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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艰难的新婚生活
　　
　　在为养女招婿之后，郭子兴对待朱元璋的态度，每时每刻都显示出他把这对新婚夫妇当工具使到尽的态度。这个草莽英雄剽悍好斗，脾性又急躁猜忌，还有一身的土财主习气，虽然名份上朱元璋已经是他的女婿管他叫爹，算是“半子”，但他对待朱元璋与财主对待雇工、首领对待跑腿的没啥本质上的区别，与他对待自己那两个不成器儿子的态度相比，实在天差地别。在后来的一系列起义军内部倾轧、对外作战过程中，朱元璋的才智胆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浴血奋战，而且屡次冒死救了郭子兴的性命。起义军都公认他的本领无人能比。郭大帅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女婿智勇双全，言必有中。然而即使如此，他对朱元璋也没什么好脸色。
　　郭子兴对朱元璋的态度，简而言之一句话：“拿我的碗服我管，任打任杀不许喊。” 出事了、有麻烦了，他就把朱女婿当成左右手般言听计从，还附赠满嘴甜言蜜语；只要麻烦今天过去了，明天就把朱女婿丢在一边，可劲疏远打击，甚至欲置之于死地。
　　实话说，郭大帅的这种作风，只怕也深入影响了他的忠诚侍卫朱元璋，后来朱某人对待功臣武将以及大明官吏的方式，更象是直接继承发扬自老郭。
　　
　　然而无论受到的待遇如何，在郭子兴本人未来的人生途中，朱元璋都对他极为忠诚，不计前嫌地竭诚效命。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可以说是因为他的命运已经与郭子兴休戚相关，必须力保其平安成就，但到了后来就完全可以说他是真正对郭子兴本人感激至深，一定要义气到底。
　　朱元璋对郭子兴的感激之情为何如此深，还是很好理解的。
　　
　　首先，朱元璋做为一个刚刚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叫化和尚，自己都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了，却突然得到了大首领的赏识，倾刻间成了起义军中的人上人——不管郭宅里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在外人面前，朱元璋的身份都是如假包换的“大帅女婿”。这身份对于他后来成就的功业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子兴确有知遇之恩。
　　其次，朱元璋做为一个久无父母关爱的苦瓢儿，如今因为郭子兴的关系，又重新有了父母兄弟——不管怎么说，郭家也多少会给朱元璋一些“家庭温暖”的，哪怕仅仅是出于施舍收买。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实在是梦寐以求。
　　更重要的一点，朱元璋做为一个自出娘胎就没有过一天饱暖日子，在最底层的夹缝里撑着长大的穷汉子，竟凭空得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郭家父子也许会对朱元璋百般刁难，但马氏却是真正将自己的人生命运都交托给了丈夫，对他爱入骨髓。朱元璋活了这许大年纪，头一次知道有个好女人体贴的滋味。追根溯源，对郭子兴和小张夫人的感激当然毋庸置疑。
　　
　　朱元璋与马秀英成婚的时候，正是濠州红巾军内讧激烈的当儿。当然，这也是郭子兴急于招徕亲信，决定招朱元璋为婿的另一层原因。
　　当初举兵时，郭子兴以家财富厚又有些学识的原故，被推出来当了首领，但这支军队中同时还有另外四人，也是首倡者，举事初成后他们也和郭子兴一样被红巾军封为“元帅”。这俞鲁孙潘四人虽然是穷苦人出身，脑子里却丝毫没有同情广大穷苦百姓的想法，根本就是穷凶极恶，不但粗野无文，更兼烧杀抢掠，完全是土匪两双。郭子兴对这四人非常鄙视，而这四人也看郭子兴不顺眼，合起伙来想要搞倒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凡事都是四人说了算，有什么事都不与郭子兴商量，将他晾在一边。弄得郭子兴只能呆在家里闲晃。
　　朱元璋对这样的情形非常担忧，多次劝说郭子兴，这时的郭子兴却还不曾真正领教女婿的本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至正十二年底，元兵在对红巾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击败了驻扎徐州的另一支红巾军（首领叫“芝麻李”）。这支红巾军的两名将领彭大、赵均用便率余部奔至濠州。这两人入伙资历比濠州诸帅都要久，又带得有自己的私部，因此虽是败军之将，仍然在濠州吆五喝六，位居濠州五帅之上。
　　拉帮结派的程序也随之开展。彭大有些学问，郭子兴与他交情好；另四人则与赵均用臭味相投。
　　近乎套得差不多了，四人的领头者孙德崖便趁机向赵均用说：“郭子兴那个土财主，和我们这些穷光蛋哪是一条线上的呢，他眼里只有彭大，根本看不起你老人家。”赵均用听说这话，气得两脚直跳。于是趁着郭子兴的得力亲信朱元璋不在身边，自个儿逛大街的机会把他给当街活捉，送到孙德崖家关了起来，准备痛打几顿然后一刀两段。
　　郭子兴被擒的那天，朱元璋正好从外地返回。正当他毫无知觉地准备进郭府的时候，一个朋友及时地拦住了他：“你的主上被对头抓了，下一个就要抓你了，你千万别回家。”
　　朱元璋说：“郭元帅对我有再生之恩，他有难我却逃跑，还能算大丈夫吗？”立即回去查看家中情形，却发现只剩了满屋子女人，和郭子仪有关系的男丁们，无论是儿子、侄子还是外甥舅子，都统统躲了起来。朱元璋当机立断，立即让小张夫人找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领着他们去向彭大求救，使彭大能够拦阻赵均用，延缓他下毒手的时间；自己则披甲执械亲自领着属下兵丁翻过孙宅围墙去搭救郭子兴。众人在孙家屋顶上到处掀梁揭瓦搜寻，又向孙德崖的家人追问，最后把孙德崖的祖父母都给杀了，才逼问出郭子兴被囚禁之处。打开地牢一瞧，郭子兴戴着枷锁铐镣，全身肌肤都被打得片片脱落，若是朱元璋再来晚一步，不用赵将军来砍头，他也要教孙德崖给活活打死了。
　　正当派系斗争即将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元将贾鲁率军围困了濠州城。乱成一锅粥的濠州红巾军这才意识到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蚱蜢，重新联合起来。这一场围城之战，众人苦守了整整五个月，直到贾鲁第二年死掉，元军没了统帅才算熬过。困境解除后，尽管解困的真正功臣是阎罗王的生死簿，彭赵仍然论功行赏，自己封了自己当“王”，濠州五帅都要听他们调度。彭赵二人的直系部队更是狐假虎威，在濠州城里横行如螃蟹。
　　
　　由于遭逢荒年，又经过了元兵的长期围困，濠州一带粮草奇缺，郭家也未能幸免。朱元璋再次挺身而出，四处寻找门路，最后在一个朋友那里求来了一批私盐。在古代中国，贩卖私盐是必死无疑的大罪，私贩百余斤盐就够杀一个脑袋了。朱元璋又冒着掉头的风险将私盐运往怀远一带贩卖，将所得利润换了数十石粮食，尽数交给了郭子兴。
　　然而朱元璋的忠心和才干以及人脉，看在郭子兴两个儿子的眼里却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有句话说，能够原谅别人的错误，却难以原谅别人的正确。又说接受恩惠容易，感激恩人极难。这些话用在两位郭家大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做为一个养女婿，朱元璋先救郭家举宅性命，又为郭家寻来续命粮草，将郭家的嫡出儿子们比得颜面扫地。郭天叙郭天爵如何忍耐得住？他们誓要结果了朱元璋的性命不可。
　　
　　据说，这两位郭公子在用朱元璋提着性命换回来的粮食养足了精神之后，就不停地在郭子兴的耳朵边上灌邪风。郭子兴为人偏激自负，又对自己的儿子无条件信任，不消多大功夫就把朱元璋的好处都抛到了脑后，对他起了疑心。很快就找了个岔子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这机会立即就被郭氏兄弟利用起来，他们串通府中上下仆役断绝朱元璋的食物供应，打算饿死他。
　　做为妻子，马氏很快就知道了丈夫的处境，急切中她赶到厨房，趁人不备将刚刚出锅的炊饼偷藏在怀内，偷偷地送给丈夫。滚烫的炊饼直将她胸前的肌肤都烫焦了。如此蹊跷的伤势，很快就在府内女眷中传开。小张夫人赶来看望，听了养女的哭诉后大惊，立即去找丈夫理论。
　　郭子兴虽然自知理亏将朱元璋放了出来，但是对朱元璋的疑心却是不消反增，反倒觉得两个儿子的行径大得己心。从此后送到朱元璋夫妇房中的饮食，便公然打着“年岁荒歉”的幌子，少得可怜。
　　面对这样的境况，马氏想尽一切办法隐瞒实情，不使丈夫感到委屈，以免丈夫在郭子兴面前露出怨色惹出祸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疼丈夫的她只能忍饥挨饿，将自己的一份饮食尽量节省贮存，供应丈夫的需要。于是，朱元璋的碗里从来都绰绰有余，而马氏自己却在饥饿中煎熬。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四个多月，直到郭子兴觉得朱元璋“态度良好”，自己又遇到了麻烦，重新起用朱元璋为止。
　　
　　至正十三年十月，总算消了气的郭子兴面对濠州城内两王五帅内耗，自己兵力有所不逮的局面，决定派朱元璋外出招募新兵。朱元璋告别妻子，返回了家乡。凭他的才能，很快就招得了七百多名兵士，他在其中选择了二十四人做为管兵的大小头目——这是他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亲信，也就是后来的“二十四将”，包括日后的明王朝开国元勋汤和、徐达等人。
　　郭子兴对养女婿的收获大喜过望，将七百余兵统统纳入自己军中。高兴之下也不再提想饿死女婿的事了，反倒封朱元璋做了“镇抚”。这也是朱元璋从郭子兴手里得到的第一个官职，这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和尚亲兵”的卑微身份，展开了他轰轰烈烈的人生。
　　假如没有马氏的忍辱负重上下周旋，挨饿供夫，朱元璋恐怕是等不到官封镇抚这一天的。
　　朱元璋是个苦命人，马氏也是个苦命人，两个苦人儿都早失父母同命相怜，又在朝不保夕，时刻都可能没了性命的起义军里相依为命，彼此怜惜；在孤立无援中誓同生死，依靠对方获取一点温暖，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夫妻感情，是再不可能重新出现的了。朱元璋发迹后虽然姬妾成群，却再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取代得了马氏在他心中的位置。事实上，姬妾们与其说被他当做自己的女人，不如说是被他当做自己的财产。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他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结发患难之妻。
　　对于妻子给予自己的一切，朱元璋终身念念不忘。直到他一统天下做了皇帝，仍然时时向群臣讲起，将妻子给自己的这些食物与史书上的“芜蒌豆粥”“滹沱麦饭”相提并论，讲到动情处，每每按捺不住将妻子比做唐太宗之妻千古贤后长孙氏。这样的话他不仅仅对臣属提起，在妻子面前他也如此说。对于丈夫的赞美，马皇后回答：“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这大约是因为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猜忌清除功臣的工作，马皇后在谦逊之余，希望能够为元勋们挽回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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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戎马倥偬中当上了“吴王妃”
　　
　　说起朱元璋称帝后屠灭功臣，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猜忌武将元勋的宋王朝也不过就是“杯酒释兵权”，也不至于非置人于死地不可。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竟采取如此极端方式，是由于他儿时遭遇，因此脾气古怪残忍。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一点主要还是表现在施政猛苛上，论起屠灭功臣之举，恐怕与他在郭子兴父子身边的经历更有直接的关系。
　　
　　自从当上镇抚有了带兵权，朱元璋不但有了自己的亲信，立下的军功也越来越大。然而郭子兴却仍然把他当牛当马使唤。招募七百兵丁后，朱元璋在紧接着的一次奉命外出时中途染病而归，这场病来势凶猛，很快就到了昏迷不醒的地步，几乎夺了他的性命，总算命不该绝，最后总算苏醒过来，拣回了性命。病刚有些起色，郭子兴就迫不急待地在朱元璋卧房外做声做色。朱元璋一打听才知道，定远有支匪帮“驴牌寨”，托人带信来说打算投诚。然而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差事，红巾军根本摸不清对方是否真心投诚，搞不好去招降的人就会被对方一刀两段。郭子兴既不舍得丢这块肥肉，又知此事不是儿戏，自己的子侄非但不是这块材料，自己也怕弄丢了郭家自己人的脑袋，便一心想要朱元璋去干这事，因此对朱元璋养病十分不满。
　　朱元璋明白其中原因后，毅然主动抱病请命，郭子兴大喜，假意推让安慰一番后，就毫不客气地下令朱元璋第二天便出发。
