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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民国汉奸的日本媳妇

从性格角度分析:周作人为什么会选择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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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周作人则比较安静、和缓、低调,虽然偶尔也有强硬的时候,但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

  “知子莫若母”。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左觅食,却也不哭。所以她对丈夫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这大概属于先天气质上的差异。

  鲁迅排行老大,是“承重孙”,所以责任心重,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期望值也高。周作人是老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没有多少感觉,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过分敏感。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特别是到南京读书,是周作人一生中很关键的一步。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迅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老太太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高高兴兴上路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老太太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鲁老太太。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信子或信子的妹妹,即周建人的夫人芳子去看望。他们仅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增好鲁老太太身体底子好,平时饮食小心,所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1932年,也就是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破裂后近10年,鲁老太太生过一场病。其时鲁迅已经在上海定居,并生下了周海婴。鲁老太太则随周作人等住在北京。病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周作人等人的重视,及至病情日渐严重,才请了两次医生出诊。就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赶忙给身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老母生病情况。

  好在当时鲁老太太对居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并不寄多大希望,她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等到鲁迅一回北平,周作人马上就放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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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回家,即为老母延请医生检查治疗,并亲自服侍,多方安慰。鲁老太太的病情日见好转,精神也好多了。有时老人和鲁迅谈谈家常。谈到八道湾,老人家告诉鲁迅,信子和芳子已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还告诉鲁迅,“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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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真是知子莫如母啊。

  1936年,鲁迅去世后,鲁老太太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

  据说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我苦哉,我苦哉……”

  他的责任心的薄弱,也的确与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的身份有关。因为父母往往对长子寄予较大的希望,在情感和物资上也投入较大,最为得宠。即使在家已破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看到,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要比周作人多。相应地,长兄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这对老二来说,或许会有一种不公平感,他对兄长的恭顺态度中或许会隐藏下一种羡慕、嫉妒的因子,一旦有小事引发,很可能会唤起旧怨,导致裂痕扩大,甚或割席断带、彻底决裂,不可收拾。这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也终于导致了兄弟反目。

  周作人一直记着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对他报以老拳的事情。可见鲁迅的偏急、峻切,和周作人散漫、固执会产生怎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是因为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总之有大哥在场,做弟弟总是感到有点拘谨、压抑,特别是有一个鲁迅这样能干、严肃而且有点尖刻、强悍的哥哥。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性格中,确实还有一种“居家和尚”式的淡漠,对亲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时时要把自己从所属的一切人事纠缠中,解脱出来,遗世独立,以获得一种逍遥出世的自由和安宁。

