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翻译了不少段落，可以说翻译也是等闲之事，我这样说，因为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仿佛只有傅雷这样人物才能当翻译家。事实上只能说中国太落后，一切都落后，出版事业，读者群统统落后。共产党一元化统治，太多知识变成多余的，学了也没有用，就连傅雷也会被共产党整得走投无路，儿子叛逃，夫妻上吊。显然，在中国这样秦朝旧制度中，知识就是原罪，百家必为嬴政毛头所坑。看看现在美国的川普当总统，反对他的人很多，很正常，已经有很多本书出版了，揭其丑陋，这就是出版发达，读者活跃，作者辈出的魅力。

我翻译这一章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下面只是摘要一些观点，结束这一章的介绍。

议会无疑关注自身甚于公众；但是为了保卫自身独立和荣誉，它们总是无畏的。

司法习惯，在很多方面，变成全国习惯。所有事情都可以辩论，所有决定都可以复审，等等，诸如此类，是奴役的敌人：这是旧制度给予的教育自由人民唯一一部分。

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几乎总是处于这样状态，除了暴力反抗压迫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反抗。

别人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人民却遥不可及：在社会里需要有一个地位，能被人看到，需要一个声音，能被人听到。但是，在人民之外，法国几乎没有人会批判它的顺从。(这一句跳跃，前面并没有说顺从，可以理解为，托氏含蓄批判：你们受如此压迫，你们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反抗？你们反抗了，得到应得之份，就不会有大革命了)。

皇帝对全国讲话更像领导者而非主子，路易16开始就位时在一份讲稿里说：“指挥一个自由而大度的国家，我们深感荣幸。” 他的一个先辈则说过：“我们热爱同法兰克人讲话胜过同农奴主。”  (注：皇帝不但不说“朕”而且说“我们”)

然后，托克维尔比较了新旧制度下人们的道德倾向，看上去是对启蒙运动后的人文主义有一些批判。

因此，以为旧制度是奴役和依附时代是错的，它的统治下有比今天还多的自由，但是这是不规律和间歇性的自由。等等。

我认为，托氏认为世界的变化是线性的，总是进步的，所以才得出新制度更糟糕的的结论。事实上大革命就是极端大对决，对决之后，极端降低，但是社会敌意仍然比旧制度的平静时代更激烈一些。况且，新制度下，个人可以恢复旧制度的专制，谁知道俄罗斯的普京的政党叫什么？俄罗斯有什么党派？哪个是最大的在野党？民主了，政党还消失了，这不是复辟旧制度吗？

如此结束了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