　　由于病未痊愈，朱元璋在途中曾经两次病倒，但在郭子兴的催促下，他每次都只医治了三天，没等病好就又起程。
　　果然，驴牌寨的寨主在初见朱元璋时虽言之凿凿，没两天就又翻悔了。在这危急时刻，朱元璋硬是凭着自己的智计，仅用三百人就制服了寨主，收录了寨中三千精壮兵员。
　　七天后，朱元璋率领这三千军士趁黎明时分突袭了元将老张的营帐。混乱中元将不知红巾军的底细，竟然弃军而逃。仅此一役，朱元璋就又收得了两万多兵，并一举夺得了滁阳。
　　
　　就在朱元璋纵横转战之时，濠州城的红巾军正窝里斗得一蹋糊涂。彭大在火拼中丢了性命，郭子兴也成了赵均用等人的瓮中之鳖。
　　朱元璋听说这消息，便派人去贿赂赵均用的左右，并游说赵均用道：“大王穷迫时，郭公开门延纳，德至厚也。大王不能报，反听细人言图之，自剪羽翼，失豪杰心，窃为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犹众，杀之得无悔乎？”
　　赵均用知道朱元璋得了滁阳，兵力已过三万，畏于朱元璋的威名，不得不放了郭子兴一家性命，还让他带走了名下的一万余兵。
　　到滁阳后，朱元璋不但没有仗势报复郭子兴，反而主动将自己千辛万苦打下的滁阳城以及整顿得纪律严整装备精良的三万多兵将都交给了郭子兴。靠着朱元璋，郭子兴不但保住了全家性命，兵力派头比从前还暴涨了数倍。
　　照说郭子兴应该很感激朱元璋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对女婿的感激之情只维持了两个月，郭子兴父子便故态复萌，不但对朱元璋百般猜忌，就连他的亲信李善长等人都被郭子兴强行召用。朱元璋倒是一如既往的逆来顺受，李善长却不肯离开自己投靠的主人，涕泪交流地拒绝征召。结果郭子兴疑心更盛，此后再有出征带兵的差事，统统都不准朱元璋沾边。非但如此，就连朱元璋所居院落的门户，没有郭子兴的允许都不得擅自在夜晚打开。
　　然而郭子兴虽有心扼杀朱元璋的领兵权，可惜他的亲信子侄们与朱元璋相比，却实在都是些草包货色，有时偶遇元军确有猛将统领，一大帮子人就都不敢应命领兵，个个甘当缩头乌龟。无可奈何的郭子兴只能面对现实，大半年后（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十月），又重新让朱元璋领兵作战。
　　从此朱元璋的战功更盛，投靠他的各路人马也越来越多。郭子兴虽然迫于形势起用了朱元璋，却始终对他百般猜忌，甚至于在他的身边派“监军”，即使如此，郭氏兄弟还是看得眼热，还曾经试图毒杀朱元璋。亏得马氏聪慧警醒，不但时时向丈夫报讯挫败养兄的阴谋，还将朱元璋部属送给自己的所有物事都尽数转赠给郭子兴的妻妾，博取郭子兴的好感，从而根本上挽救了朱元璋的性命前途。
　　
　　此后郭子兴和朱元璋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能胡思乱想的编剧也想象不出的地步。郭子兴一面完全依靠朱元璋应敌救命，一面又在两个儿子的撺掇下变着法子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当朱元璋被郭子兴死敌孙德崖之弟绑架后，郭子兴却又惊恐得吓出大病，不但立即答应放了孙德崖，还命令徐达去交换朱元璋回来。而且郭子兴的这场病直到朱元璋和徐达先后脱身返回滁阳城，都未能痊愈，再加上眼睁睁地放走了孙德崖，就更是郁闷。最后郭子兴竟就这么呜呼哀哉了。
　　　　
　　郭子兴死后不久，（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春天，刘福通终于找到了“宋徽宗八世孙”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将其迎至亳州拜为“宋国”皇帝，号小明王，以“龙凤”纪年。红巾军起义算是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牌位。
　　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郭子兴的死和韩林儿的登基都是好消息。郭子兴死后，韩林儿以“宋皇帝”的名义，封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舅子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统领滁阳红巾军。朱元璋的名衔虽然最低，但他的威望才干远比另两人要高得多，军中良将精兵都只肯听从朱元璋的调遣。
　　不久，巢湖反元首领廖永安、俞通海率战船千艘指名归附朱元璋，滁阳红巾军从此有了水师，当年六月便渡过长江攻克太平（今当涂）。而倒霉的郭天叙张天祐却在攻打集庆（应天）时上了诈降元将陈也先的大当，被元王朝的守将福寿给砍了脑袋。
　　朱元璋遂帅部转攻集庆，福寿苦守多日，最终在巷战失利后自刎。自朱元璋起事以来，福寿是他所遇到唯一一个为元王朝死节的蒙将，他因此对福寿的英勇深表钦佩，予以厚葬。直到建立明王朝以后，朱元璋仍然对福寿念念不忘，直到洪武四年，仍然下令为福寿以大夫礼立庙祭祀。
　　十月，小明王韩林儿下令提拔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李善长为经历。不久又升其中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其亲信大将均为元帅。而郭子兴最后一个儿子郭天爵则为中书右丞。
　　郭天爵对自己所得的待遇以及在军中虚有其名的事实，感到愤愤不平，想了许多办法要暗害朱元璋。然而此时的郭天爵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郭少爷了。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毫不手软地诛杀了郭天爵。虽然小张夫人和郭小姐靠着马氏的情面留在朱元璋身边妥善供养，但郭家却就此绝后了。后来郭子兴虽被追封为“滁阳王”，可是为他奉祀的却只有旧邻舍了。
　　
　　与郭家父子的恩怨，看在朱元璋的得力部下眼里，恐怕很容易使他们觉得自己跟随的上司，是一个极有江湖义气、滴水之恩报以涌泉的好主子（郭家虽然绝后，但郭小姐和小张夫人得到了优待，郭天爵之死也可算是咎由自取），加上他智勇俱全又有逢凶化吉的好运气，谁都会觉得应该充分信任朱元璋，对他竭尽全力，也因此完全相信日后能够成就功名，安享富贵。
　　然而与郭家父子的前前后后，对于朱元璋本人来说，就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想当初自己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报效郭子兴？与自己对郭子兴曾有过的忠诚和功绩相比，自己的部属们还没谁能及。可那又如何？自己还不是变了么？还不是绝了郭家的后嗣，夺了郭家名份下的权力么？郭子兴在生时曾经多次想向自己下手，最后总是功亏一篑，要是他毫不顾虑地当真下了杀手，只怕郭氏兄弟最后也不会落得如斯下场。
　　这么一想之后，恐怕朱元璋在称帝后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功臣元勋们都是有真本事的，若想要保住自己的儿孙不重蹈郭氏兄弟覆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统统灭光。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效仿了自己祖籍沛县的老乡刘邦，不但在称帝后大封朱氏儿孙，还毫不手软地将开国元勋们一个个地消灭干净。
　　
　　郭天爵死后，滁阳大军无论是名份还是在事实上，都彻底由朱元璋统辖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军队先后攻克了江阴、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地，并采纳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让自己打下的地盘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接受了小明王韩林儿所封的“吴国公”爵位。
　　
　　小明王韩林儿龙凤九年，朱元璋率领朱家军经过艰苦作战，付出三十五名大将阵亡、数万军士丧命的代价，击溃陈友谅的“大汉国”，丰饶的鄱阳湖平原就此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第二年（公元1364）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韩林儿也只能默认。
　　吴王朱元璋为自己设置了下属百官（李善长为右相，徐达为左相，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
　　与此同时，和丈夫相濡以沫多年的马氏，也在她33岁这年成为“吴王妃”，她在战事颠沛中生下的长子朱标则当上了王世子。这一年，马氏已与朱元璋成婚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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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当上皇后
　　
　　成为吴王后，朱元璋继续马不停蹄地四出征伐。随着势力越来越大，他与小明王韩林儿的决裂也势在必行。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五月，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他公开宣称“……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聚为烧香之众……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弥勒教”，就是白莲教，亦称明教，正是红巾军借以号召、韩林儿依此称帝的根据。——朱元璋的这番宣言表明他彻底脱离红巾军，决定另立码头的意愿。
　　然而依靠朱元璋维持局面的韩林儿却还被蒙在鼓里。就在朱元璋与他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作战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也就是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接小明王韩林儿“驾临”应天。雕梁画栋的“龙船”刚至瓜洲，就莫明其妙地沉进了江底，韩林儿当了十二年“宋皇帝”，就这么效法周昭王成了鱼虾之食。忠于韩林儿的红巾军也只能去向江水问答案了。由于这起“事故”，朱元璋对廖永忠“大发雷霆”，判他软禁数日，随后以“戴罪立功”为名再次重用。
　　
　　韩林儿死后，龙凤纪年宣告终结，朱元璋下令改用“吴元年”纪事。
　　论起来，张士诚也是个“吴王”，而且称王的时间比朱元璋还早。为什么大家都称吴王？据记载说，元顺帝即位之初，民间便有童谣，说是：“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于是张士诚便在平江（今苏州）自封吴王。而朱元璋则是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也在随后称了“吴王”。为免混淆，史书遂将张士诚称为“东吴”，朱元璋称为“西吴”。
　　朱元璋的西吴元年（公元1368）九月，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东吴王”张士诚所据守的苏州城终于在八个月围城之后被攻克。
　　张士诚的王妃刘氏与私盐贩子出身的剽悍丈夫倒真是天生一对，在得知城破的消息后，她将所有嫔妾都强行和自己一起统统锁入宫中齐云楼纵火自焚，张士诚本人则在巷战失利后自杀未遂被俘，又将西吴宰相李善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被暴怒的朱元璋活活打死，并焚尸扬灰。一十四年帝王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哀哉！
　　
　　“东吴王”张士诚败死，朱元璋遂于十月派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开始了真正推翻元王朝之战。
　　十一月，徐达攻占下邳、沂州、太平、济宁、益都、临淄、昌乐，常遇春攻占东昌，元王朝的大都城已指日可得。看到这样的局面，各路武装也只能赶紧向朱元璋俯首听命。浙东武装首领方国珍就是在此时投降的（明朝建立后官封广西行省左丞，只吃干俸不许上任）。
　　　　
　　在这样的大好情势下，李善长率文武官员劝朱元璋称帝。在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连续两天的劝进之后，朱元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于八天后搬进了新建的皇宫。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同时宣布，若上天果然应允自己称帝，则登基的正月初四日定当放晴。果然天从人愿，纷纷扬扬的雪花和阴沉的天色都在这天一扫而光，应天城（今南京）一片霁朗。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明，从此开始了洪武纪年（元年为公元1368）。
