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没有法定的母亲节,可是关于母亲的故事绝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记得著名作家张洁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散文,题为《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仅看标题,我们大概也都猜得到这说的是她的母亲。母爱在世界各种文化中被广为称颂,除了母亲的生养之恩,更重要的大概是因为母爱普遍被认为是“无条件”的纯粹的爱。当然,父爱也被赞美,可是传统观念中,父亲一词总带着某种厚重(如果不是“沉重”)、严肃( 如果不是“严厉”)、一本正经的味道。不象母亲,似乎永远都是温柔、包容、无微不至的。
父亲又时常被视为传统文化和等级制度的代言人。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品,无论其作者是男是女,鲜有塑造正面父亲形象的:就算父亲没有缺席,那多半也是周朴园之类阴森虚伪的角色。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父亲简直是阶级压迫、性别歧视的始作俑者了。相比之下,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上,母亲的形象则要正面得多。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母亲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阶级的代表的倾向,胡适的《四十自叙》中也对守寡多年的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他长大成才的往事一吟三叹、充满深情。虽然张爱玲的《金锁记》塑造过一个变态、疯狂的母亲,那只能算是证明了通例的一个例外。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呢?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萨拉赫蒂 (Sarah Hrdy)通过多年研究,发现我们对于“母性”的想象其实和生物界或社会上的真实情况不相吻合。人类的近亲猿猴依赖群体照看它们的幼儿而不是自己担负所有养育的工作,而且还会“残忍”地选择性喂养:它们通过抛弃先天不占优势的幼儿的举动,来保障自己基因的传播繁衍。即使在现代社会,我们也时常会读到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中,女婴如何被抛弃或者忽视,而男婴则保证获取充足的营养。
一句话,母亲是常人不是超人,她们也受到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与约束,她们也有权利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那么如何能让母亲实践我们心目中慈爱、无私、包容的理想模式呢?赫蒂的建议是社会应该有效地帮助母亲履行生育和教养孩子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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