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上访

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的小院内。他们想和计生委的领导见个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但领导迟迟不肯露面，计生委的工作人员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在得知上访者所在的省市后打电话给各地计生办，让他们来“接人”。

当天晚上，拥挤的小院内外一片喧嚣，各地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劝说声和失独者们对峙的声音此起彼伏，路边停着3、4辆警车；最终，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这80多位失独者在办公室一直坐到第二天下午4点，直到领导同意见面。一个小时后，失独父母中的5个代表和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等工作人员在计生委的8楼会议室里开了一个座谈会。

会上，失独者们表述了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而最主要的，是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计生委承诺会在3～4个月内研究出台一个制度框架报国务院，并且答应建立沟通机制。随后双方互留了电话。

在得到答复后，失独者们离开来访办，回到宾馆，第二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带着希望各自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埋葬了孩子，也埋葬了自己

笛妈是6月2号早上到的北京。

在亲戚家休整一天后，次日一早，外甥女陪着她去八达岭陵园看了女儿。作为那5名和计生委领导座谈的代表之一，这已是她第四次来京上访，两年前，她就给计生委递交过诉求，但每次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已经递上去了，然后就不再有下文。

笛妈的女儿1983年出生，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保研，之后又公派美国读博，2008年5月底，女儿在美国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笛妈说，女儿去世前最常跟她说的话就是：“妈妈，你不要怕，以后家里有我呢……”那年春节，女儿还打来越洋电话给全家人拜年，几个月后，她赶到美国面对的就是冰冷的尸体，捧回来的是一盒骨灰。

女儿去世一年半以后，笛妈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几乎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之间的所有来往，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

像笛妈这样的家庭，在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中，中国每年新增有7.6万个，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

有关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

笛妈是这些失独家庭的命运缩影。

笛妈女儿的墓地在八达岭陵园一片幽静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一家三口的名字，墓碑的右上角还有“永远在一起”五个小字。笛妈说，再过些年，她不知道自己还爬不爬得动这段山路，她今年57岁。

没有孩子，养老院都不收我们

潘教授今年75岁了，他是这些失独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

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潘教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但儿子病发的前一晚，潘教授却鬼使神差的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2007年2月13日，在准备结婚的新房吃完早饭后不久，小宏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心脏不舒服。但等潘教授的老伴晨练回来，打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时，已经是早晨9点多钟，他们急忙赶往孩子的住所，救护车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行了。

潘教授把儿子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带在身边。现如今，他的手机总是开着，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

潘教授的家陈设很简单，客厅里放着一张老两口用来吃饭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儿子的遗像。儿子过世后，老两口卖掉了那套用来给他结婚的房子，把所有儿子的物品搬回了家，放在他从前的卧室里。

潘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封装着，在保鲜膜的上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正方形即时贴，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

中国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独自凄凉无人问”是很适合失独者现状的一个简单描述。 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是法律，在孤独的时候，失独者不能开口要求国家给予补助。名人、富人、官员等群体超生所上交的罚款属于“社会抚养费”，与失独者毫无关系。失独者能做的只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地渡过漫长岁月。

2012年5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中国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截留挪用时有发生》中披露：每年全国有将近200亿超生罚款。以前，它属于国家秘密；现在，它还是敏感信息。这些钱需要一个合理的去处，而不是整体打包上缴国库后不知所终。如此，才能体现《计划生育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价值，也能让失独者们老有所依。

但显然，潘教授享受不到对等的国家补偿。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潘教授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同命人抱团取暖

大圣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夏南路，京杭大运河西岸。叶儿黄和丈夫老庞就住在寺里。

叶儿黄比老庞小5岁，文革时老庞被打成反革命，叶儿黄也被下放劳动十年，回城后她四处找人给他平反，到女儿出生时，老庞已经39岁。

那是计划生育管控最严格的年代，所以尽管老庞攒够了交罚款的钱，打算再生个儿子，但这事被单位知道后，孩子还是被打掉了。

女儿从学校毕业后，夫妻俩托人给她找了一份厦门航空公司的工作，因为离家远，女儿并不愿意去，但老两口觉得就业形势不好，还是说服女儿去了厦门。

2007年6月底，女儿突发病毒性脑膜炎，在医院抢救45天后离开了人世。

老庞是中医，擅长针灸，在镇江一带小有名气。因为给方丈治病的缘故，他说起自己丧女的遭遇。在方丈的劝导之下，他皈依佛门做了居士，方丈在寺内腾出一间房给他当诊室，从此，老庞几乎没有回过家。

老庞住进寺里不久之后，叶儿黄也在方丈的劝说之下，一起搬了过来。尽管她至今仍然不信佛，但寺院里的环境可以让她的内心得到暂时的平复。

叶儿黄说，女儿的事是她和老庞之间的禁忌，不能提。但她知道，如果老庞开始不停地抽烟，那就是他想孩子了。

如今，他们已经在寺里住了4年多，这期间，叶儿黄得了乳腺癌，开了刀，妈妈和妹妹先后去世，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寺里没有电视、网络，吃的也不合她胃口，她更喜欢每天和失独者QQ群里的同命人们聊聊天。目前像这样的QQ群在全国已经有很多个，失独者们每天在群里相互慰藉、抱团取暖，也会时不时地相约一起去旅游。也许只有这种相聚能让他们感受到平等和安慰。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消息，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更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显然，叶儿黄这代老龄失独者已经无法享受到二胎生育政策，她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给她一点经济上的补助，例如，跟计生委申请一间廉租房，那样她既不用回到从前的家中触景伤情，也可以比在寺里生活得更舒服，她说只要能把剩下的几年好好活过去就行了。

老庞今年70岁，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他沉默寡言，很少露出笑容，早晨，他在诊室里给慕名而来的人们针灸，空闲时就坐下来抽烟，表情总是很凝重。他说：“你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我只想死的时候能痛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