　　就在自己称帝的同一天，朱元璋册封发妻马秀英为皇后，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而在追封朱家先祖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妻子的父母。洪武二年，连照面都没打过的岳父马公被追封为徐王，岳母郑氏为徐王夫人，在朱家太庙东向建祠祭祀。马皇后以“孝女”身份亲手将生身父母的灵牌捧入祠中供奉致祭。
　　洪武四年，朱元璋打听到马公夫妇葬于宿州，又派礼部尚书陶凯前去当地立庙，并亲自为马公夫妇写下了一篇祭文。
　　文曰：“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贤后”，这是朱元璋对妻子最真心诚意的赞誉。而马氏在明王朝建立后的所有言行，都显示着她确实无愧于“贤后”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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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贤后举止
　　
　　朱元璋生活节俭，马皇后在肃治内廷倡导俭朴方面，也与朱元璋互相配合。不但是平日自奉甚俭，遇到旱涝之年，还率举宫妃嫔蔬食；遇有战乱之年更是只吃粗粮野菜。做为皇后，她的日常服装不但毫无绣饰，质料也仅是粗丝所织，而且直穿到破旧时还不舍得更换。虽然自己如此节俭，她却命人织造被褥赐送孤寡及老年人，又让织工将剪裁所剩的原料残丝再次加工，织造成次等帛料赐给众王妃公主，警示她们当知百姓蚕桑艰难。
　　
　　做为皇帝，朱元璋妃嫔众多。论起来他光是有名可查的妃嫔就有三四十人，总共为他生下了四十二名子女。对于这些分享了丈夫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马氏也都一一予以善待，在妃嫔面前她平等相待，在所有的儿女面前她都是一位慈母。没有象一般的妇人那样哭天抹泪地控诉“吃了一辈子苦，男人一发达就搞狐狸精”，她恪守了自己皇后的身份职责，对于孩子们，她不但关心宠爱，而且还格外重视他们的教育；对于朱家的亲眷，她也极其厚待，尽到了做主妇、做天下之母的义务。（再声明，请大家注意五百年前的道德标准和婚姻制度。我可不是在鼓励现在的男人出轨女人容忍，请不要给我上纲上线。）
　　关于马皇后教育子女的事，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例子被举出来。说是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就藩，由于这个儿子脾性不好，马皇后对他很不放心，可是自己又不能随行管教，于是当周王来辞行时，她将自己身上的纰衣脱下交给江贵妃，派她随周王就藩，叮嘱她若是发现周王有过错，就披上皇后的衣服予以权责，周王若还不听话，江贵妃有权驰报朝廷。——只是在很多时候，这位“周王”被认为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然而朱植先为卫王后为辽王，离京就藩更要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而马皇后早在洪武十五年就去世了。所以按年代推算，故事中的“周王”应该是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橚，他于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时间正好合缝。
　　
　　对于自己的家族，马皇后严格要求。由于马公夫妇没有儿子，朱元璋不忍见老丈人就此绝后，不止一次曾经想要派人在民间搜寻马氏远支族人过继给马公，并继承马公的爵位。马皇后虽然终生思念父母，每当提及自己早逝的父母就要悲哀流涕，但对于丈夫的心意，她却坚决地推辞，并说：“爵禄私外家，非法。”不愿让大明王朝又增多一个可能会扰乱朝纲骚扰百姓的“后族”。有了她这样的以身作则，朱元璋的其它嫔妃家族、明王朝初期的各亲王郡王妃家族，都十分收敛。
　　
　　如果仅仅是谨慎于妃嫔儿女与家族治理，只不过是尽到了一个皇家主妇的职司，还不足以被公认为“贤后”。
　　真正能显示马皇后贤德的，还在于她对待臣民的态度。
　　马皇后自奉节俭，对臣属却非常优遇。按制度百官早朝后由皇家供给饮食，马皇后亲自品尝官员的食物，觉得滋味一般，便特地向朱元璋进言道：“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官员的伙食从此大大改善。有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归来，告诉马皇后已有太学生数千之众。马皇后道：“太学人才济济固然是好事，但是太学生就读其间，只有本人能得到微薄的生活费，他们的妻子儿女靠什么养赡呢？”她就此设置了“红仓制度”，用以供养太学生的家眷。这一制度自马皇后手创以后，一直延续到明后期。马皇后此举不仅惠及读书人，而且推进了明朝的教育水准，实在是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灿烂的一笔。
　　洪武二年（公元1368）年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率后妃太子惶惶逃离大都（北京），奔往上都（今内蒙多伦县）。八月初二，徐达率部进入大都，终结了元王朝九十八年的统治历史。得胜而归的将领们带回了大量珠宝进献皇帝皇后。马皇后却对朱元璋说：“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朱元璋立即明白了妻子的话外之音，回答说：“我知道了，皇后你的意思是得贤才方为得宝。”马皇后立即向朱元璋行礼道：“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对妻子适时的进谏虚心以纳，并感叹道：“真是至理之言！”命人记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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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皇帝丈夫的施政御下
　　
　　论起来，朱元璋恐怕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俭朴最勤政的一位。据记载，在修建南京明皇宫时，他下令取消所有的华丽装饰，宫室墙壁上仅有少许彩绘，而且内容都非常正面：后妃宫室绘耕织图；太子宫室绘朱元璋开国事迹图；而他本人起居的宫室墙上更是连彩绘都没有，全是历代治国箴言。除此之外他还是唯一一个把御花园改成“御菜园”的皇帝。洪武朝的明皇宫内连假山花木都没有，更别提造什么庭园。所有的院落空地里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酒肉甚少。理政倦怠时时他便在菜地里徜徉，欣赏众人热火朝天的种菜景象。这番风光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使他恢复精力。
　　做为雇农加绿林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也按自己心目中的田园风光为农村制订了细致的规律并要求百姓们严格遵守。在他的打造下，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若有偷懒生事的，不但自己要糟（不好好干活的，甚至会被流放边疆），就连乡老都不能避免责任。朱元璋同情百姓，厌恶凌虐百姓及偷懒不劳而获者的情绪，在这道诏书中一览无遗。
　　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
　　早在登基之前，朱元璋还亲自带着长子朱标在农家住了好几天，要求自己的继承人体味民生疾苦，稼穑艰难。洪武三年天下大旱，朱元璋不但第一时间下旨免了灾区税赋，还带着所有的皇子在六月南京的烈日下爆晒，用这种中国民间最朴实也最自虐的方式求雨。这一晒就是五天，当大雨倾盆而落时，举国上下都认为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天。
　　朱元璋并不仅仅是要求百姓勤于耕织，他也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自登基以后他事必躬亲，而且还严格遵守着自己制订的“百姓黎明即起”的时间表，除非病得不能起来，他都在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早朝，无论寒暑秋冬都雷打不动。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面对这样一个“以身作则”的皇帝，臣民们也只得将制度遵循不渝。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讨生活时，无论受到怎样的待遇，都坚持要把自己接到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不能不让人怀疑，除了忠心之外，他或者还有一种完美主义强迫症状。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但促成了他成就大业，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了他的治国方面：水必要至清，人必须克己。他自己是这么办的，也要求别人这么办，而且不许违反。
　　然而如大家所知，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上的事情一但到了极端的地步，即使出于好意，麻烦也就要大了。
　　
　　朱元璋出身赤寒，因此对底层小民百姓感情很深，对官吏士绅文人却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做贫农和造反的经历，更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吏欺压百姓是倾覆王朝的直接导火线。因此，为了避免百姓遭殃更为了巩固政权，他对官吏采取了严格的管治，对农民却颇为慈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大力支持“民告官”，官吏若到乡间骚扰被百姓抓住控告并有据可查的话，他绝对是一面倒地支持，非但重处被抓官吏，还要重奖告官的乡民。他还编制了《明大诰》，专用酷刑重处官吏。只是此法实在残虐，动辄为几十两银子就将官吏剥皮楦草，或者并未贪污虐民也照样连坐，甚至砍头凌迟。因此《明大诰》及相关法令在朱元璋死后就被立即废止了。——事实上，百姓们虽然痛恨官吏欺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愿意为几句闲话几两银子就把他们处死，何况吏员们多是百姓邻舍出身，祖辈相交，就更没有谁愿意造成如此后果。现在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心理。更遑论是这样的酷刑呢！
　　如前所述，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不但使他厌恶官绅文人，也使他不信任异姓功勋。对于这些引起他疑心的人，他也象严治农村严治贪官那样用了最极端的解决手段。
　　对于明王朝开国元勋们的死，史料和传说都找出了若干理由。但在事实上，猜忌并计划杀戮功臣的事情，恐怕早在登基称帝之前，在带着儿子朱标过那几天农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朱元璋的脑子里成形了。
　　洪武三年，元顺帝北逃，朱元璋真正成了中原之主。就在这一年他大封诸子及开国元勋。受封的皇子皇侄孙共计十人，元勋三十五人。就在这一次封赏中，刚得天下的朱元璋就毫不客气地显露出了他对功勋们的忌惮。
　　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开国元勋的功绩再大，也只能被封为公爵，所得的俸禄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次一等的元勋封侯爵，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
　　然而对待儿女们，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
　　他公开对元勋们宣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联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对于皇帝这样的主张，群臣哪敢有意见？只得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既是“天下万世之公议”，皇帝也就不客气了。
　　于是：皇帝的儿子们封亲王，岁俸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皇帝的孙子们岁俸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皇帝的孙女们岁俸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侄孙朱守谦封靖江郡王，亦有岁俸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受封后岁俸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直到洪武二十八年，由于皇子凤孙实在太多，不得己减少了俸禄，也达到亲王一万石、郡王公主二千石，郡主八百石的程度。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特命诸皇子亲王在自己的藩国内豢养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并且要“常岁训将练兵，临视周回险易，造军器务精坚堪用。”
