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人治的政治制度,其次就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导致周期性朝代更替。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富豪家庭养有门客,但更多的是养有妻妾,所谓“妻妾成群”。而欧洲国家受宗教的影响,实行一夫一妻制,妻妾不能多养,就养很多门客。这个差别的后果是很重要的。古代的产品不容易储存,富人家的过剩产品如果不被及时消费,就浪费了。中国的富人不用发愁,因为妻妾成群,子女便很多,消费能力就大。子女多了,又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家族内各门系腐败、舞弊也得不到监督,整个大家族就成了资源耗竭的黑洞。富人腐败盛行,社会的主流道德就容易挂在嘴上。所以有人揭露,程朱理学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社会最腐朽的时候。这种社会即使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社会贫富的差异仍然很大。
欧洲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又搞长子继承制度,家族就不会很大。他们有了巨大财富,没有很多妻妾、子女可养,就豢养了大量门客。这些门客自然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可能是富人。所以,民间的一些优秀人才便得到了保护和供养。卢梭与华伦夫人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形。实行长子继承制,使得富人家的其他男子过一种与普通人相差无几的生活,更不用想着娶很多女子做妻。
所以,比较起来,关于穷与富的金字塔,欧洲要比中国更扁平一些,也就是说,欧洲社会在历史上要比中国更平等一些。一夫一妻制度抑制了贵族群体的过度扩张,也有利于西欧社会的稳定。而一般下层民众的女子不至于被贵族娶走做第二任、第三任乃至第N任太太,使下层社会的性别生态能保持平衡,他们成功组建家庭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这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西欧社会的冲突来自内部的少一些,而来自外部入侵和宗教干预的多一些。看起来,婚姻机会的平等也许是所有平等要素中最重要的。
中国社会过去因为一夫多妻制,富贵集团的扩张速度就比较快。一个女子只要嫁到富贵人家,不论她排行第几,她的家族的社会地位都可能陡然上升。富贵家族的网络会因此高速扩张,多子继承制则加剧了这种扩张。穷苦下层社会的许多男子娶不到妻子,组建不了家庭,恐怕会有我们难以想象的绝望心态。古人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一个男子连家庭也建立不起来,又怎么能谈得上恒心?古代中国匪患横行,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