http://new.qq.com/cmsn/20160723/20160723010337
是呀,也不看看人家什么出身,鲁迅他爷爷能花一万两白银给他爸买官,只不过事没办明白,他爷定个秋后问斩,他爸被费了秀才名头,37岁就郁闷死了,从此就家道中落……
http://tieba.baidu.com/p/4652919690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02787506.html
二、“议约”产生的背景
  谈到这份1937年4月所签订的八道湾房产议约, 诚如海婴先生所说,是在鲁迅逝世才半年时匆匆签订的。不过,我以为时间及周作人转移户主名,都属法律认可的范围内,正因为他合情合理,所以旁观者并不以为怪。再看他确定的议约人,除他本人外,长房署名盖章的是周朱氏,三房署名虽是周建人,却由周芳子签署并盖章,乍看似顺理顺章,然而,若对这一议约的背景稍作了解,却分明可见周作人用心良苦——企图借法律手续,确立并保证朱安和芳子的家庭地位和财产权。
  因为在这上一年末,周建人为贺其母鲁老太太八十大寿,携已有三个女儿的新夫人王贤祯(又名蕴如)回北平,次日即去八道湾。据周建人与发妻羽太芳子的长子丰二在1987年向我回忆往事说:“那天我母亲正在院内擦窗,见到父亲他们,便大哭着回屋,我出来后,就与父亲冲突起来。”父亲险被儿子砍伤,建人夫妇仓促返沪。后丰二写信给父亲有所要挟,其父也因此愤然表示要登报脱离父子关系。这一场家庭冲突也使八道湾的羽太姐妹对其婆母鲁老太太不满,据宋紫佩在1937年2 月25日致许广平信中说:“闻旧历新年迄今,八道湾竟无一人来探望太师母。”鲁迅曾说的“八道湾的天威”,连鲁老太太也心有余悸。在同年4月12 日鲁老太太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虽然很想见你和海婴的,但我真怕使你也受到贤祯他们一样的委曲,大太太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八道湾令我难预料。”而早在北平女师大斗争中被当权者视作“害马”的许广平却在4月14日的回信中毫不畏惧地说:“ 暑间极愿北上候安。如果有人不拿媳当人看待时,媳就拿出‘害马’皮气来,绝不会像贤祯的好脾气的,所以什么都不怕的。”
  身居八道湾的周作人,面对妻子信子的不平、妻妹兼弟媳芳子及侄儿的愤怒,他又有什么作为呢?从上文提到的宋紫佩信中可知,他一方面写信责难其弟,一方面为求家中太平,“主张此后双方不再提及”。这也是他们母亲的意思吧,周氏兄弟的老友许寿裳在当年2月20 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代传鲁老夫人的意见:“对于三先生事他主张听其自然。”这本是中国旧式家庭对不幸婚姻所采取的无可奈何的消极办法。
  然而,如何才能平息家中的风波呢?八道湾11号房产“议约”,便是周作人采取的一个步骤。按理说,在鲁迅逝世后,修改八道湾11号的户主名,本是无可非议的事;订一个“议约”,说明此乃承袭购此房时的初议,并由在京的三房代表人签名盖章,似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他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偏偏不通知同为继承人的许广平和海婴,甚至连原房产所有者之一的周建人也没通知呢?正如海婴所说,当时京沪两地“邮政、电讯畅通”,也非急于办理之事。显然,这是有意而为之,正是这种忽视和排斥,进一步伤害了许广平和海婴等的感情。周作人还在议约前后所写的某些文章中,表达了他在“议约”中显示的思想。周作人的这些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言行,使他兄弟的爱妻弱子始终置于旧伦理的阴影中,这一负面影响极为深远,乃至造成今日的周氏兄弟后代如同参和商。这对一个负有中国现代文化开山之祖和启蒙思想家美名的周作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解的矛盾。这不仅仅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中一般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更令人注目的是他那极不宽容,极为偏面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恰恰来自他个人的婚姻状况及由此而形成的难解的情结,使他恰恰在他最有兴趣,最有研究心得的性心理和家庭、社会伦理问题上,最早地暴露了他人格上的分裂。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3c72ab0100lcpl.html
其时,“被火烤”了的周建人,却已决心暗暗实践自己的主张,争得一个有真正爱情的新生活。他和原绍兴明道女中的学生王蕴如由恋爱而同居,对住在北京八道湾的发妻和子女,则寄以生活费用。
  周建人作此决策,确实因为他原来的婚姻是一次有缺憾的结合。
  据1951年5 月北京市人民法院受理羽太芳子告周建人离婚案所记录的事实云:“1912年秋周信子将其妹周芳子(即原告)由日本招来中国住于浙江绍兴被告家中;后因周信子与周树人说合,由被告之母主持,于1914年原告与被告结婚;婚后以语言隔阂,感情不够融洽。”这一记述因当事人大都健在,应是有据可证的。对照鲁迅和周作人日记,也可见他们的结合是很仓促的。
  周作人之妻信子希望妹妹留在自己的身边,其心情当可理解。因为自1912年5月芳子来华服侍信子生育,并帮她带孩子后, 不仅大大减轻了她的负担,而且身边有了可说知心话的人,况且在次年秋,她又有了身孕。如何让妹妹留在自己的身边呢?她看上了还未婚的三弟。老三尽管没有上过高等学校,但他自学成材,19岁就当上了绍兴僧立小学校长。后又授课于小学教师养成所、明道女中及成章女校,年纪轻轻便有所作为。而且她也知道,早年因两位出国留学的哥哥希望三弟留在家乡,曾言明:三兄弟永不分家,他们将来工作得来的薪金,合在一起用。当时已去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大哥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大部分工资都寄回老家,还帮助二弟负担日本岳父家的生活费用。所以她觉得把妹妹嫁给三弟是个好主意。可是婆婆似乎不愿再有一个外国媳妇,因语言不通多有不便。于是她希望在北京的大哥能支持。这一时期,她经常给鲁迅写信。