　　既然藩王们都有自己的甲士，当然就要应征出战。于是在战功封赏方面，朱姓诸王所行也格外不同。
　　洪武年间，秦晋燕楚湘等亲王都曾经数次领兵出征，朱元璋据此给了晋王燕王各一百万锭重赏，楚王所得最次，也达马三千匹牛二千头牦牛一千头羊九千只。
　　与之相比，攻取元都定理中原的徐达只得了白金五百两，文币十表里；常遇春只得了文币一百表里。
　　对于这样天差地别的赏格，就连后世记载此事的书生，都不禁要发出叹息：“难道说攻取元都所得的府藏不够丰富，所以赏得这么少吗？”
　　
　　如果光是封赏少还好说，最大的问题是，就连这么些儿俸禄封赏，开国元勋们都不能保自己一生安享。
　　民间有个“火烧庆功楼”的传说，讲的是朱元璋在登基后曾经大宴功臣，却在宴中借故走开，并下令火烧宴席现场，将所有功臣全部烧死。
　　这个传说实在荒诞不经。不过事实上朱元璋的许多开国元勋们结局并不比烧死好多少。
　　
　　一般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由于忌惮他们日后扰乱朱家天下，是在为接班人“除去荆棘”。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要求苛刻，不但是眼里进不得砂子，根本几乎连灰尘也容不得，而且从不讲什么功过相抵，功臣们也就只得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皇帝多是如此手段，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各种传说。例如水军统帅俞通海，他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四月初十），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有杀错没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照样象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因此弄不清情况，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要利民报国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甚至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小事，就成了冤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做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可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都统统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辨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朱元璋时代倘有现代大学制度的话，恐怕财经学院再无人敢报名就读了。）
　　
　　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完全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多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
　　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虽然是元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愎自用，而且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
　　说到这个，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同莅任，才改变这一状况，“民赖以少安”。
　　谁知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这家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却几次三番被道同顶了回去。当地豪门大户知道朱亮祖与道同不“道同”，因此纷纷贿赂朱亮祖求他为自己出头，朱亮祖便请道同吃饭，要他释放被当街示众的富豪悍仆。道同立即厉声质问：“你也算是堂堂大臣，怎能与这些人为伍？！”朱亮祖哑口无言，宴席不欢而散。
　　朱亮祖回到家里，越想越是恼怒，立即派人强行打碎锁栲放了那帮地痞，又把前来论理的道同鞭打了一顿。此后番禺地方的恶霸们以为有了护庇，纷纷得意忘形。尤其是朱亮祖在当地所纳小妾罗氏的兄弟，更是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道同为民出头，将罗氏兄弟抓了起来。谁知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而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傲慢无礼”。
　　事情到了这一步，道同就是想忍让也不可能了，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他原以为按常理，皇帝怎么也要派人调查核实，才会最后做出决定。可是朱元璋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杀手出发不久，道同的报告也到了。朱元璋这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觉得道同鲠直为民，实在是难得，马上派飞骑去追赶杀手。然而由于道同得罪了广东布政使徐本雅，后一位使者虽与杀手同日抵达番禺，却被人有意拖延，直到杀手处死道同，赦使才被放进县衙。
　　
　　对于道同的冤死，番禺百姓都十分痛惜，纷纷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据说每有灵验，乡间从此传说，道同已经成了地方之神。据说直到今天，番禺地方仍在祭祀道同神。　　
　　
　　朱亮祖的行径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这个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而不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皇帝在大怒下立即命人将朱亮祖父子锁拿进京。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一起被朱元璋当廷鞭死。
　　可惜的是，道同之死并没有警醒朱元璋，此后仍然有数不清的人在这位皇帝的一时火性下无辜丧命，更糟的是他处死朱亮祖父子的方法：从此开了明王朝“廷杖”的先例。终明一朝，数不清的士大夫和清臣直士，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打掉了人格尊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渐渐觉得法规碍事，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决定改革禁卫军为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出名也最为其重用的，则是“锦衣卫”。这个锦衣卫有“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的职能，处理皇帝钦定的案子，相当于皇帝的私人警察部队，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五个卫所，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在其中任职的校尉力士少则一千多则六万，被称为“缇骑”。他们有权自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锦衣卫将正常的司法机构视若无物。只要他们（或者皇帝）看不顺眼的，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不需要任何真赃实罪，都可以在片刻间家破人亡。（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后来被他的儿孙们广泛采用，终明一世，锦衣卫、东厂、西厂，搅得人世间血雨腥风，恐怖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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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皇后，天下之母
　　
　　对于丈夫的这些作为，马皇后深为忧虑。
　　马皇后是一位极有正义感又极善良的皇后，有时她的善良得甚至显得天真。朱元璋定天下的时候，她虽然对丈夫千依百顺，只要丈夫需要，她就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如亲制军衣军鞋，又如统率部属妻儿，或者将所有财物尽数犒军。不过这些事情对于她来说，只是恪守夫唱夫随而已，对于丈夫的雄心壮志，她也表示赞襄，只是她同时热切地希望并向丈夫进言：“男儿建功立业，你要定天下当然是好事，可最好是多行仁义以正道取胜，尽量不杀人少杀人才好。”
　　对于妻子的说法，朱元璋“善之”，不过可以想见他也只是“善”妻子的温柔敦厚，对于自己娶了个好女人高兴，而不是“善”妻子的意见。此后无论行军还是施政，他仍然往往在一片草菅人命的血雨腥风中进行。在权势富贵的斗争中，君子行径和偶尔的善念，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朱元璋不但将这一点奉行不渝，而且发挥到了极端。朱元璋一定不明白，妻子读了那许多书史，怎么在这方面偏跟自己差这么远。
　　为了劝谏丈夫宽待臣民，凡事三思，马皇后以“宋多贤后”的名义，在后宫中讲训宋朝家法。对于皇后的用意，曾有识窍的宫妃试图阻止，说宋朝治国理家过于仁厚，不足以效法。马皇后立即反驳：“过于仁厚有何不好？总要比刻薄好吧！”她又有意反问妃嫔：“黄老之术是什么？为何汉初窦太后好此？”妃嫔答道：“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教慈，是其教矣。”马皇后据此叹道：“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
　　朱元璋时常因为宫人的细微过错发怒，每逢这时马皇后也故意发怒，抢在朱元璋处罚之前下令将犯错的宫女送往宫正司议罪。朱元璋对妻子的做法非常不解，问皇后为什么？马皇后回答：“帝王不应以自己的一时喜恶决定刑罚封赏。陛下你在大怒之时判罪，只怕宫女所受处罚会过于畸重。交给宫正议罪就会合适些。也希望陛下你在朝堂之上不要凭一时情绪就决定臣民罪罚，将论罪之人交给司法机构会更好些。”
　　
　　可惜，朱元璋虽知妻子谏言的用意，但是他仍然不愿改变自己的处事方法。马皇后不得己，只能趁着他退朝还宫时，抓住少得可怜的机会劝说。亏了马皇后的力量，总算还是有好些人的性命得到了缓救。
　　
　　曾经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企图谋杀父亲，朱元璋立即暴怒，下令处死这个儿子。此事幸亏被马皇后听见，她立刻拦住，说：“郭景祥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万一人言有误，你这不是把郭家的后代都给绝了吗？！”朱元璋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召回杀手，派人去调查，果然是有人企图借皇帝的凶暴性子坑害郭家。
　　李文忠是朱元璋早死的大姐的儿子，自幼跟随在朱元璋身边，做了他的养子，十九岁便成为一员骁将，为明王朝第三大功臣，于洪武二年封曹国公。他后来奉命镇守严州，有人告他行止不法，朱元璋也立即听信，打算将他召回来处治。马皇后劝说道：“临阵换将不宜，何况文忠多年紧随，一向贤能，难道别人一句话就可以这么相信？”这才救了李文忠的性命。而事实不久大白，果是诬告。
　　宋濂是明初大儒，被公认为是世间第一才子，不但是太子老师，还主持编撰了《元史》。他本人也一向小心谨慎，总算平安退休。偏偏他的孙子宋慎被牵连进了“胡惟庸案”，倒霉的宋濂明明毫无过错竟也不能幸免，朱元璋非要把一大把年纪的他捉来处死不可。
　　面对老师的悲惨结局，太子朱标伤心欲绝，苦苦向父亲哀求，马皇后也去求情：“老百姓对子弟们的师父，尚且要礼敬终身，何况天子之家？再说宋濂早已无官无职隐居乡里，也不可能被人网罗谋逆。”朱元璋却不肯听从。丈夫对无罪的老臣如此无情，马皇后感到非常悲愤，于是当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她摆了满桌素菜，一点酒肉都没有。朱元璋问妻子为什么？马皇后回答：“妾要为宋先生做福事。”朱元璋见妻儿如此场面，没了办法，饭也不吃，丢下筷子就走了。
　　第二天，朱元璋终于下令免掉宋濂的死刑，改为谪配茂州。只可惜老迈的宋濂难以面对家破人亡子孙丧命的惨境，到茂州后不久还是忧愤而死了。
