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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话说当年

2011年母校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庆祝建立五十周年,出版了专辑纪念。打开一看,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大教授上世纪去中国访问研究的回忆。其中一位是我当初的博士导师,学衡派梅光迪的女儿梅仪慈;另一位是哈利叶特弥尔斯(Harriet Mills),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四十年代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第三位是经济学家罗波特邓伯格(Robert Dergberger),赫赫有名的中国通,他的著述我们教中国文化的都拿来做课本的。

这三位前辈描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政府开始接触,他们作为文化使节随代表团出访的所见所闻。因为三人经历背景不同,研究课题各异,各自的着重点和视角也不一样。比如弥尔斯教授,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中国的感情至深。1947她作为福布莱特访问学者回到中国,目睹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全面改革。可惜她却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入狱四年。因此,七十年代中期她回到阔别二十年的中国时,感情复杂,忧喜莫名。她既赞叹民众识字、秩序井然、卫生改善的局面,同时又感受到无法畅所欲言、和老友新朋交流的痛苦。“我知道自己无法回归故里,可是至少我尝试过了,”她如是说。

梅仪慈教授是研究左翼文学,特别是丁玲的专家。在她的回忆文章中,除了和周恩来的合影,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和中国学者、作家的交往合作。梅教授说,“在中国办事,多半要靠关系”,研究亦是如此。她的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文化毁坏、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包括丁玲本人在内的中国朋友热情地帮助她,让她得以去北大荒参观,和中国同行热烈讨论,又在离开中国的前夜结识了一位在家里收藏了无数1949年以前出版的文艺期刊的朋友。梅教授感触最深的,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人那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和西方学术提倡的审美距离、客观态度不同,中国学者表现出对自身责任的强烈认同,甚至愿意为此牺牲生命的精神。

和前面两位相比,邓伯格教授是我素未谋面的大腕。他从事中国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说明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术和政治都有斩不断的联系。他出生在密西根某地,从小接触的是汽车工业衍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家人、朋友、邻居大多为GM工作,最激动人心的日常工作据说是“移动了引擎上的化油器”。他选择另走别路,也在预料之中。他在1950年被征入伍去朝鲜打仗,不过因为外语天赋出众,被选拔加州进修。本来他想学德文,可是到了那里,却发现出于战争需要,只有两个选择:波斯语或者中文,阴差阳错下,他从此踏上中国研究之路。

邓伯格在军中担任过破译电文的工作,退伍以后,在密西根大学读本科,又到哈佛读了经济学博士。他回母校工作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人人谈“红”色变。而当时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都跟随美国国防外交的需要走,教授获得政府资助,研究成果也要为政府服务。可是他和同事研究中国问题,始终偏重实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腾飞的九十年代,邓伯格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世界银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靠的不是市场经济机制,而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他指出中国的官方政策时有错误,但也认为他们比美国政府的民主体制效率更高,不至于“国会听证500次,投票无数轮”还不能实行任何削减国债的政策。

几位前辈实话实说,给后辈学子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引起我们对政治和学术关系的深思。岁月悠悠,学者本人或许难以摆脱政治的桎梏,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有目共睹,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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