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学读书的时候, 导师是梅仪慈教授。 第一次见到她,  梅老师齐耳短发, 戴着眼镜, 衣着很朴素，行动很利落。有一回系里给她庆祝生日，我才知道梅老师已经七十岁了, 可是望之如五十许人。从消息灵通的学长那里又得知, 她的父亲就是五四时期同鲁迅打过笔帐的著名“保守派”、和吴宓一起主持《学衡》杂志的梅光迪。梅老师研究五四文学, 早年有关于丁玲以及左派文学的学术专著被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丁玲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后访美，曾住在梅教授家中，听说老太太还闲不住，帮着打扫房间等等。谈到她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治学之路, 梅老师笑着说父亲的老友曾说她是“不孝”之女。 所以她晚年研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社团, 特别是她父亲参加的“右派”学衡派, 也算是继承父业、以尽孝道的意思。

 

 梅老师曾在浙江大学读过一年书，以后进入美国著名女子大学曼荷莲大学（Mount Holyoke College）。后来，她嫁了她在哈佛读博士时的同学, 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犹太人，Albert Feuerwerker。他曾任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教授，不过我拜在梅师门下时, 她的先生已经退休。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梅老师作为访华的第一批美国文化教育人士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在苏州参观时，她脱口而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随行的中国翻译、导游和其他工作人员态度马上亲热起来。因为之前看她和一帮金发碧眼的老外在一起，却又是中国人模样，他们都拿不准到底应该怎么接待她，算“美国友人”还是中国人？说到此处，梅老师说：“可见，熟悉中国古诗是中国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啊。”

 

梅老师不但是个优秀的学者, 而且是个很善于教学的老师。 我从她那儿除了学治学的方法, 也学做人的道理。 我到安娜堡以前, 梅老师就交代师兄要帮我熟悉本校的情况, 并把她自己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我入校以后, 梅老师教授的研究生讨论课（graduate seminar）是我每学期必选的。上她的课, 我感受最深的是她极善于调动学生的讨论。仿佛也没听她说多少话, 可是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真有无为而治的风格。 以后听她介绍教学经验, 才知道她从教四十年, 每次上课前都还要精心设计, 并不是贸贸然说到哪儿是哪儿。上过梅老师的课, 经过和同学们的讨论锤炼, 我才渐渐体会到什么是有创意的论点, 什么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梅老师批改论文也极为细心, 但她改的往往是大的经络关键点, 决不因为琐细文法抹杀了学生文章的闪光处。 我想，她深得钱锺书再三称赞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度”（tutorial system）的精髓。以后我自己批改学生论文时，还能从她的榜样中受到启发。因为她对我的论文反馈及时又切中要害, 让不少同学羡煞我能有这样一位导师。每学期上完她的课, 她还都要请我们这些学生吃饭, 平时上三个小时的讨论课她也常带些巧克力饼干之类的小点心来, 严格之外也有慈爱的一面。

 

梅教授和我攀谈，起初讲的都是学业方面的事, 以后就渐渐说起她的亲朋故旧、同学老师。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如何从广东千里迢迢地坐船去考东南大学，又如何同在那里教书的、留美归来的梅光迪结为夫妻。梅教授的父亲于1945年早逝，是她的母亲独立带大了四个孩子，并且设法在抗战胜利后一起移居美国。梅教授说起这件事，很为母亲自豪。四个姐妹兄弟中，她的小弟出生在中国，本来无法进入美国。可是她的母亲联系到父亲生前在哈佛的朋友去国会游说，最终由杜鲁门总统签字，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公民未成年的子女入境。

 

2009我回母校，见到了八十多岁的梅教授。她依旧不见老，虽然腿脚不如以前方便，需以手杖代步，但说起退休之后的种种活动，还是兴致勃勃。那时她一面参加各种讲座和音乐会，一面也给美国人讲课，介绍中国文化。“教书能让人永远年轻，”她笑眯眯地告诉我。不过，她在先生Albert Feuerwerker教授2013年去世后一直深居简出，鲜少与人联系。2019年初接到母校密西根大学教授发来的讣告，才知先师已归道山。我这个弟子无缘见到最后一面，只能在回忆中重温她的笑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