　　　　
　　沈秀是中国富豪史中的一个奇迹，此人出身贫寒却白手起家，在明初时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人物，以致于人们传说他拣到了一只“聚宝盆”，又说他挖到了逃亡的元将元帝藏财，称之为“沈万三”。在修筑南京城墙时，初建的明王朝财力有限，沈万三主动提出要出三分之一的费用，又愿意出钱犒军。
　　沈秀的表现若是遇到了汉唐宋各朝皇帝，多半能得到嘉奖，现如今遇上节庆，百姓们也一样能来个“军民联欢”，送些慰劳品。可惜沈财主偏偏遇上了朱元璋。这位出身赤贫的皇帝对于“富人”有一种近乎畸形的痛恨，听了汇报后立即借题发挥：“一介平民竟敢来犒劳军队，莫明其妙！得要立即杀掉。”马皇后虽然明知丈夫是在胡扯，也只得顺情劝说道：“我听说法令只用于诛杀不法之徒，而不能用于诛杀不祥百姓。沈秀做为不祥之民，自有上天降灾于他，您何必动用刑罚？”朱元璋这才悻悻然地改判沈秀流放云南。
　　朱元璋又下令犯罪的囚徒筑城，马皇后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认为犯人已经疲惫不堪，若再服苦役只怕不免丧命。朱元璋听从了劝告，赦免了众犯人。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朱元璋以极端的方式大火力猛治家国的时候，人们只有在马皇后这里，才能找到一丝安慰，看到一些指望。
　　可惜的是，马皇后不是神仙，她也是一个生死病死的普通人。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马皇后卧病。八月，皇后的病情逐渐变重，群臣都请求广觅良医。而朱元璋的情绪也随着妻子的病情起伏不定，他对着各处召来的名医大发雷霆：“如果救不了皇后，我就要你们的命！”
　　病榻上的马皇后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劝说朱元璋：“人生在世，生死有命，祷祀又有何用？至于医生，也救不了命数当死之人！何必为我而罪连诸医？”朱元璋虽然应允了妻子，但是对丈夫的冲暴性子非常了解的马皇后却仍然从此拒绝服药，坚决不给丈夫在自己死后杀戮群医的理由。
　　妻子不肯服药，朱元璋虽然贵为皇帝也没有办法。很快，马皇后的病情急转直下，终于到了弥留的时刻。马皇后临终时，朱元璋守在妻子的身边，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马皇后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就在八月丙戌这一天，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离开了人世。九月入葬孝陵，谥“孝慈皇后”。
　　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如此撒手，朱元璋十分悲痛，他不止一次当众恸哭。虽然他正在盛年，后宫又有许多嫔妃，但他从此再没有继立皇后。在他心目中，世上再没有其它女人配得上享有马秀英的地位。
　　对于后宫的女人孩子们来说，失去这样一位慈爱善良的皇后就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从此再没有人能够在易怒好杀的老皇帝面前保护他们，也再没有人能够那样真正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们了。宫人们做歌以寄托难抑的思念，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也许是始终难忘夫妻之情，当十年后皇太孙朱允炆长大成人的时候，朱元璋为继承人选定的嫡妃是光禄少卿马全的女儿。在老皇帝的心目里，孙儿象自己一样娶姓马的女子为妻，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
　　
　　永乐元年（公元1403），明成祖朱棣追尊母亲为“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明世宗朱厚骢再次追尊马秀英为“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
　　
　　史书多称马皇后为“千古贤后”，这样的称谓固然恰当，可是同时也多少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对于马氏来说，用这样的称谓恐怕既不合她的本意，而且扯上了权力意味，反而对她的品德是一种污渎。如果一定要说，那么马氏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女人。看起来似乎柔弱，实际却无比坚韧，平时柔顺无争，面对人世的一切风云变幻时却有无比的勇气充分的智慧明智的判断，能够承担许多大男人都畏葸不前的艰难困苦。最典型的中国女人还往往拥有最难能可贵的善良，即使自己都吃不饱，也要省出口粮怜惜丈夫养活儿女接济别人。而马氏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她最与众不同的还有一点，正是这一点使无数人心服口服地称她为“千古贤后”。
　　
　　——在中国皇后群里，出身贫苦的非常多，然而绝大多数在一朝登顶后都贪得无厌只知揽权享乐，从前的少少优点也往往荡然无存，显露出一副暴发户的丑恶嘴脸，对于自己出身的穷苦阶层翻脸无情。——而马氏，却将她的善良睿智克己为人从微贱时一直保持到了睥睨天下之后，并终身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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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夙世情仇——明成祖朱棣徐皇后
　　
　　
　　一、 初入皇家
　　
　　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谥“孝慈”，她也确实是一位出众的皇后，并且得到了众多儿女的一致敬爱。而《明史》中更明确地写道，她与自己的一位儿媳妇也有情同母女的感情。
　　史书所说的这位儿媳妇，就是明成祖朱棣的结发妻子徐皇后。
　　
　　徐皇后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女。据说她自幼文静好读书，声名远播，朱元璋因此亲自召见徐达，当面为自己的四子朱棣提亲：“朕与爱卿是布衣之交。自古以来君臣相契儿女结姻。听说爱卿有个好女儿，爱卿肯不肯将她嫁与朕的儿子朱棣？”
　　徐达一听皇帝竟有如此美意，顿时心花怒放，当即“顿首谢”，应允了这桩婚事。
　　洪武九年（公元1376）正月二十七日，十五岁的徐氏头戴九翚四凤冠，身着青质九翟衣，在隆重的典礼之后正式成为十七岁的燕王朱棣嫡妃。从此开始了她尊贵而不平静的一生。
　　
　　做为一位皇帝的结发妻子，史书对徐皇后的描述尽管不算少，但多是官样文章。不过点滴间也仍然能让我们看出她与朱棣伉俪情深，与婆母马皇后情同母女。
　　帝王家族虽然少见真情，但也史不绝书。夫妻情长婆媳谊重都不足不奇。只是当我们遍检书史，却不得不叹息，生在乱世长于富贵的徐皇后与丈夫朱棣的情谊，实在是来之不易，洪武九年那位小小亲王妃向丈夫盈盈四拜的场景，连起了几个家族横亘数十年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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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未来皇后的姨母一家
　　
　　世人都知道朱元璋的马皇后善良慈祥，然而马皇后的善良并没有得到所有受惠者的回报。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的侄孙朱守谦。（或者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也是另一类代表人物）
　　朱守谦对马皇后的恩将仇报说来话长。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又与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有极深渊源，我们必须详细叙说。
　　
　　朱守谦的父亲，就是朱元璋唯一的亲侄儿朱文正，即朱元璋死于瘟疫的大哥朱兴隆之子。朱元璋当初奉郭子兴之命第一次前往家乡招兵之际，就特意去找到了自己当年带着儿女回娘家的寡嫂王氏，以及同样守寡的堂嫂田氏，将她们母子都带回濠州城和自己一起生活。两位守寡多年的嫂嫂操行很好，朱元璋对她们非常敬重，后来不但封王氏为南昌王妃，田氏为蒙城王妃，还破格封侄子侄孙为亲王，侄女们为公主（王氏之女封福成公主，嫁福州卫指挥使王克恭；田氏之女封庆阳公主，嫁淮安卫指挥使黄琛），直到朱元璋去世后，其孙建文帝才把这一破格的册封降为郡王及郡主。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与马氏对朱文正一直爱抚有加。朱文正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时候，朱元璋夫妇还没能生下儿女（长子朱标生于两年后即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455），对于朱文正这么个朱家长房长孙独苗苗格外看重，朱文正当时已有十余岁，俨然已可做叔父的助手，而在随后的战争年月里，朱文正也确实表现得格外出众，逐渐成为叔父最为得力信任的亲信之一。在朱元璋征“汉国皇帝”陈友谅的战役中，他率部在南昌城下拖住了陈友谅八十多天，立下了决定性的大功。因此，初立吴国时的朱元璋以军功封朱文正为从一品大都督，镇守江西，府治洪都（今南昌市）。
　　然而朱文正虽然统兵有方，性格却极其暴虐荒淫。镇守江西时他派心腹卫可达（一作卫达可）四处抢掠民女淫乐，又因害怕走漏风声触怒叔父叔母，将这些无辜女子一一杀死灭口。
　　江西按察使李饮冰闻讯大怒，誓要为治下小民讨个公道，遂想方设法搜集朱文正更多的罪证。
　　李饮冰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原来，早在建立吴国分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曾经问过朱文正，想要做什么官，想得到怎样的爵位？
　　朱文正自认军功盖世又是朱家长房长孙，不用开口也肯定能得到第一等封赏，何必多说显得自己小家子气呢？他做假做谦让以讨叔父欢心，答道：“虽然我功劳很大，可您如果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的话，只怕会使外姓属下有甚么不满，不利于您继续成就大业。先不要着急，等到一统天下，我这个亲侄儿还怕没有富贵吗？”
　　朱元璋此时还仅仅是个“吴国”之帝，元王朝也没真正推翻，正是非常需要收买人心的时候，听朱文正这么一说，认为侄儿懂事之至，顿时心花怒放，立即将最顶级的空缺优先分配给了外姓功臣。
　　这一安排大出朱文正的预料，他没料到叔父竟将自己的话当了真，于是满腹怨气地来到江西上任。到任之后他越想越气：你不给我封王封爵，我自己来！于是他在自己的床榻用具上乃至夫妻俩的服饰上都统统弄上了龙凤图案，不但在府第里俨然王爷之尊，还违规占了大量民田蓄了大批奴婢。
　　李饮冰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这些之后，马上狠狠地向上奏了一本，向朱元璋告发朱文正的这些罪状。朱元璋大怒，一面派人将朱文正狠狠斥责一顿，一面打算跟进惩罚。
　　朱文正异常恐慌，于是干脆孤注一掷，打算与叔父的另一死敌、在江南称“吴王”的张士诚联合（张士诚称吴王在公元1363年九月，为示区别，史书将张士诚称为“东吴”，朱元璋称“西吴”）。但是他没有想到，自从朱元璋对他起了疑心的那一刻起，他的身边就有了朱元璋的眼线。正当他做着各项准备的时候，朱元璋突然从天而降，带着大队人马抓了他一个现行，大骂道：“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是人赃并获，但看在死去兄长的面子上，朱元璋没有将朱文正当众杀掉，而是免官安置桐城。
　　然而到桐城没多久，朱文正就神秘地死去了。他是怎么死的，史书上的记载晦涩掩蔽。但是一个正当盛年，并且曾身经百战的男人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自然死去的。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朱元璋终于还是杀了这个作恶又背逆的侄子。
　　朱文正的嫡妻谢氏不久也死去了。也许是吓死的，也许是自尽的，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她和丈夫一起穿用了违制的龙凤锦衣，也被朱元璋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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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朱文正夫妇死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小名铁柱的朱炜才刚刚四岁。朱元璋虽然杀了侄儿夫妇，却收养了他们的儿子。现在这个乳臭小儿是朱家长房唯一的传人了，朱元璋希望自己能把这个小男孩调教得乖巧懂事，不要断了苦命兄长的香火。因此他亲自为朱炜改了一个意义很深的名字：朱守谦。
