势力，令武后难以应对。
　　就在杨氏去世前不久的三月十八日，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干脆在母亲去世的第二个月就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退出皇后位，以赎天谴。
　　我觉得，与其说是武后心灰意懒，不如说是她在自己的命运上再一次下了重注。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份去当监国太子。
　　辞职信递到BOSS手里，当然被拒收了。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左中护为高宗极信任的老臣李勣，由此也可见高宗对长子的偏爱）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己暂退？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杨氏死后的第二年正月，武后陪着高宗到东都洛阳疗养，李弘再次留京监国。据说，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弘“发现”了被母亲幽禁多年的萧淑妃之女义阳公主、宣城公主。两位公主这时已经三十出头，仍然没能出嫁。李弘立即向高宗上书为两个姐姐觅偶，同时要求将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高宗都应允了。
　　
　　对武后来说，儿子的这一举动，是不可原谅的。且不说记仇的武后不愿原谅萧淑妃，也因为儿子此举意味着对母亲的一次明显的挑战。而得父亲宠爱又“中外属心”的李弘还提请借地贫人，看在此时武后的眼里，恐怕也难免有收买人心之嫌。武后的恼恨可想而知。她当天就把两名公主配给了当班的卫士权毅、王勖。两人被授以刺史之职，携妻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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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作品和小说总是会说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出嫁之时已经三十多岁，甚至还有说四十岁的，或说她们嫁给了当班士卒，似乎以此引证武后为继母不慈。
　　实际上，这都是太夸张了。萧淑妃受宠并连续生育的时候，也正是武才人与太子李治私相往来的时候，算起来两位公主最多也就只比李弘大五六岁，虽然已经超过婚龄，但也绝不到三十岁（据宣城公主墓志铭的记载推算，出嫁时的宣城公主二十三岁）。此外，在皇宫大殿轮值的卫士，都是官员勋戚们的子弟才有资格担任的，他们出身很高，绝非一般士卒。权毅的祖父封卢国公，王勖的祖父封平舒公，都是世家。清王朝的公主就经常嫁与侍卫，情形类此。
　　请嫁公主，固然是李弘仁厚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也与这位太子和母亲的权力斗争、感情嫌隙不无关系。义阳宣城的公主封号，是数年前武后为显示嫡母气度而向高宗请封来的！总之，李弘此前就早该知道两位姐姐的存在，而绝非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直到某年某月才知道宫中还有两个姐姐。那么问题就来了：若干年来，这位监国太子怎么从来不曾关心过姐姐是否出嫁，偏到了此时才来上书？
　　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出嫁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次年（672），又一件事情发生了：许敬宗病逝。这名倾向自己的前宰相之死，对于武后在朝中的势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而糟糕的还不止于此。
　　在为许敬宗商议赠谥的时候，朝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太常博士袁思古嬉建议上谥号为“缪”，含义为“名与实爽”，乃是一个恶谥，还得到了户部尚书戴至德、太常博士王福峙的附和。——戴至德，正是太子李弘的心腹干臣。这样的谥法当然不能令许敬宗一系的人满意。于是唐高宗诏令在朝五品以上官员公议，议来议去，给许敬宗上了一个“恭”的谥号，意思是“既过能改”。
　　公道地说，以许敬宗的人品处事，给他这么个谥号也没亏待他。但是亲信的身后待遇，却足以折射武后的困难处境。
　　
　　上元元年（公元674），对武后来说，仍然是一个难熬的年份。实在是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外戚”。贺兰敏之死了，父亲不能后继无人，传家的官爵不能就此抛掉，在这样的时候，从前的事情都算不了什么了。于是，异母兄武元爽之子等人都先后从岭南召回，其中武元爽的一个儿子被选中做继承人，袭了祖父武元彟的爵位，改名武承嗣，并迅速地加官晋爵。在上元元年四月被封为宗正卿。
　　这年的中秋，实在值得额外提出。这天，高宗为列祖列宗加追尊号，顺便也为自己改了个头衔。从此，李治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天皇”，武媚则成了“天后”。
　　天后的称呼，当然比皇后要威风得多，然而等着新任“天后”的，却是一个重磅炸弹：九月初七，高宗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迎归长孙无忌的棺木并归葬昭陵。
　　这道旨意无疑给武天后浇了一盆冰水。长孙家族是武后的死仇，他们入朝，必然要与武后作对。与此同时宰相集团又全都站在太子一边，武后想要在里面安插个人手，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面对来自儿子的压力，十月二十七日武后向高宗上表，列各项建议十二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内容：“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偕大欢喜地将道儒之书和孝经同时列入了天下士子参加策试的教材之中，并尊崇了母亲的地位，同时还要求为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工资。无疑，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武后也在指责儿子的孝道，期望能收到效果。
　　但是，在利益斗争中，没有孝道存在的空间。权力就象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在某种程度上，太子和皇后之间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他们身后的皇帝大有关系。高宗在主要偏向儿子的同时，并不限制皇后的势力扩展。又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也许是重病在身的皇帝有意在让妻儿互相制衡，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占上风，从而使自己在病体支离的同时仍然能尽可能居中把握皇权。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照他的意思发展。
　　
　　上元二年（公元675）三月十三日，武后于邙山南行祭祀先蚕的典礼，百官及各国使者均做为随从列陪出席。这当然是一次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务活动。
　　另一件事随后展开：武后以著书为名，召饱学之士入宫。表面上是著《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书，实际上却密令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以此分宰相之权。这些人因此被呼为“北门学士”。武后仍然不愿放弃权力，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四月初夏，高宗和武后再次起程前往合璧宫消暑，太子李弘也随行。
　　四月二十五日，一个噩耗从合璧宫迅速传遍唐境内外：二十四岁、还没有儿女的监国太子李弘病逝。对于儿子的死，高宗表现得极其哀伤，五月初五，他发布制文，表示李弘虽死，但自己已经允诺逊位于他，诺言不因死亡而变更，因此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随后为他建了一座花费钜亿的恭陵。八月十九日李弘以帝王之礼正式下葬，高宗又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痛悼自己的继承人。
　　李弘一直疾病缠绵，而且是“沉瘵”，即古代绝症之一痨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他死的时间太不合适，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直觉：太子死于非命，下手的就是他的母亲武天后。
