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帖

[历史人文] 人物简介: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人物简介: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fsn.jpg
2016-11-23 23:27


章立凡引用张申府文章曰:“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延安访问期间,傅斯年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被搬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本帖最后由 秂忢空 于 2016-11-23 22:38 编辑

傅斯年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政府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党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当时竟成为真实。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内眷无人照应,拟将其送到老家绩溪。傅斯年表示,胡适可以把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交给傅斯年“托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长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儿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个人共同生活了好长一段清苦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情汹涌,满城风雨。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顺势引导:“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蒋介石再无言语。傅斯年的穷追猛打,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既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两位皇亲国戚先后落马,由此可以领略当时舆论监督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讲话的分量。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傅斯年说,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胡适先生。我答应先在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他并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要为胡适扫清道路。作为学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适这样的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从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节期舍不得离开北平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全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理。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员。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1948年,国共战事日趋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成定局。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他希望把“国家的大脑”搬到台湾。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都是的知名的专家教授,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胡适、杨振声、罗常培等。


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长吁短叹,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他们似乎已经预测到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罗隆基们等55万人被一网打尽,中国精英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老舍们投湖,胡风们入狱,傅雷、剪伯赞等各携妻引颈,沈从文们封笔,梁漱溟、马寅初们被批,钱伟长扫厕,艾青、王蒙们流放……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了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


fsn2.jpg
2016-11-23 23:31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92f210101nu0o.html  原标题为:...   图片来自网络 ---转者。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其实对还政于民非常不解,美国民主吗?通过竞选上台的都是千万富翁极其以上级别的吧?支持的团队又是代表什么人啊?所以还政于民是还给谁?和现在有什么区别?苏联解体后的统治阶层大多是什么人?和原来苏共领导阶层是什么关系?社会巨变引起的牺牲由谁承担?作为一个民,我觉得大部分人肯定还是民,这个牺牲谁来坐,肯定还是民啊!就像战争,死的肯定是老百姓,得力的肯定是要发起战争的阶级。
求不要被代表!
毛泽东死后四十年,大把如傅斯年之流的“民国知名XX”依靠与他那点花边八卦才能有存在感为社会大众所闻。看到这类文章总是想起那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羡煞今天的中国人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55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批判,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

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是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

“……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

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顺便说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一份英文本”。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做他的“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虽然并不是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8]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在五四以后的30年间,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世纪评论》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如重庆《世界日报》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时光流逝,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怀念那个早已消失了的言论界。

——转自水煮百年网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本帖最后由 xxxs 于 2016-11-28 07:28 编辑

1947年的"言论界"?

我记得闻一多,李公朴之死还未满一年吧?

1947年还有二二八和五二O呢,文中所谓的“言论界"吹破天也只是常凯申的几只夜壶混进了橱柜而已。

高官下野捞完名声得起复——这是明末就玩滥的老套路了。

独家披露:蒋介石日记中的闻一多被刺事件资料




2005年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公开蒋介石日记原稿,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多位专家前往阅读。以下为黄道炫研究员抄录的蒋介石日记原稿中有关闻一多被刺事件之材料,其价值弥足珍贵,特予独家披露。

(1946年3月23日)对西南联大团员训以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之意。言之操急,自知失态。

(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主同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知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其自夸所谓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7月18日)约宴司徒雷登与马歇尔,今日来山也。餐后谈共党问题,马对共周自称其已失信心,而张君劢等于其在京起飞时特属马司为昆明暗杀案向余警告,以为彼等生命已无保障,政府谈判自难继续云。此等投机小肖寡廉鲜耻不足道,惟可证明无识者必无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

(7月20日)十时半约司徒来见,与谈三事。一,对昆明暗杀案拟重申无武力之人民与党派,政府应负责保护其生命与自由。二,凡无武装之人民只要其合法登记,保障其言论出版之自由,主管机关应予以登记之便利,不得无故延宕。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昆明暗杀案之处理。……

注意:昆明李闻被刺案应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

(7月23日)研究昆明追究凶手案情,写霍揆章[彰]等各函。晚课后约卢永衡主席聚餐,听取其报告。

(7月24日)与卢永衡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乃别。决召霍揆章[彰]来见,幼稚如此,可叹。

(7月25日)昆明刺案内容既明,彻底究罪时应注意之点: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对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法息(西)斯”党矣。乙,对霍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底此案。己,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

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7月26日)朝课后约见张镇与霍揆章[彰],研究昆明刺案后,批阅公文,研究刺案之处理方针。下午为刺案及宋庆龄侮辱本党以及剿匪无甚进步等关系,顿起忧闷。……晚课后约顾卢张霍等晚餐,属其同飞昆明彻底追究刺案也。