  鲁迅为什么要说合这桩婚事呢?也许他是出于对信子孤身远离祖国的同情;也许他遇到了什么难题。1913年6月10日他收到二弟的信, 附芳子笺,他当即回了二弟的信。次日又收到日本羽太家的信。第二天,他便“寄二弟信,附答芳子笺一枚。”这些信都没有留下来,但显然与往常的一般通信不同,是芳子要求鲁迅回答某一问题,似乎与她的终身大事或去留有关。当月19日,鲁迅即按原订计划返乡探亲一个月。其间,他与三弟曾多次单独出游,是否曾劝说三弟接受这桩婚事呢?现已不可考。事实是半年后,即1914年2月28日,周建人与芳子举行了婚礼。 奇怪的是,鲁迅是在3月17日收到二弟信, 附芳子笺后才在《日记》中记下三弟的结婚之日;21日,他也只是“寄二弟信,附与芳子信”。此后,他与二弟,信子和芳子有多次通信,唯独与新郎倌三弟迟至5月23 日才直接通信。
  周建人与芳子在最初或建立了感情。但自从1918年全家迁居北京后,没有学历的建人,只能到北大旁听,找不到工作,不免有吃白食之嫌。当家的二嫂在言语间令他难堪,妻子也因此对他多有不满甚至吵闹。当他通过投稿,从《妇女杂志》的主编章锡琛处得知上海商务印书馆缺人后,便由二哥写信给胡适,请他向上海商务印书馆推荐。还未等见到回信,他在1921年9月2日就匆匆离开了八道湾这个大家庭,前往上海自谋生路去了。最初他在商务馆编译所的月工资只有60元,每月给家中寄四、五十元或衣物、书等。后来他希望妻子南下共建小家庭,但因为他们已有三个小孩,小家的生活水平自然比不上八道湾,羽太姐妹也不愿分开,终于造成了本已有裂痕的建人夫妻关系逐渐破裂。
  周氏三兄弟都曾强调夫妇间的感情要不断更新。周作人在介绍与谢野晶子的《爱的创作》时,十分赞同著者独立而高尚的判断:“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同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并以此嘲讽道学家们“以为爱应该是永久不变的”。诚然,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夫妻之爱,甚至不惜与妻子的缺点妥协,来换取家庭的安宁。而正是这种非正道的“养爱”方式,不仅忽视了他弟弟的家庭之爱也需不断创作,而且最后竟导致1923年7月18 日不问青红皂白地与哥哥决裂。(这一决裂风波谈者颇多,本文暂略)
  八道湾周宅大家庭的破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聚居的大家庭的弊端,而对鲁迅来说,则是从正面冲垮了他那因袭安排了的家庭旧伦理的围墙。这连原希望儿孙满堂的鲁老太太也意识到了,后来她对人说:“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是对你们大先生有利。”〔3〕
  鲁迅离开八道湾大宅后,不仅在经济上大大宽裕了,而且在事业上再不拘于兄弟间的合作,有了更新的天地;在生活上,也逐渐走出了旧婚姻的阴影。帮助他建立新生活的,是敢于向旧道德宣战的新女性许广平。
  1925年秋,鲁迅和许广平在女师大风潮的并肩战斗中,由相互理解而滋生强烈的爱情。但鲁迅仍背负着太多的旧道德观念和思虑,深怕因自己的年龄和旧婚姻,辱没了年轻未婚的女子许广平。倒是受到新性道德观念熏陶的许广平,既无畏又实际地直指问题的要害,说:“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利,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笔者按:指朱安)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我的局面,双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4〕
  不知许广平当时是否读过蔼理斯的《性心理学》,但她的这一番细密的剖析,与蔼理斯在该书《一夫一妻的标准》这一节中的意见是何等的吻合。蔼理斯指出:“到近代为止,单婚或一夫一妻的婚姻是我们西洋文明所认为唯一合情合理的婚姻方式。……到了今日,婚姻的方式问题是再也不能一厢情愿的承认下来而搁过不谈了;婚姻的方式问题是可以有变化的,决不是宗教、道德、法律,以至社会的惯例所能教它一成不变的。”他强调: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就其纲目的大处说,是始终存在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在这制度上多加一些弹性,对于这制度的原委多几分精密的了解,对这制度的因时因地而不同的需要多表示几分同情,结果一定是,不但摧毁不了它,并且可以教它在人类的历史里,更取得一个巩固的地位。”
  在当时难以与朱安离婚的情况下,鲁迅和周建人一样,都无奈地走向重婚,对那个一厢情愿的妻子只能采取经济上补偿的办法。鲁迅和许广平结合后,他对在北平的老母和朱安,一直给予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用,全由朱安支配;此外每月给朱安十元零用,后又增至十五元。“过年过节总是格外从丰,并且另有存储一千余元,以备不时之虑。 ”〔5〕对周建人的经济困境,他也一如既往地履行过去的承诺,资助三弟女儿们的学费,包括照顾芳子所生的长女玛俐子在上海学习时的生活。
  不论是鲁迅还是周建人,此后一直过着真实意义的一夫一妻生活。他们夫妇间相濡以沫,成为人生道路上的佳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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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这样想,周作人的人生悲剧,关键在于家庭经营的失败。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再一次和三弟周建人闹翻,周氏三兄弟的友谊彻底打破了。