　　李弘是死于绝症，还是死于非命，一直是令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但是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得明白。
　　1、死于绝症。没啥可说的，病魔面前人人平等，天子都不能幸免，何况是还未登基的天子。李弘的身体确实很差，在他监国期间，很多事务都是由他身边的信臣处理的。高宗也在追悼儿子的文中提到过李弘有“沉苛”肺结核，自然死亡也很有可能。
　　2、死于武后之手。原因看起来似乎也很明显。采信这种说法的也很多。据说是因为高宗曾经想过要禅位与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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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弘死后，他的亲信戴至德升为宰相。
　　但不管怎样安排，太子李弘已死不可复生了。李弘死后月余，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于六月初五被册封为高宗朝的第三位太子。
　　比起李弘，李贤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才华出众。他自幼年起就有读书过目不忘的奇慧。做太子的次年，李贤又招集学者共同注释了《后汉书》，得到了高宗三万匹绢帛的重赏；高宗让他监国，他处理朝政也井井有条，深得时人的推重，高宗还因此特颁手敕嘉奖道：“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又赐了他五百匹帛。
　　然而做储君，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李贤虽然非常努力招贤纳士，高宗也放手让他监国，但当年李弘在朝臣中的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太子监国培养起来的，因此李贤在这方面仍然望尘莫及兄长。
　　因此，在李弘死后，武天后的势力在一段时间里没有了遏制，从而迅速地扩大了。在武后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宰相的前后，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群。他们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从后来的事情来看，他们都是偏向着武后的。
　　公开场合下的位次仪轨，能够充分说明人的权势大小。仪凤三年正月初四，武后就单独登上了光顺门，接受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虽然太子李贤有监国的头衔，永隆元年（公元680）正月十九日，武天后仍然再次单独登上了洛阳城门楼，以主人的身份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及诸州都督刺史，宴席上的伴奏音乐则是太常新编《六合还淳》舞。五十九岁的她已经成为大唐王朝权力的中心。
　　势力大了，武后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皇后如此气势，无疑使太子李贤难以忍受；而又一位“监国太子”的出现，也无疑使武后忌惮重重。
　　在武后的新晋亲信中，偃师人明崇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死间接促成了太子李贤的被废。
　　在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只说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很容易让人以为明崇俨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而武后与明崇俨有甚不轨，这才大规模为信臣报仇，废子夺权。以为高宗真是不起任何作用一样。实际上，仔细翻翻五代人编写的《旧唐书》就知道，司马光在采集史料方面，实在是有些宋朝男子的偏见，对有利于武后的记载都不提起。
　　明崇俨出身名门士族，其父为豫州刺史明恪。据说他父亲手下的一名小吏能役使鬼神，明崇俨得其真传。乾封初，明崇俨应举入仕，任黄安丞。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摄取的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就大喜过望，认为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他的医术和符呪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高宗甚至为他的五代祖宅御制碑文，亲手书写于石上。也正是这位与众不同的术士，竟向帝后声称“英王状类太宗”，在兄弟中面相最为贵重；而太子李贤却“不堪承继大位”，命中注定没有帝王之份。
　　这个不吉利的说法不迳而走，宫人们又据此谈起另一种揣测：太子李贤根本就不是武后的亲生儿子，他的生母是韩国夫人。李贤被这两种说法搅得寝食不安，既疑且惧，加上母亲的权势重压，与武后之间迅速变得对立起来。
　　对儿子的态度，武后当然感觉得到。她先是撰写了《少阳政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提醒他为子为君之道。不过很显然这两本书对改进母子关系没有任何作用。武后也再不客气，多次给李贤写书信，直接指责他。李贤越发惶恐不安，想到大哥之死的各种流言，觉得自己也朝不保夕了。
　　不久，李贤写下了他唯一传世的诗篇《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他希望这首诗歌能唤起母亲的舐犊之情，但是权力解不开芥蒂，武后越听越怒。
　　调露元年（公元680）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这话的明崇俨却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神医宠臣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高宗和武后看来都很伤心。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谥“庄”，其子珪提拔为秘书郎。明崇俨除了预言李贤无帝王之命外，多数时候倒也广结良缘，加上医治高宗疾病的功劳，其子平安地度过了此后的纷乱年月，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还在升官，为怀州刺史。
　　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哄动了唐王朝。皇家派御史中丞崔谧等人查勘此案，许多人都因此被抓入狱中，屈打成招。但是招来招去，也没招出个靠谱的。这离奇的案子使明崇俨的死因一时众说纷纭。有好事者认为，明崇俨为奉迎帝后，过于劳役鬼神，因此被鬼所杀。更多的人则认为明崇俨不该泄漏天机多嘴多舌，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
　　
　　李贤素好声色，明崇俨死后的第二年，他昵爱男宠赵道生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为了表示宠爱，李贤还越制将太子宫中的许多金帛都送给了赵道生。对于这件事，司议郎韦承庆忧心忡忡地加以劝谏，李贤却置之不理。结果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后耳中。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
　　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交代说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
　　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看情况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哥几个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抄检了个底朝天。在抄检中发现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这本书交到正为儿子纳男宠犯嘀咕的高宗手里，无异于火上浇油，大怒道：“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当即下令将刘纳言流放振州（海南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