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民最为不满的是什么？不是物价高涨，不是官员腐败，不是排队拥挤，而是店里供应的肉类数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至少，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说法。在他的专著《神圣的牛和可恶的猪》（The Sacred Cow and the Abominable Pig )中，他试图用“唯物发展”（materialist－developmental）的观念来解释各民族在饮食方面的喜好和禁忌。例如，为什么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吃猪肉，为什么印度教不吃牛肉。至于波兰人为什么对肉类情有独锺，哈里斯的解释是肉食提供了人类必不可少的营养，是任何素食的饮食方式都无法取代的。

哈里斯的文笔风趣犀利，引人入胜，然而他的理论却也争议颇多。素食者提出挑战理所当然，就是他的同行人类学家也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他用机械唯物主义解释饮食这类和文化、精神密切相关的复杂现象，实在不怎么靠谱。可是，肉作为一种权力、财富的象征却是由来已久、中西相通的。曹刿论战时说的“肉食者”是有钱有势的贵族阶级。在那个物质不够丰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只有他们才吃得上肉。否则，孟子也不需要在描述王道仁政实现后的美妙愿景时，专门提出“七十者可以食肉也”，大概因为平民老人没有劳动力，往往也就没有资格吃肉吧。古往今来，绿林好汉的远大理想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黑社会老大的“上岗口号”是“跟着我有肉吃”。英文中对于养家糊口的顶门柱，也有他（她）“把熏肉带回家”（bring home the bacon）的说法。当今日本社会把“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青年叫做“草食男”，更是从反面证明了“肉食”象征的竞争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