周建人到上海后,生活艰辛,希望妻儿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要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意离开,你说,哪有妻子不跟丈夫同住,而跟姐姐同住的道理?周作人是“妻管炎”,也没有说话的份儿,一切由着她们姐妹俩性子来。更有甚者,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然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

五年后,孤苦无依的周建人,心灰意冷,与学生王蕴如同居,走了与大哥相同的道路。说句现代时髦不恭的话,就是先“小三”,再“二奶”,犯了“重婚”。周作人对这两兄弟的“重婚”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芳子状告周建人“重婚”,诉状就有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嫌疑。

周建人与芳子,育有三男一女,长子夭折,留下长女周鞠子,儿子丰二和丰三,在北京随母与伯父周作人同住。周建人与王蕴如在上海结合后,生有三个女儿——周晔、周瑾、周蕖,仍向北京八道湾寄钱,生活十分拮据。

1936年冬,或是1937年春节,周母八十大寿。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大闹寿宴,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二,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父亲,被亲友拦下。结果,给鲁母伤害更大,老太太事后伤心地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http://www.sohu.com/a/115812582_509294
之后,周丰二与周建人断绝父子关系,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期间,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将商务印书馆给周建人的工资,一半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等几个文化界的朋友,试图调解周氏两兄弟的关系,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互不搭理,朋友们无功而返。

说起来,周作人也怪可怜的。大哥遇到许广平,离开京城,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在京城留下了母亲和嫂子,虽然他关照的时候少,但总有影子般地跟随他。弟弟离开京城,到上海,留下弟媳和三个侄儿侄女,吃住在自己家。周作人有一子周丰一,有二女周静子和周若子(15岁病死)。主体地养活这一大家人,成了周作人的沉重负担。