　　朱文正夫妇是被处死的另一个佐证，是朱元璋收养朱守谦时的一席话。面对那个虽然年幼无知，却对自己万分畏惧的小小孩童，朱元璋很是伤感，遂抚着他的头安慰道：：“孩子，你不要害怕。你父亲落得那般下场，是因为他屡教不改，令我太过失望。你只要做个好孩子，我绝不会把你父亲的罪过牵连到你身上的。”——“儿无恐，尔父倍训教，贻我忧，我终不以尔父故废尔。”
　　朱元璋果然说到做到。当朱守谦长大之后，大明王朝在洪武三年分封的第一批王爷中，除了朱元璋自己亲生的九个儿子（朱樉为秦王，朱�h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榑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之外，另一位王爷就是朱守谦了，他被封为靖江王。
　　初封的时候，朱守谦做为侄孙，虽然被破格封为亲王，不过得到的待遇是“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不过朱元璋对他仍然寄予了厚望：“稽古帝王抚有方夏，必茂建亲支，所以惇族固本，其来尚矣。朕以布衣，遭时弗靖，躬历行伍，秉运开基，艰难有年，遂成丕（王）业。是皆天地眷佑、祖宗积德之由。今朕既为天子，追念吾兄，以尔守谦，兄之孙也，俾王靖江，以镇广海之域。於戏！尔其思予创业之难，谨尔受封之制，毋忘训言，益修厥身，永为国家藩辅，尚慎戒哉！”
　　洪武八年（公元1375）八月，朱元璋为十四岁的朱守谦选定了广西都指挥使徐成的女儿为嫡妃（这位靖江王妃的姓氏值得再次注意）。完婚后的朱守谦便算是成年，可以“就藩”去自己的封国了。
　　朱守谦将自己的封地和叔叔们的比较了一番之后，不禁嗒然若丧：诸王要去的是西安、长沙、太原……这些地方怎么说都比自己要去的那个桂林要繁华富饶得多了，叔祖父口口声声说要厚待自己，可这算是怎么回事。于是，朱守谦很不情愿，在南京城里拖拖拉拉不肯离开。
　　朱元璋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是隆重的封王典礼已经举行，何况桂林是边陲军事要地，一定得有王爷坐镇，他不打算改变主意。最终，在朱守谦的软磨硬泡下，马皇后为了安慰自己一手带大的侄孙儿，在丈夫的面前竭力打圆场，终于使朱元璋同意增加靖江王的待遇。于是，朱守谦本应为银质的靖江王册印改成了亲王规格的金印金册，俸禄也随之上涨。官属仪仗则达到了皇太子的规格。在所有就藩的王爷中，他的出发队伍是最浩荡神气的。（可以想象，马皇后花了多大的精神，才把自己的儿子们都一一说服）。朱守谦在叔祖母的百般宽慰下，总算是“勉为其难”地就藩去了。
　　可惜的是，到任以后的朱守谦并没有遵守自己对马皇后许下的承诺，才不过三年的功夫，他就惹得两广地方的官员百姓们一片嗟叹怨恨声。朱元璋遂先将其召回南京管教，又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皇城。七年后他觉得侄孙儿态度有所改变，便重新恢复他的王爵，派他去云南当王，给予他的待遇也维持了自己当初应允妻子而给予的那些。谁知道朱守谦很快就故态复萌。最过分的是洪武二十五年，当太子朱标早逝之后，他不但不悲伤叔叔的早逝，反而自鸣得意地宣称：“如今国中没有太子, 皇太孙朱允炆是个无知小儿, 又身有残疾。而我是朱家长房长孙, 既年长, 又享有太子的一切待遇, 如今我就是太子了。”
　　这番话的后果当然可想而知。朱元璋听说侄孙竟如此歪曲亡妻的好意，对亡妻子孙如此没有家人情谊，当即勃然大怒。于是朱文正的历史再次重演：就在这一年，朱守谦被“锢之京师”，随后便“卒”了。而他的长子朱赞仪则被朱元璋给收养了。
　　这一回朱元璋吸取了教训，对朱赞仪的管教非常严格。洪武三十年，刚刚十五岁的朱赞仪便随着十三位叔祖父（朱元璋之子：晋、燕、周、楚、齐、蜀、湘、代、肃、辽、庆、谷、秦十三王）一起长途游历（自湘、楚入蜀，历陕西，抵河南、山西、北平，东至大宁、辽阳，还自山东），不但在路途中增进彼此家人情谊，更广览山川，饱经劳苦。于是，朱赞仪在史书上留下了“恭慎好学”的美名。只是等到他恢复父亲爵封的时候，桂林靖江王府的待遇被降到了“旁支郡王”的水平。
　　
　　朱守谦父子的人生因果，就这样结束，看起来是很寻常的皇族恩怨。然而他们却与成祖朱棣夫妇有着一层非比寻常的关系——朱文正的嫡妻谢氏，即朱守谦的生母，她与明成祖朱棣的嫡妻徐皇后之母是亲生姐妹，都是朱元璋称吴王时的将领谢再兴的女儿。
　　算一算年龄，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朱守谦生于至正二十一年，而徐皇后则生于至正二十二年。也就是说，在这三年间先后出生的三人中，朱守谦与徐皇后是表兄妹，却得管表妹夫朱棣叫叔父。徐氏在做女孩儿的时候，若不是跟规矩称朱棣为燕王，就是跟着表兄一起管他叫叔叔，而如今她与朱棣却成了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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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亲王妃的平静岁月
　　
　　嫁入皇家的徐大小姐果然不负众望，非但才貌出众更兼品德贤能，在一大群子侄辈的媳妇里，她得到了马皇后的格外喜爱，与婆母的关系也非常亲密。马皇后曾经不止一次地当众称赞过年青的燕王妃。
　　不过徐氏并没有在公婆身边侍奉多久。洪武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十九岁的徐氏跟着自己的丈夫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成为燕王府的女主人。
　　由于朱棣并不是一位坐享富贵的亲王，做为他的王妃，徐氏肩上也有一幅很重的担子。
　　
　　朱元璋不但对儿子们的管教非常严，还对他们寄予了“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厚望。为了避免皇族孱弱，明初的藩王们虽然贵为皇子，却自幼就接受兵事训练，朱元璋还时常在凤阳家乡等地针对皇子们“讲武”“练兵”，给他们上军事课。当时的明王朝并不能算真正平安，元顺帝北逃之后，元皇族在北方建立了北元政权，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因此明初皇子们多数封往边塞重地，太原、北平、西安、开封、大同、宁夏、平凉、桂林、云南、大宁……遍布在明王朝的整个边防线上（亏煞老朱儿子多）。亲王们在各自的封国中屯田筑城练兵，被称为“塞王”。（如十七子宁王朱权藩大宁，其地在河北遵化喜峰口外，乃是千百年皆然的军事重镇，六百余年后还是抗日“大刀队”发生地。朱权在此重镇治藩属护卫兵，竟达甲士八万、兵车六千）。亲王们既有了这样的实力，当然就要在国家发生战事时，亲带各自的兵将奔赴战场，渐有取代开国元勋之势。
　　在一系列的战事中，燕王朱棣很快就崭露头角。洪武二十三年，他应命与晋王朱棡出征元丞相咬住、平章乃儿不花，开国元勋傅友德冯胜也要受他们的节制。
　　三月，北方大雪封山，晋王朱棡畏惧元兵掌握的天时地利，不敢追击，只有朱棣不惮劳苦，冒雪行军，出奇制胜地堵住了乃儿不花，迫使其投降。乃儿不花投降后，朱棣对其非常优待，乃儿不花被朱棣打动，主动去劝降咬住。最终，朱棣满载而归，成功地取得了这次重大战事的胜利。
　　三十岁的朱棣在这次战役中不但辉煌亮相，而且得到了真正的军伍锻炼。对于儿子智勇双全的表现，朱元璋大喜，颇有“此儿象我”之感，此后朱棣越发受到重用，和晋王一起得到了直接向皇帝本人禀报军事要务的权力。
　　
　　频繁的军备战事并没有妨碍燕王夫妇之间的情谊。虽然做丈夫的频频出门在外，在家的时间非常稀少，燕王妃徐氏仍然连续生下了三子二女至少五个孩子，占朱棣所有子女数的一半还多。——由此可见，世上以“忙”做为感情冷淡借口的，基本都是些没诚意的男女。
　　
　　重用藩王领兵，当初对于朱元璋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构想，既可避免外姓诸臣节制军事跋扈成灾，又能使诸王“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何况照他的预想，诸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然而朱元璋怎么也没有想到，长子朱标竟早早地就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了，晚年的朱元璋面对幼弱的皇太孙朱允炆，虽知重用藩王领兵可能会为这个文弱小儿埋下隐患，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甩下自己的儿子去用那些令他一百个不放心的外姓大将，于是他始终还是没有把削藩提上议事日程。只是一再地寄希望于能在自己生前为太孙多聚些人脉众望，寄希望于朱家子孙都懂得尊老爱幼之理，体恤骨肉血缘之亲。大约也正是出于这层考虑，老皇帝先是应允孙儿修改了自己施行多年过于苛刻的刑律七十三条，为朱允炆赢得了“天下莫不颂德”的美名。在洪武二十九年的时候，他还特地重新制定了朝见太孙之礼，又规定叔父们在公开场合须向侄子行君臣之礼，回到后宫皇太孙才向叔父们行家礼。为了增进家人感情，第二年他又让其它的侄辈和叔辈们一起游历天下山川。
　　
　　然而，再妥当的想法，也终归只是想法，只能保障生前，难以保障身后。终于，在洪武三十一年闰四月乙酉日这天，七十一岁的朱元璋抛下他的嫡长孙朱允炆，还有他那一大群儿子，以及在他多年治理下民生休养生息逐渐兴旺的大明帝国，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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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改朝换代中的亲王妃
　　
　　朱元璋去世了，随着这位拥有绝对雄才伟略，在皇家内更拥有绝对权威的老皇帝弃世，皇家的骨肉亲情迅速土崩瓦解。
　　建文帝待臣民仁厚，那是没得话说的，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年青皇帝却重用了一群书生，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人。君臣们虽知照着书行仁政，却几乎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和军事人事方面的实际经验，遇上有事就只会翻故典，方孝儒更是个《周礼》专家，一门心思就想复古，把朱元璋施行了三十年的制度来个彻底推翻，总之就是一堆纸上谈兵的人物。当然，推翻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对他们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几位辅臣们的权力是大大地暴涨了。
　　早在即位之前，朱允炆（建文帝）就对叔叔们起了提防之心，这倒也还是可以想得通的。但是他以及亲信大臣们在对待这个问题时所采用的急眼儿方法，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建文帝最疑心的，莫过于智勇双全的燕王朱棣，对于其它的叔父，他也巴不得立即废了完事，只是急切间找不到下刀子的地方，只能和亲信众臣暗中商议。邪门的是，他私下与辅臣们商议的这等机密大事，居然没几天工夫就传遍了京城，也不知到底是哪位先生大人口不把风。“皇帝要削藩”，这消息一传出就引得一众藩王惶恐不安，就算没异想的也急得上窜下跳了。
　　偏偏就在这个当口，建文帝“磕睡碰到了枕头”，朱棣的胞弟周王朱橚家中出了事故。朱橚才干过人且颇有抱负，曾做《元宫词》百章，还体恤百姓，在封地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并先后组织编写了《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这些药方广泛流传中外民间，并成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重要引用依据，为普救百姓疾苦立下大功。可是这位文武全材的亲王偏偏治家无方，次子汝南郡王因为与兄弟们争风心怀怨恨，向建文帝上书，密告自己的父亲图谋不轨，还说燕王朱棣齐王朱榑湘王朱柏都与此事有关。
　　建文帝立即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派朱元璋养孙李景隆假称巡边，路过开封，不由分说就把毫无防备的周王朱橚连同妃嫔儿女统统抓了起来。
　　朱元璋死了还不到四个月，周王朱橚就被侄儿废为庶人，先是流放云南蒙化，不久又和儿子们一起被囚禁在京城。
　　到朱元璋周年忌的时候，建文帝打算将另外几位引起自己忌惮的叔父也统统擒拿，湘王朱柏得知消息，与妻子一起在自己的王宫中自焚而死。朱柏也是一位文武全材的亲王，他为大明王朝立下过不少战功，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还酷爱读书雅好道术，即使出征也要将书随身携带，遇有美景山色还常常徘徊终日。湘王以惨烈的死法，申辩自己并无谋反之意，然而建文帝的削藩之举却再也不能停下。不久，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也先后被“告发有罪”，废为庶人。
　　也不知道书生们的书都是怎么读的，包括建文帝本人在内，非但没有从汉景帝汉武帝父子两次削藩的历史中得到什么启发，倒是都以为当了皇帝就是天下第一，以天下敌一隅是小事一桩。更没有把朝廷中已无干将的现实看在眼里。更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他们认定朱棣才是最大祸患的同时，偏偏又把朱棣留在京中的三个儿子给放走了，而且还一面放，一面认为这是可以麻痹朱棣的聪明做法。殊不知，五位亲王的下场，即使看在弱智的眼里，也足够引起警惕了。