(7月27日)朝课后召见墨三指示昆明案处理方针。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

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三,云南保安大队等之处置。……四,云南警备司令部之改组与性质之研究。

(7月30日)马歇尔来谈,彼以昆明暗杀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为虑,其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认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彼以为然。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更使共匪在时局上转败为胜,霍之罪孽无穷。

(7月31日)上月反省录 ……九,昆明李闻暗杀案在政治上实予政府以重大之打击,所部无智,徒增苦痛,难矣哉。

(8月3日)朝课后与冷欣谈昆明案件及所录口供毕。……下午审阅口供,破绽甚多。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暗杀案处理方针与办法虽定而尚未宣布,此案因平津道上美军被共匪袭击之重要性已渐减轻。

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六,李公朴案之公布。……

(8月4日)朝课后指示冷欣对昆明案件处理程序。

(8月6日)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甚切,幸得上帝指示,改变前定办法。

(8月7日)雪耻:昨晚课后指示至柔飞昆面授处理方针毕,独在楼台上赋“白云明月两悠悠”句,心神幽闲,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朝课后派至柔飞昆明指示处理暗杀之方针,必须彻究严惩霍揆章[彰],方得其平也。

(8月9日)研究昆明暗杀案之口供与经过实情,甚费心力。

(8月10日)朝课后指示至柔再飞昆明传达意旨。……。

上星期反省录 ……八,闻一多案处理方针已最后决定,极费心力也。

(8月11日)预定:……三,昆明案件之处理。

(8月18日)晚冷欣由滇携顾墨三对处置闻一多被刺案审判供辞及报告来庐。批阅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决定办法。十一时晚睡。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本帖最后由 xxxs 于 2016-11-28 12:59 编辑

蒋介石日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版本繁多。杨天石将之分为手稿本、仿抄本、类抄本和引录本等类型。[②]引录本亦版本多出。如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其中标明“公曰”的日记文字,与其初稿本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出版的《蒋介石年谱初稿》,就颇有差异,其中标有多处蒋介石的亲笔改动,且改动后的文字,仍间与正式印行本出入,故可以视为三个日记版本。

无论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从事实的角度看,蒋氏日记的多种版本,均出自他本人或被授权者的修改,完全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即使由他人捉笔创作的日记,也必定最终由其本人审定。如《陈布雷回忆录》记载,1937年2月,“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③]荣孟源据以认定《西安半月记》系陈布雷作,[④]但其著作权人却只能是蒋介石。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是:蒋介石为什么要不断修改自己的日记?这种被不断修改的日记具有什么样的史料价值?

对蒋氏多种版本的日记做一些比较分析,也许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至少不失为一种探究蒋氏日记史料价值的思路。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点,他对这一事件中的日记又特别重视,修改甚勤,恰为版本比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笔者比较的方法是: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五则日记的各个版本重新标点,按序抄列后,逐条辨析。

当然,由于本人迄今无缘目睹任何一种蒋氏日记的原稿、抄件,难免管窥蠡测或失察于版本可能的排印错讹之嫌。这就有赖于各位方家赐教指正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蒋介石日记是其个人著作,是否改动、怎样改动,或者说,愿意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眼中,均是其个人不容置疑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种被不断改动的日记具有什么样的史料价值,或者应该如何使用,却是对历史学家智慧的重大考验。如果希望从日记中见到蒋的内心世界,那么,首先就应问一下:这是他什么时候的内心世界,或者说,哪个版本的内心世界更靠谱一些?更重要的是,按照鲁迅的说法,日记历来分为写给自己看的和当作著述的两脉。而当作著述写的日记,即“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18]便是年鉴派大师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即其作者大都“有意”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19]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既然连陈年的日记都要加以不断修改,以引导后人的观感,他此后的日记,又有多少不属于《西安半月记》性质、不是在刻意塑造着自己的“完人”形象、或旨在为自己辩解的虚情假话呢?