鲁迅去世后,周作人把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全身颤抖,靠在床上,连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不去劝慰母亲,却说:“我苦哉,我苦哉……”我想,这是周作人心灵的真诚独白,八道湾一大摊子人,靠着他生活,现在又摊上母亲,岂不更苦?http://www.sohu.com/a/115812582_509294
关于周建人与芳子的婚事,鲁迅和信子也意见不同。9 t' N' U; C! U
  周建人和芳子婚姻方面的资料很少,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所介绍,请尽量撇开文章作者的个人喜恶,只看对事实的描述。! C! _9 }6 s4 Y5 k
  “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姐姐9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才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来到绍兴。……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的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鲁迅)对母亲(许广平)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5 H  j% N. O! Q; r
  据日本学者三宝美政分析,鲁迅对于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婚事,是并不赞成的,他于1913年6月从 北京回到绍兴探亲,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继续交往下去。但是,由于母亲和周作人夫妇支持两人交往,周建人本人也愿意,鲁迅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1914年2月28日,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在绍兴举行婚礼,鲁迅在京,没有出席,过了20天后,他才在日记上补记了一笔。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鲁迅当时是被排斥在外的。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3c72ab0100lc3y.html
作者:豆子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25883/answer/35908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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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都很傻毴。根据许寿裳的回忆,羽太信子这人患有间歇性歇斯底里症,整个人都很狂躁。势必要当整个家庭的家,做整个家庭的主。这人强势,起先的确做事得力,井井有条,可经不住她由勤变作。而周作人这家伙又耳根子软,对羽太信子唯命是从。许寿常是鲁迅等人生前好友,北大教授,在1937年和周作人一起编纂了《鲁迅年谱》,因此他的话是有可信度的。我们可以从其他数人的回忆中印证这一点。比如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说过:但到北京以后,她却不同了,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鲁迅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好吧,有人会说许广平是鲁迅的爱人,她的话不足信。我们再看鲁迅、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他(周作人)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可见,是日军侵华,使得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自信心爆棚,自谓背后有人撑腰,凡与周作人争吵,便要去日本使馆找人评理。这不是什么稀奇事,你自己体验一下,或者去打听打听,当年家里有人撑腰的夫妻一方,是否大概率十分嚣张,你会懂的。更何况日本当时诡异的军国主义氛围,势必令羽太信子狂躁起来。周作人这人又十分软弱,以至于常常遭受羽太信子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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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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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这一出大院,是三进院落,鲁迅花了几千块大洋买的。但当我们查阅档案的时候,都会发现,八道湾宅邸,是“由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主持家政”。既然主持家政,那么她就管钱包,钱都得交给她。羽太信子挥霍无度,尤其是当了上等人,浪得不知道姓什么好了。雇佣好几个佣人伺候她,新买的东西,说扔就扔,说送就送,崭新的也是,饭稍有不合口,立即“赏”给下人,再令厨房另做。这种造法也不是没有,俗称败家娘们儿。但她败家,却不是一般的败家。鲁迅、周作人,兄弟俩赚那么多钱,是数百倍于普通家庭的,俩人加起来,相当于现在一月赚七八十万(详见鲁迅工资350大洋,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是多少?-豆子),竟至于日常生活捉襟见肘,还要向朋友借钱。鲁迅自然要顾家,赚的钱给家人花。但同时又资助周作人的岳父、岳母,以及信子之弟羽太重久。羽太重久曾经写信给鲁迅,感谢鲁迅的资助,说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可见,鲁迅对家里人,以及弟妹及其家人,真的是仁至义尽的。鲁迅对羽太信子进行奉劝,说:“花钱要有节制,也得想想将来。”这令羽太信子十分不爽,觉得自己花钱不痛快,老被说,以至于束手束脚。因此,她极度厌恶鲁迅这个大伯哥,势必要把鲁迅撵走。周作人起初是不干的,夫妻俩就吵架。但是一吵架,羽太信子就“装死”,有时候就跳起来瞎抓,歇斯底里的,很恐怖。羽太信子歇斯底里时的样子很多人见过,这个大家尽管去查,那种恐怖的样子能令人几十年难忘。羽太信子骂人骂得非常难听,又强势,周作人这人又软,只好屈服。周作人是个很傻屄的人,因此感觉兄弟之情与和妻子的关系,只能二选一,实在是不可能调和。最终他决定放弃哥哥,还是要和信子“关起门来过日子”。于是,他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这是周作人因为羽太信子的闹,而决定不再和哥哥多作交往的一个过程。我看过一篇非常矫情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羽太信子:我对不起全世界,但对得起你!》可以说非常讨一小部分女生的喜欢,也深得周作人的思想精髓。周作人这辈子,没有规劝得动羽太信子的时候,全都是被羽太信子拉进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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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只好自己吃自己的饭,过自己的日子。这个时间,是在1923年7月14日。羽太信子依然是不满意的,她需要鲁迅赶紧滚蛋。她的杀手锏,是对旁人说鲁迅调戏她。有一回朋友来拉架,根据当事人回忆,羽太信子极尽诟骂之辞。而根据周作人与鲁迅的绝交信,可以适当做出推断。她跟周作人说的是,鲁迅调戏了她。并对来劝架的人说,鲁迅在卧室的窗台下,偷听她的动静。<img src="https://pic4.zhimg.com/50/v2-b099ce321ea7ac4eb88bc62452eef851_hd.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461" data-rawheight="222"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61"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b099ce321ea7ac4eb88bc62452eef851_r.jpg">