　　朱棣远比侄皇帝要聪明，一面装疯诈病地哄得建文帝放回了自己的儿子，一面抓紧练兵备武。与此同时他的才干声望也帮了他的大忙，北平官员中的许多人都接到了齐泰黄子澄两人捉拿燕王的密令，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第一时间主动向朱棣报信，就连偶尔听到风声的老太婆都不例外。虽然经过建文帝的削藩，此时的朱棣身边已经只剩了八百卫士，他仍然凭借计谋和在北平经营十余年的人气，成功地收服了北平城中的官员及军队。
　　
　　建文元年（公元1399）七月五日，燕王朱棣宣布起兵“靖难”，讨伐建文帝身边的齐泰黄子澄等人。短短半个月之内，他手中的兵马就增至数万，攻克了通州、怀来、密云、遵化等地。
　　朱棣初起兵时，方孝儒们并不以为然，仍然专心地忙着复古改制。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燕王有如此影响力，又有如此的韬略，竟然将元老大将耿炳文的十余万大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终于着了急的建文帝君臣急于取胜，做出了又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临阵易将，换上“读书通典故”的李景隆为将。然而这位公爵爷是个不折不扣的绣花枕头，很快就会让建文帝吃尽苦头。
　　李景隆集合了五十万大军，打算轻松搞定朱棣的少少兵马。趁着朱棣出袭大宁的时候，他将所部兵马分成三路，主攻一路由他亲自领头，攻打朱棣的根据地北平。
　　
　　大宁（今内蒙古宁县），正是前面说过的朱元璋十七子宁王朱权封地。他虽然有雄厚的兵力，但建文帝的削藩之举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到他那里，他仍然有大量剽悍的部属。朱棣起兵后颇有力量不逮之叹，遂定下计谋，打算先奔袭大宁，夺取宁王之兵。到大宁之后，胆气颇壮的朱棣在郊外埋下伏兵，自己则以请求朱权为自己草谢罪诏为名单骑入城。在城中盘桓数日后，借着朱权出城为自己送行的机会，暗令伏兵出动，将朱权活捉，妃嫔儿女也没能逃过，数万精兵也轻易就成了朱棣的部属。大宁城为之一空。
　　
　　朱棣冒险去了大宁，北平城里，只剩了朱棣的徐王妃和世子朱高炽留守，精兵也都随朱棣在外，城中只有些老弱之兵。
　　在多年独挡一面的燕王妃生涯之后，在丈夫自洪武年间就屡次出征、又共同扶持着面对“削藩”恐惧的锤炼之后，徐氏已经完全地成熟。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她先是冷静地在宫中指导儿子应变，见情势紧急，她又传命，给所有和自己一样留在城中的燕王部属及官绅士民之妻都配发甲胄，让大家都加入战事中。徐王妃本人更是亲自登城督战。这时正是农历十月，徐王妃又命众人水泼城墙及城下兵将，李景隆措手不及，望城兴叹。
　　在徐王妃的指挥下，北平守军坚持到了燕王朱棣成功收编宁王军队，回师救援的时候。
　　这场守城之战，清晰地显示了徐王妃做为开国勋臣之女的风范。她在其中表现出的智谋胆略，在历代皇后中是极为罕见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更容易想象得到她与自幼习兵的丈夫之间，情投意合志趣相当的生活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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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皇帝身世的传说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历时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结束，明王朝的京城南京被燕王军攻陷。皇宫里燃起了熊熊大火。在火光中，建文帝不知所踪。民间传说，朱元璋早已预料到以孙子的性情本事，终不免这一天，所以早就为他准备下了一只铁箱，其中装着逃离南京的方法，还有袈裟度牒。建文帝只得借火遁。
　　朱棣起兵时虽以清君侧为名，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叔侄间一旦分出胜负，绝不是除掉两个大臣，而是要变易皇权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朱棣虽在攻入南京前向大嫂吕氏（故太子朱标继妃）做了种种保证，仍然于四天后登上了皇帝宝座。而朱标的儿子们，除了不知下落的建文帝、早死的朱雄英之外，另三人都陆续被朱棣除掉，不得善终。
　　
　　朱棣雄才大略一如父亲，文治武功更出于其上，在他的手里，明王朝达到了被史书称为“远迈汉、唐”的水平。但他当初以“靖难”起兵，嗣后却又自己登基称帝，怎么也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能否把自己说得名正言顺，也就成了朱棣的当务之急。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嫡妻马皇后生了两个女儿，还生了排行最前的五个儿子，朱棣是老四，乃是朱元璋的嫡子，很符合“立嫡”的要求。然而对于他的生母是谁，野史却议论纷纷，虽然说法不一，却都认为正史资料早被朱棣修改，并质疑他的嫡子地位、登基资格。
　　一种观点说，朱棣压根就不是朱元璋的儿子。这种观点也有两种说法。都说其母是朱元璋攻取元大都时掳来的元顺帝妃嫔，不过一指该妃为蒙古族人，一指该妃为高丽族人。总之，这女人入明宫不久就生下朱棣，朱元璋疑心儿子是元顺帝的骨血，便以“铁裙”之刑处死了妃子，将孩子送给马皇后抚养。——其实只要略一推敲时间，就知道这种说法是非常离谱的，多半是朱元璋和朱棣的仇家放的风。朱棣生于公元1360年，而攻大都及元顺帝北逃则在公元1368年。什么都可以做假，年龄做不了假，封王完婚的时间年龄都摆在那儿，传说却竟将朱棣的出生时间硬往后推了八年，把徐皇后出嫁时意气风发的十七岁丈夫愣是变成了九岁。何况朱棣出生时朱元璋已有三子，何况以朱元璋的杀伐决断，压根就没有替元顺帝这个心腹大患养儿子的可能。
　　还有一种说法，讲朱棣确系朱元璋之子，但是个归养嫡母的庶子。并有朱元璋葬地孝陵中的牌位做证，其实马皇后压根就只生了两个女儿，没为朱元璋生过儿子，包括早死的太子朱标在内，五个归在她名下的儿子其实都是庶出的。其中朱标朱樉朱�h为李淑妃所生，朱棣朱橚为碽妃所生。不过这说法也奇怪，在朱元璋的后宫中，地位仅次于马皇后的女人一直都是孙贵妃，她没有儿子，因此死后朱元璋特命周王朱橚行孝子礼。而传说中生了三个儿子给马皇后的李淑妃，却直到孙贵妃死后十年、马皇后死后两年，才被朱元璋册为“淑妃”，全没有一点“生育有功之人”的架势，也从没见太子朱标为她争取过什么。而史料更明确地记载了太子朱标的出生时间地点，更没有丝毫避人查验的意思。
　　最多见的一种说法，则是说朱棣的母亲是高丽进贡的碽妃。碽妃因触犯宫规被处死，儿子也因此归养皇后。朱棣称帝后感念母亲，不但盖了大报恩寺，还因此格外宠爱高丽妃子。可是这也很有些说不过去：朱棣出生时，朱元璋还只是野杆子小明王韩林儿手下的一个“吴国公”，高丽国的贡女再多，也送不到朱元璋头上。而朱棣在对待高丽籍妃子的态度上也并不见得有多偏向。他的后宫中虽然有权贤妃、任顺妃、李婕妤、崔美人、韩氏（传说中还有吕庄妃吕康妃）等等高丽妃嫔，但她们所得的待遇并不见佳。在徐皇后死后，朱棣最宠爱的是苏州人王贵妃，命她掌管后宫。这位贵妃没有儿子，死后朱棣命儿女们为这位庶母守孝，一如朱元璋待孙贵妃之礼。而在高丽诸妃中最为得宠的权贤妃，虽然也和王贵妃一样无子而终，却根本没有得到王氏身后享有的待遇，其它的高丽妃嫔就更是糟糕，不是触怒朱棣被处死，就是在朱棣死后被遗诏殉葬。
　　在马皇后究竟生没生儿子，生了几个儿子的问题上，说法五花八门，还有说她只生了五子周王一个的，那就更令人费解。朱元璋恪守“立长立嫡”的观念，倘若只有周王是皇后嫡子，他就更没有在长子朱标死后坚持立朱标之子的理由了。
　　
　　马皇后的生育问题、朱棣的生母问题，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很难有令所有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其实过多地追究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也并没有多大意义。翻着各色史书对朱棣看来看去，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不管是他的雄才伟略勤政富民，还是他的暴燥杀戮，甚至于他的外貌个性，都足尺加三地继承自给予他生命的父亲朱元璋。而无论他是以怎样的身份和方式登基称帝，他最终都完成了一代雄主“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的任务，将父亲一手创建的大明王朝推向了顶峰，使之成为“明帝国”，并将皇位顺利地传给了自己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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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母仪天下的贤内助
　　
　　做为妻子，在朱棣竭力为自己“正名”的时候，徐皇后也倾尽全力相助丈夫。
　　朱棣称帝的第一个新年，即永乐元年正月，一部《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颁行天下。这部经书的序言正是徐皇后撰写的。徐皇后在文中写道，洪武三十一年（即朱元璋去世那年）的正月初一，自己正在焚香读经的时候，身边忽有紫气金光弥漫，恍若梦境，随后便看见观世音菩萨徐徐走来，亲口告诉她说，国中将要发生大难，特来为她消灾接引，并赠此功德经一部。观音临别之际还口吐纶音道：“凤冠不久于尔。”
　　这部经书连同它的序言，立即得到了朱棣的高度重视，不但颁行天下，而且迅速入藏，被列为佛经之一，天下僧尼并善男信女无不口诵心念，为朱棣应得帝位大造声势。此经直到清乾隆三十年以后，才正式被提出为“伪经”，从而排除在佛经典藏之外。
　　
　　饱读书史的徐皇后当然并不仅仅是撰写了这部声言丈夫“君权天授”的经书序言。她还编写了《内训》二十篇，《劝善书》一部，都颁行天下，这些文字旨在推行针对女性的教育，并倡导修德劝善，为自己更为丈夫赢取民心。
　　做为皇后，徐氏辅助丈夫的工作并不仅止于文字游戏。朱棣即位之初，为立威除患，曾对建文帝旧臣大行非刑。就连自己起兵亲信道衍的面子也不肯给，把道衍竭力想要挽救的“读书种子”方孝儒灭了整整十族。（方孝儒死得虽惨，也算自作自受，何况此君读书读迂了脑袋，满肚皮只知恢复古礼以及如何找个好名目死了成就名声，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忠心和才智，就连建文帝眼见失败之际，他想的都不是怎样让主子逃出生天，而是劝建文帝赶紧自杀，成全“万民表率”的美名。而一开始力主强行削藩，后来又殆误军机的齐泰黄子澄等人则在南京城将破之际，脚底抹油开溜。以正统观念，建文帝之败是无天理，可是他选了如此几位高参，不败是无真理。方孝儒闯祸在前，求死在后，原也不足惜，可怜的是在他和暴怒的朱棣“合作”下死于非命的那十族）。
　　虽然齐泰等人的确该死，但是动用“诛十族”“瓜蔓抄”“发妻女为娼”等手段，却实在太令人发指。何况遭殃的并不仅是朱棣以诛杀为名起兵的闯祸者黄子澄等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忠臣铁铉景清等人。
　　对于丈夫的倒行逆施，徐皇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婉转劝道：“南北每年战斗，兵民疲敝，宜与休息。”又说“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旧间。”并举传中的尧帝作比方：“帝尧施仁自亲始。”
　　徐皇后为朱棣生了三个儿子，除了长子高炽性情温和好学之外，汉王高煦、赵王高燧则都是狂飙型的。朱棣喜欢高煦，感于这个儿子屡次在“靖难之役”中力挽局势的胆量，认为他才象自己。徐皇后则恰恰相反，她认为只有高炽才可能成为一个适于百姓生民的仁君。因此她不但主张立高炽为太子，还屡次向朱棣进言，指出高煦高燧性格不好，不但不能重用，还得为他们选择敢于监督劝诫的僚属。朱棣并没有相信妻子的预见，在徐氏死后他好几次都被次子三子所惑，差点废了高炽的太子位，过了很久才醒悟过来。
　　徐皇后还曾经向朱棣要求召见大臣们的妻子。见面后她厚赐命妇们服饰金银，并对他们说：“女人侍奉丈夫，并不仅仅是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而已，应该对他们的前途事业也有所助益。朋友的劝告，不易被男人采纳，同样的话妻子来说，就容易入耳得多了。我与皇上朝夕相处，从不以私欲开口，所说的一切都以生民为念。希望你们也能以此自勉。”
　　
　　可惜，徐皇后年寿不永，她只做了四年皇后，就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的七月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最后一次劝谏朱棣，让他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惯自己的娘家。她还叮嘱太子朱高炽说：“我一直惦记着当年在‘靖难之役’初起时，为守住北平城而应命作战的将士妻子，感念她们的功劳和付出的伤亡。想要趁着皇帝日后北巡的机会，亲自向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赠予嘉奖抚恤。只可惜我再也无法完成这个宿愿，这是我此生唯一的恨事。”