实际上,因长期惯于在日记中装腔作势,“以言为行”,蒋后来有些日记所展示的“内心世界”已经虚伪到了怪诞的程度。1945年双十协定签字时,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被授勋;蒋事后的日记如此记载:“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20]我看,谁也不会相信,蒋的授勋真是依据这样离奇的逻辑——尽管这确实是其亲笔手稿。

——朱华:《也谈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以中山舰事件为例》




1942年3月,熊式辉在赴美前夕与蒋面谈,即直言不讳诘问蒋:“顷闻近来见客颇感窘迫,公文批示亦有搁滞,是否精力时间多耗用于修整过去之日记讲词等文字上?”蒋回答是,熊即称:“在位者以行为言,……何必斤斤计较于文字。”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262页。



“方豚翁有许多临别赠言分付儿子记着,成双作对地很好听,什么"咬紧牙关,站定脚跟","可长日思家,而不可一刻恋家",等等。鸿渐知道这些虽然对自己说,而主要是记载在日记和回忆录里给天下后世看方豚翁怎样教子以义方的。因为豚翁近来闲着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这些记载从各个方面,各种事实来证明方豚翁的高人一等。他现在一言一动,同时就想日记里、言行录里如何记法。记载并不完全凿空,譬如水泡碰破了总剩下一小滴水。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文狂";有领袖欲的人,不论是文武官商,全流露这种病态。朋友来了,豚翁常把日记给他们看;邻居那位庸医便知道端午节前方家大儿子滥交女友,给豚翁训斥了一顿,结果儿子"为之悚然感司,愧悔无巳"。又如前天的日记写他叫鸿渐到周家去辞行,鸿渐不肯,骂周太太鄙吝势利,他怎样教训儿子"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亲无失亲,故无失故",结果儿子怎样帖然"无词"。其实鸿渐并没骂周太太。是豚翁自己对她不满意,所以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褒贬。鸿渐起初确不肯去辞行,最后还是去了,一个人没见到。如蒙大赦。过一天,周家送四色路菜来。鸿渐这不讲理的人,知道了非常生气,不许母亲受。方老太太叫儿子自己下去对送礼的人说,他又不肯见周家的车夫。结果周家的车夫推来推去,扔下东西溜了。鸿渐牛性,不吃周家送来的东西。方豚翁日记上添了一条,笑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本帖最后由 秂忢空 于 2016-11-28 12:28 编辑

胡佛是怎样拿到蒋介石日记的?


为了争取到两蒋日记,从2003年开始,郭岱君和胡佛花了18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决定。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个过程时,郭说。  
总统、副总统文物条例规定,这些都属于政府的,不能私人保有;海内外很多重要的学术机构、图书馆等单位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民党党史馆也希望能够保存领袖的日记。  蒋介石去世后,日记由蒋经国保存,后来就传到蒋孝勇,孝勇临终时将两蒋日记托付给自己的妻子,即蒋方智怡。  后来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够交出去。郭岱君闻讯立即决定去拜访蒋方智怡。  

恰巧与蒋家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原台湾荣民总院院长彭芳谷先生(曾任蒋介石、蒋经国、蒋孝勇等蒋家三代的医生)与郭岱君既是京剧票友、忘年交,又有湖南同乡之谊,经其引见终于见到了蒋方智怡,第一次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门打开了,但蒋方智怡还有两个顾虑,一是觉得两蒋毕竟当过总统,捐给一个外国单位不很适合。其二,对胡佛在开放使用档案时可能牵涉到一些极度隐私的细节表示担心。最终,这些顾虑在双方坦诚的沟通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2005年2月16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蒋介石日记起于1917年,直到1972年患病时为止,长达55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蒋经国日记起于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止于1980年,近50年,其中后期日记由于患糖尿病日益严重,视力模糊,故字体较大,但仍以毛笔写成。  消息发布后,台湾岛内反应不一。很多台湾学者主张将蒋氏父子的日记留在岛内,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感到强烈失落,他认为日记交由胡佛保存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重心已经转移。台湾媒体也对这些日记属于公有还是蒋家私产进行过讨论。  但蒋方智怡则更希望日记存放在一个国际性及公正性强的学术机构,以便为两岸三地及海外更多的学者提供研究应用。正如马若孟所言,胡佛只负责提供档案材料供学者研究使用,至于是哪国学者,所持何种立场,则一概不会过问。
胡佛与蒋家达成的协议还有个前言,特别声明,这批档案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如果将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就必须交还中国。

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很正确、很了不起、很有智慧的决定,胡佛研究院有最安全的保护,有最专业的管理,最好的修复技术,最好的学术环境,郭岱君
说,胡佛也很了不起,它愿意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来做整理、修复、保存和开放等工作,并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  胡佛档案馆有两种收藏形式,一是捐献,就是文本资料永久存放在档案馆,但版权属于捐赠人及家属。比如宋子文档案。而蒋家档案的协议是暂存50年,但家属可以在任何时间将其提走,只需提前两个月通知胡佛。
蒋介石日记原件分为两部分,分别存放在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2005年冬季,76岁的马若孟教授等二人代表胡佛研究院亲自赴加拿大提取这些珍贵史料。
首批日记从银行保险库取出后不久,在美国的郭岱君就接到了马若孟的电话,我脚边都是日记。我一分钟都不敢离开房间,太珍贵了!  
2004年圣诞节前两天,郭岱君突然接到允许接收第二批日记的电话,就立即赶到蒋方智怡在旧金山的家中根据目录查收,数十个装着日记的箱子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字排开,郭干脆就跪在地上每箱点收。
核对清单时一想到那一年的重要事件,我就会心跳加速,百感交集。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他到台湾以后的资料,比如国民党改造、二二八事件等等。郭岱君说,蒋介石日记已经成为胡佛研究院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档案之一,从2006年3月第一次开放至今,几乎每一个看的学者都深受感动。学者一致认为蒋日记的
开放,势必带动整个近代史的修订。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本帖最后由 秂忢空 于 2016-11-28 12:24 编辑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两蒋日记 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有,宛如民间版的中国近代史。