作者: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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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朋友张凤举、徐耀辰的面骂鲁迅的时候,羽太信子编的事件前后不一致。周作人就立即补救一下,好使事情听起来很合理,“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周作人)救正之”。可见,周作人是铁了心背叛哥哥了。在驱逐鲁迅之前,羽太信子联合妹妹羽太芳子,驱逐了羽太芳子的老公周建人。羽太芳子与周建人有子女,鲁迅对他们十分照顾。芳子起初与周建人关系很好,后关系急剧恶化(正在羽太信子于八道湾当家后)。羽太信子瞧不起周建人,芳子也跟着瞧不起自己老公,处处显露鄙夷。有一回,芳子和信子以及孩子包了车出去游玩,周建人也跟出去。结果芳子反问:“你也去吗?”表情十分不屑。这令周建人非常伤自尊,没想到芳子变成这样。最终是周作人托胡适帮周建人,找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活,周建人就去上海了。等赚了钱,还是要寄给家里,由羽太信子掌控。鲁迅感慨说,就是怕家里是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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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的妹妹、父母、弟弟,以及其他亲属,都住北京。根据周建人的说法,有一回她和周作人吵架,歇斯底里症爆发了。周作人被吓呆。此时信子亲属助阵,周作人彻底落败,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反抗了。羽太信子骂人很有一套,经常指着孩子咒骂别人,玩的就是指桑骂槐。她想骂朱安,就指着孩子大声咒骂(她会中国话,甚至绍兴话):“以后别再往中院跑!不要再去找那两个孤老头,好让他们冷清死!”这是讽刺朱安没有孩子,故意刺激朱安。有一回,鲁迅买了糖果给羽太信子的孩子们吃。羽太信子让孩子把糖扔了,不要吃。鲁迅当时很伤心,说“好像穷人买的东西也脏”。周作人能担任伪职,和他自己的家庭有很大关系。当然主要就是羽太信子的关系,周作人这辈子两件大事,和哥哥决裂,以及成为汉奸,都是顺了羽太信子的意。关于周作人为何担任伪职,人们给出三个说法:第一,周作人贪钱,喜欢品质生活,担任伪职来钱快,来钱多;第二,周作人不想离开北京,不想搬家;第三,周作人对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斗没有任何信心。这几点都是有的,总之理由是很多的。尤其是最后一点,周作人的确是对国人没任何信心,这是受了日军战势和信子潜移默化的影响。羽太信子凡称日本都为帝国上人,凡言及中国必称支那贱民,这难保不对周作人有啥影响。
更新一下,这个问题呢是个家务事问题,诸位在这整得跟大侦探破案似的,还在史料里查证据和线索,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家务事吧还是得按照家务事的那一套来,家务事不外乎人情常理。鲁迅家的情况是:最小的老三先被逐出家门,然后老二和大哥闹分家甚至还大打出手,然后大哥还被逐出家门,然后老太太也搬出来跟着老大家去过日子了。这种事放在我们农村简直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结论就是:老二家媳妇肯定是个戳事儿精,这婆娘不是个善茬。至于什么偷看洗澡的事,没经历过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才在这上面做文章,我们农村人信的就是人情,不符合常理人情的,你就说破天也不可能。比如我们村邻居那一大家子,老二家丢了一只鸡,非宣称是老大家偷的,老二媳妇站在老大家房后骂了一下午难听话,什么爹妈都是不要脸货生出儿子做贼、什么我家老公鸡配了你家女儿之类的。老大家的大气都不敢出。然而我们邻居们没一个相信鸡是老大家偷的。被偷看洗澡?这种戳事精的婆娘,发现被偷看洗澡还不当场叫破天,还轮到事后跟你吹枕边风??

作者:匿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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