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民事上严苛地臣服于世俗君权，也不管是什么样君主，牧师是其最无畏的阿谀逢迎者，以便让他装出对教会有好感的样子，他们如此形成国家的最独立的团体之一，是唯一的团体，人们被迫尊重其特殊的自由。”

这一段说得也有点复杂，并且仿佛很矛盾。问题是，世界上绝对的简单化的东西经常会被证明是错的。因为现实充满了矛盾，而不是绝对的正确。比如，牧师群体，怎么又会臣服又有特别自由呢？这完全可能，就是在俗事上迎合君王，君王不干涉或者少干涉教会的自由，传统上，这是欧洲基督教和君王之间的默契，并非法国独有。如同前面说贵族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几乎不可能赞美贵族，可是事实上高官厚爵的地位就是贵族，只是，中国的封建贵族和共产党高官没有贵族灵魂，只有个人利益至上与苟且偷机，所以一些基本的事情和理念没有确定，优劣不分，反反复复相互屠杀。法国，至少大革命之后，阶级之间不再搞大屠杀了。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794年的大恐怖结束，死了大约15万人，无法同中国的起义“革命”的大屠杀相比。

法国旧制度把人民分成三个阶级，或者说派别(ordres)：贵族，教士，和其他人。有时有紧急事件皇帝就召集这三派代表开大会，叫做三级会议。所以，法国旧制度的封建皇权比中国的皇权不知开明多少倍，中国皇帝什么时候召开三教九流大会讨论国家大事了？

因为过去几个月我也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文章，所以也很感兴趣阅读托克维尔描述牧师阶层。也因此可以说明宗教的重要性。

“各省已经失去了治权，城市也仅仅有点治权的影子，十个贵族聚会商讨，没有皇帝应许就无法达成结果。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都保留了它的定期大会。在其内部，宗教权力本身有一些界线需要尊重。低级教士拥有严肃的保证免受上司的暴政，并且主教的无限意志也不能让他们准备好被动服从君主。我绝非试图评判教会的这种古老宪规；我仅仅是说它绝没有把牧师的灵魂应备于政治驯服。”

"此外，很多教士是血统贵族，把具备他们那种条件的人的骄傲与不驯带进教会。并且，所有的人，在国家中拥有很高级别并拥有一些特权。使用这些农奴制权力，如果说对教会的道德力量是致命的，却赋予了其个体成员一种独立于民事权之外的精神。”

“但是，令牧师有思想，有需求，有感情，有一个市民通常的热情，是不动产的贡献。我耐心地阅读了旧的省级三级会议为我们留下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特别是朗格道克省的，那里的教士比别的地方的教士更加参与公共行政的细节；我也读了1779-1787年的省级议会发言笔录；在阅读中我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想法，我惊讶地看到主教和教父，其中很有几位从圣性到知性都是杰出的，他们书写关于修路或者运河的报告，显示他们处理事务深刻了解起因，以无限的科学和工艺讨论最佳方式增加农业产出，保证居民福祉，让工业繁荣，总是跟所有与他们一起处理同样事务的俗人同样好，经常优于他们。”

“与普遍而坚实的即成观点相反，我敢推想，人民完全剥夺天主教教士参与不动产权利并把他们的所有收入以工资形式发放，只会对罗马圣庭和世俗君主有利，导致人民自身失去自由的一大元素。”

“一个男人，在他生命的最美好时光，受到外国政权(罗马教皇)管辖，在居住的国家他又不能成家，因此可以说，把他维系到此片土地上的仅仅是坚固的不动产权。斩断这个联系，他不再特别从属于任何地方。命运之偶然让他出生之地，他就是外国人，生活在百姓社会里，没有什么社会利益可以直接触及到他。对于他的良心，他仅仅依赖教皇；对于生存，仅仅依赖君主。他的唯一的祖国是教会。在每一个政治事件中，他几乎意识不到对教会有什么用或者对他有什么损害。如果他自由而富有，其他的事有什么值得关心呢？他的最天然的政治状况就是漠不关心：基督城的优秀成员，在其他所有地方就是一个平庸的市民。类似的感情和想法，存在于作为孩童导师习俗统领这样的宗教团体中，在涉及到公共生活方面，只会使整个国家灵魂不安。”

一句一句翻译太长了。简单介绍教士其他几个重要诉求，略去文学色彩用词。国家有权举行议会制定法律，议会自由投票确定税法。法国人没有投票权就不可以被强制交税，全国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产生，每年举行会议，讨论所有国家大事，等等。

终于到了最后一段谈论教士阶级，托克维尔颇为动情：

“我不知道是否，全面考虑，尽管若干成员劣迹明显，世界上可曾有过比法国的出其意料的大革命时的天主教士更令人注目的教士，更加文明，更为国家主义，较少龟缩在其私人善恶之中，更为公共善恶而着想，同时更有信仰：所受迫害足以证明。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我充满了对教士不利的成见，我研究结束，我对之充满敬意。教士集团，说真的，仅仅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自然的，所有其他团体也无法避免的，诸如喜欢扩张的趋势，缺乏宽容的性情，以及本能的有时甚至盲目的维护集团的特别权利。”

托克维尔是贵族，所以他说充满了对教士的成见，但是礼貌性地不直接说到底是什么成见。我猜想一方面是教会的封建农奴制特权，另一方面，是薄迦丘伏尔泰之类的文人作品给人造成的负面印象。但是整体研究，中世纪教士还是有牺牲精神的，不信的话，你试一试，从小就苦读书，长大不结婚，到处传教。像西班牙的圣人Francis Xavier(圣方济·沙勿略)，是耶稣会的奠基人之一，不远万里，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中国台山上川岛，因明朝海禁尚严，无法入内地，患疟疾死于该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