最新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为了解决性苦闷,他年轻时曾经逛妓院,甚至还有;以自慰振兴精神;的记录。对日记内容极为熟悉的宋曹琍璇向南方周末记者澄清,媒体据此推测蒋氏好色的报道并不准确,日记中确有如下记录:;我今天看见一个女人,然后马上就起了色欲,戒之戒之。还有一次看到别人的太太很漂亮,他就写,某某人的夫人艳丽如花,让我一看就心动,戒之戒之。

宋曹琍璇说,这些内容恰恰体现了蒋的真诚,他忠实地记录着每天的感受,并不断提醒自己,以达到儒家修身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日记具有强烈的隐私性和真实性,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因为如果你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就不会把一些最龌龊的想法写出来。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本楼不再讨论将的日记。

百年来,中国什么时候说话最不自由也无需再讨论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本帖最后由 秂忢空 于 2016-12-1 08:29 编辑

74620a17gw1f88izzznpvj20dw0ak74w.jpg
2016-11-28 14:17


别跟我掰扯市井私下的,比如这个 Forum的言论自由。我说的是报纸电台的言论自由。至少,1947年还有份解放日报,即使上海南京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可以合法订阅。
我都不愿再提炎黄南周事件了。愚民之甚, 前无古人!



犯罪嫌疑人周树人,化名鲁迅,寻衅滋事!【调查显示刘和珍被击毙依规合法,鲁迅涉嫌造谣】

1926年3月18日,军警人员在处置一起暴力袭击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非法集会中,果断开枪,击毙了为首闹事的刘和珍等人。事发后,有关部门立即封存了现场监控资料,走访了大量的目击证人,现已还原了事件真相。

刘和珍早年就读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因不守校规校纪且有伤风化,曾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后被勒令退学。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后,不思悔改,多次聚众闹事,蛊惑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冲击学校以及党政机关,公然侮辱他人,严重干扰了单位秩序,屡次受到训诫和警告等处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校长杨荫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性大学校长,却屡屡受到刘和珍等人的围攻和诋毁,大肆污蔑,以致被含冤免职,遭日寇枪杀。

当天下午1点左右,刘和珍等人鼓动数千学生冲击国务院,企图要挟党和政府满足其无理要求,在铁狮子胡同被军警阻拦。刘和珍等人情绪激动,不听劝阻,现场一度十分混乱,甚至有人公然袭警,扬言夺枪。此前刘和珍也曾狂妄叫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非有枪不可!”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负责现场处置的军警人员根据枪支使用的相关规定,多次警告无效后果断开枪,当场击毙刘和珍等数名为首的激进分子,局面才得以控制。

调查组通过大量的人证物证,并反复观看和分析了现场的收集到的资料,确认军警人员开枪依规合法。

另据报道,化名鲁迅的北大教师周树人,本人并没有亲临现场,也未经调查核实,却以《纪念刘和珍君》为题发帖,对党和政府恶意中伤,造谣污蔑,导致国人误以为是政府下令开枪。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号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不贪不占,廉明公正,生活简朴,一世英名却因此而毁于一旦。周树人的谣言涉嫌山巅寻性,公然侮辱他人,且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我执法部门已经接到热心群众举报,将另案处理。

央视前方记者最新消息:周树人早年留学国外,曾收受境外资助,与日本间谍内山完造来往密切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停刊的报纸也能订阅?民国真神奇!

1947年3月7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军进犯延安。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

上海《解放日报》于1949年5月28日创刊,现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本帖最后由 秂忢空 于 2016-11-29 12:42 编辑

视角不同,我关心前半截。1/3年难道不是substantial...
忍无可忍再忍一忍,俗不可耐还耐一耐
这种胡话就是就拿德语来扯蛋也没用。

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是《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一直地下发行。

“上海南京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可以合法订阅"——这是历史发明家的视角。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