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汪曾祺多谈下里巴人的食物，梁实秋（1903－1987）的《雅舍谈吃》则更“阳春白雪”。重读此书，我却发觉这位美食文大家的口味并不那么“雅”。

首先，这本集子里多荤菜，少素菜。五十七篇散文中，有关素菜的茄子、菠菜、笋、龙须菜和豆腐几篇都短小简略。作者描写羊肉、火腿、烧鸭、猪肉甚至鸡蛋时，却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其次，他对北平饭馆及街头小吃的油腻荤腥念念不忘，却很少提到清淡家常菜。再有，他的口味偏于北方、粗豪，对面食如烙饼、饺子、韭菜篓之类津津乐道，南方人爱喝的粥在他记忆中则和小时生病，被迫卧床联系在一起。他也承认“平素早点总是烧饼、油条、馒头、包子，非干物生噎不饱。”还有，他不但爱吃肉，且嗜甜食，对八宝饭、核桃酪、糖炒栗子来者不拒。

《雅舍谈吃》中记载的饮食是梁氏个人经历的折射。他出生于北京，1915实足12岁时就悲悲戚戚地辞别父母，“第二次断奶”，进清华学堂读书，全日寄宿，每周回家一天。那时清华实行西式教学，全用英文，重视体育、卫生，规定学生每周洗澡，统一在食堂用餐。他有时也从小卖部买花生、栗子、洋零食冰淇淋之类解馋，只是不能在寝室以外的地方吃，也不能边走边吃。

1923年从清华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归国后在东南大学、青岛大学教书。梁氏年轻时食量甚豪。他在清华读书，有次一顿吃了十二个馒头、三大碗炸酱面。1926年留美回国，他一下火车先去饭店吃遍 “三爆” （油爆、盐爆、汤爆）羊肚，大快朵颐后才慢悠悠地回家，多年后还认为是 “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年犹不能忘”。

抗战爆发，他只身前往大后方，和妻儿分离六年。雅舍是梁氏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的寓所名。在流离失所、入不敷出的抗战时期惦念荤腥、甜食，而不是清粥小菜，可以理解。但《雅舍谈吃》于八十年代出版于台湾，梁氏重温青壮年口味，不惟是“心之所好，九死未悔”，对故园、家人的怀旧眷恋也是原因。

少年离家，出外求学、工作，他在父母身边的日子不过十来年。他对家常饮食的兴趣是退休后和老妻同做家务时才培养的。两人在台湾每日提篮逛街。买菜归来，“对面而坐，剥豌豆，掐豆芽，劈菜心”，边做边聊。然后，他进书房，妻子进厨房，中午十二点准时吃中饭，晚上六点准时吃晚饭。在他心目中，妻子和母亲一样，都是通过中馈之道表达爱意，将亲朋连结在一处的家庭“总管”。妻子自奉简薄，但待客殷勤，有朋友来，她常以馅饼、葱油饼、大包飨客，据说得自其母真传，被客人誉为“江南第一！”他的生日在腊八，天寒地冻之时，妻子先起床，精心料理食材，给他煮好腊八粥，才唤他起身享用。

梁实秋早年对饮食之道采取名士态度：“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是不妨稍为放肆一点。吃饭而能充分享受，没有什么太多礼法的约束，细嚼烂咽或风卷残云，均无不可，吃的时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后抹抹嘴鼓腹而游，像这样的乐事并不常见。”他甚至为“馋”辩护，说“馋，基于生理的需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馋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现象，比食而不知其味要好得多。” 他晚年患了糖尿病、胆结石，血脂、血糖偏高。妻子严格限制他的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糖不能吃，炸酱面从两大碗改为一碗，“其中三分之二是黄瓜丝、绿豆芽，面条只有十根八根埋在里面。”他出外应酬，自带三明治，不吃酒席。

从幼至老，他从饕餮爱吃到被迫为健康而忌口。雅俗不论，食物给他带来的，不光是生理、心理上的愉悦，更是关于亲情的温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