　　徐皇后去世时年仅四十六岁，朱棣对结发妻子的去世非常悲恸，他为徐皇后上谥号曰“仁孝”，并从此不再立后。
　　
　　永乐七年，朱棣北巡，回到了盛满往事的北平，并着手迁都事宜。同年，他在昌平天寿山营建自己的陵寝。四年后长陵落成，他将徐皇后安葬在了里面。十五年后，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七月十八日，壮心未己的朱棣病逝于征漠北的途中，享年六十五岁。同年十月十九日，朱棣与徐皇后合葬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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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皇后的家族
　　
　　在民间传说中，徐皇后的父亲徐达，是被朱元璋杀死的。据说当时徐达背疽发作，朱元璋派太医前去诊治，太医回报说徐达的病没有大碍，只是忌吃烧鹅。朱元璋立即叫人给徐达送去了烧鹅。接到“礼物”的徐达心知大限已至，当夜便自杀身亡。
　　但是史书的记载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据《明史》的记载，徐达在洪武十七年时患上背疮，发病时他恰在女婿朱棣的封地北平。朱元璋遂遣徐达长子徐辉祖带着自己的手敕去北平看望。敕曰：“方今九夷八蛮，大者畏力，小者怀德，非将军忠诚耿耿，以劳为逸，何由臻兹。将军功昭上下，泽及兵农，而于人欲之私，秋毫无犯。此其明智者乎！迩者，将军有疮疾，朕初闻之，于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将军子持至意，将军其悦且安，故劳。”
　　徐达的病情不久渐有起色，于当年冬天返回南京家中。大约是路上奔波辛苦，病情再次复发，洪武十八年二月便离开了人世。对于这位三门亲家的去世，朱元璋非常难过，追封他为中山王，谥“武宁”，并追赠徐达三代祖先均为王爵。赐葬钟山并亲自撰写神道碑文，还将他列为开国功臣之首，配享太庙并入祭功臣庙。
　　从徐达长子徐辉祖此后的表现，以及徐达死后朱元璋仍然接踵为自己的另两个儿子迎娶徐达之女为妃的情形来看，民间传说完全站不住脚，朱元璋对徐达实在是极尽君臣之谊的。
　　
　　按史书的记载，徐达共有四子三女，在四个兄弟中，大哥徐辉祖与幼弟徐增寿对待朱棣夫妇的方式截然不同。
　　徐达死后，长子徐允恭继承了父亲的魏国公爵位，由于数年后皇太子朱标去世，皇太孙朱允炆成为皇位继承人，为避他的名讳，徐允恭遂改名为徐辉祖。
　　朱元璋对徐辉祖颇为重用，屡次派他外出练兵，并让他节制大量军队，领中军都督。建文帝即位后，更是将他提拔为太子太傅。徐辉祖对朱元璋和建文帝的信任感激涕零，也一心为老皇帝一心保举的建文帝打算，转而与妹妹妹夫划清界限。他先是派人追击逃离京师的外甥朱高煦，又曾经率军在山东击溃朱棣的队伍，可惜的是建文帝和他的书生谋臣们唯恐徐辉祖倒向妹夫，硬是把他调离前线。即使这样，徐辉祖也未放弃对“皇朝正朔”的梦想。直到战事打到最后，朱棣已经引兵渡过南京长江天险，力主削藩又贻误军机惹出塌天大祸的齐泰黄子澄也脚底抹油开溜，老朱家的儿子养孙们都纷纷开门请降了，徐辉祖仍然力战不懈。实在是无力回天了，他也拒不接受国舅爷的身份，而是守在父亲的祠堂里号啕痛哭，坚决不去见妹夫。
　　朱棣初践大宝，为了摆平建文帝的死忠，巩固自己的权位性命，酷刑毒虐无所不用其极，可是面对徐辉祖，狂暴大发作中的朱棣却没了办法。看在妻子的面上，他只能强压怒火，只是将徐辉祖削爵软禁在府邸里。朱乐五年，徐辉祖与徐皇后前后脚离开人世。朱棣虽对这个不识抬举的大舅子咬牙切齿，却不忍心让老丈人的爵位就此断档，安排徐辉祖的长子徐钦继承了魏国公封号。
　　徐达的幼子徐增寿则与长兄不同，自建文帝刚着手削藩起，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姐夫一边。当建文帝向他询问朱棣情形时，他一律为姐夫打掩护；当朱棣正式起兵后，他又想方设法将京城中的情形传报给姐夫。建文帝最终也觉得情形不对，在朱棣即将攻入南京之际，将徐增寿召至宫中，亲手将他斩于剑下。
　　朱棣对小舅子之死痛惜万分，入城后抱着徐增寿的尸体痛哭，随即又追封他为定国公，谥忠愍。让他的儿子徐景昌继承爵位。对于丈夫的这个决定，徐皇后是非常反对的，认为弟弟虽然帮了自己，从大义上讲却有违父亲的忠义之名。朱棣对妻子言听计从，这一回却坚决不肯买帐，于是徐增寿父子虽得封爵，徐皇后却始终不肯认可，不愿向丈夫道谢。
　　此后，徐辉祖和徐增寿兄弟二人的后嗣和他们的封爵一直延续下去，虽然屡有事故，却又屡屡恢复，整整穿越了整个明王朝的历史。只是徐辉祖一支始终坚持住在南京，而徐增寿一支则随着朱棣迁居北平。
　　
　　野史传说，朱棣思念亡妻，一度打算册封存徐达最小的女儿徐妙锦为继后。可是这位妙锦小姐遵循长兄之志，宁可出家，也不肯允嫁“建文逆臣”朱棣。
　　只是徐妙锦的故事乃至世上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徐小姐，都无可靠的考证。倒是徐达的二女儿在嫁给代王朱桂后名留史册。不过这位“将门虎女”非威信之虎，而是蛮狠之虎，竟下辣手把朱桂的两名侍妾给毁了容。朱桂向皇帝哥哥诉苦，没料想哥哥看在老丈人和老婆份上，硬要堂堂皇弟忍受妻子虎威。朱桂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如此一位娇妻，只好与妻儿分居终生。算是为朱棣的夫妇情深做了一个别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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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子成名——明宣宗孙皇后
　　
　　
　　明宣宗的第二任妻子孙皇后，算是后妃群中数得着的幸运儿。然而她的幸运却不折不扣是以无辜者的性命换来的。不过纵观她的一生，我们实在看不到“报应”两个字显灵。
　　孙氏能够当上皇后，是因她为明宣宗“生”了长子朱祁镇——未来的英宗皇帝。
　　然而，直到她母因子贵，平平安安地做了几十年皇后、太后去世之后，英宗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孙氏所生。
　　
　　明朝初年的后宫争宠，毫无疑问可以算得是中国后宫争宠中最“生死攸关”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宫妃殉葬”制度，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寡妇中，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妃嫔几乎是找不到活路的。上行则下效，于是诸王大臣也纷纷学样，甚至于有嫡妻都去殉葬的（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最后虽然在明英宗手里废除了殉葬制度，从此皇室贵戚的妻妾不再殉死，然而此风却已经在民间愈演愈烈难以遏止，数不清的“烈女”都被这个漩涡卷去了生命。
　　 明英宗为什么会在临终时下诏终止殉葬制度？也许是因为他的钱皇后进谏，但是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生身母亲的悲惨遭遇。
　　明英宗的母亲到底是谁？就连明英宗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究竟是当时就被杀死灭口，还是在宣宗去世后因为“侍寝无子”而被迫殉葬？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是极其凄惨。
　　为明宣宗殉葬的宫妃，有何贵妃、赵贤妃、吴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顺妃、袁丽妃、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这十名得到了封号的正式妃嫔之外，曾经侍寝而无子女的宫人也不在少数。——妃嫔也好，宫人也好，总之，这些美丽的冤魂之中，到底谁是英宗的母亲？这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话说回来，宣宗时期的后宫纷争、孙贵妃想方设法盗子封后，其实也都可以算是无奈之举。不光是因为冰冷无情的殉葬制度，也是因为宣宗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婚姻。
　　孙氏原籍邹平，因为父亲孙忠任永城主簿，她的幼年是在永城度过的。孙氏天生丽质又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已经名动一城，很多人都对这个小女孩的美丽赞不绝口。小孙氏的美名渐渐传开，最后传到了一位原籍永城的贵妇人耳里。
　　这位偶然返乡的贵妇人有着非同凡响的身份，她是仁宗张皇后（这时还只是太子妃）的母亲彭城伯夫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让人将小孙氏带到了自己的面前。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她多年出入皇宫和诸王府，眼中见过的美女多如过江之鲫，这时却也不禁对这个小女孩刮目相看，认为她的确是美貌惊人。
　　喜欢管闲事的彭城伯夫人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外孙——皇太子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虽然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尚未长成，但是美人难得，又是自己的同乡，彭城夫人认定她与自己的外孙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从永城返回京里，彭城伯夫人立即不遗余力地向女儿女婿、乃至明成祖朱棣及掌宫王贵妃等人推荐小孙氏为太孙妃。
　　听了彭城夫人的话，明成祖也不禁好奇，决定召小孙氏入宫。看过之后，成祖对小孙氏确实非常满意，只是鉴于她的年龄太小，成祖便做出了将她“养于宫中”等待成年的决定。小孙氏从此成为仁宗张皇后的养女，与自己未来的丈夫宣宗朱瞻基一起长大。
　　
　　在等待中，时间很快到了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这一年，朱瞻基已经十九岁了，孙氏也终于长成。几年来两人如同兄妹一样青梅竹马，都认定自己将要与对方结为夫妻。
　　然而事情却在这时候出了岔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成祖忽然改了主意，决定仍然要另行为孙子朱瞻基选妃。晚年脾气越来越古怪的老皇帝所做的这个决定，不但成就了宣宗极不情愿的第一段婚姻，也成就了未来英宗生母的悲剧人生。
　　
　　经过一番挑选，济宁人胡善祥成为朱瞻基的嫡妃，而朱瞻基一心想要迎娶的“妹妹”孙氏却只能充当姬妾，成为“皇太孙嫔”。
　　朱棣的本意，也许是不愿意让同一个地方出两位皇后，造成外戚坐大（当然也不排除老头就是存心不想“便宜”彭城伯夫人，不惜让孙子也跟着受折腾）。总之，朱棣的这一记“神来之笔”，无疑使朱瞻基如同挨了当头一棒。迫于祖父的压力，他不得不接受毫无好感的胡善祥“侵占”自己心爱的孙氏应得的嫡妻之位这一事实。十九岁的朱瞻基无比郁闷地开始了他的新婚之喜。
　　
　　作为帝王，朱瞻基虽然只爱孙氏一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和其它宫娥花前月下。然而，胡善祥却好象从来没有、或者是极其稀少得到这样的机会。不用说，在这桩婚姻里，朱瞻基眼里的胡善祥不但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更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丈夫反感的人物。婚后不久她就明白了所有的前因后果，从此在丈夫的冷淡中抑郁寡欢，并因此久病难愈。
　　
　　八年后，明成祖和明仁宗先后去世，二十七岁的朱瞻基终于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即宣宗。
　　宣宗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便着手册立皇后。如果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当然是要册立孙嫔，然而胡善祥是成祖钦定的太孙妃、仁宗钦定的太子妃，是毋庸置疑的原配嫡妻，宣宗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得将皇后的凤冠戴到胡善祥的头上，将心爱的孙氏封为“贵妃”。
　　按照明初的定制，册封皇后时，授皇后以金印金册；皇贵妃以下只有银册印章而没有金宝。然而在册封孙贵妃的时候，宣宗坚决要赌这口气，一定要让孙氏享有与皇后同等的待遇。宣宗的母亲张氏这时已是太后，孙氏自幼由她抚养长大，对于宣宗和孙贵妃之间的情形，再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的了。这位被称之“女中尧舜”的太后，在理政时恪守先朝规制，但这件事上终于没有忍心让儿子难过，她答应了宣宗的要求。
　　于是，大明王朝施行了几十年的舆服规制到这里发生了改变，孙贵妃成为明朝第一位得到金册金宝的皇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