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阿来于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曾经荣获2000年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 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 阿来会以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254060.htm?fr=ala0）。
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接触较少，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严肃文学，大概只看过几本。这次正好文史天下纵横版的心灵加油站子版办网上书会，有人推荐了阿来的这部作品。忝为“版主”，好像也应该发表一点看法。不过说实在话，我觉得这本小说的魅力在于智性的挑战，而不是艺术的震撼。作品的看点大概有以下几条：
1。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叙手法；
2。出人意料之外的第一人称叙事者；
3。藏族、特别是土司山寨的背景；
4。所谓“史诗”般的宏大时间结构。
下面分别说说我对这几条的评价。首先，作者的“魔幻现实主义”缺乏灵气，也缺乏真正震撼人心的力量。我推荐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或者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比就能看出高下之分。其次，藏族、土司的背景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神话般的美妙，反而让人看到上等人和下等人同样的荒唐、愚蠢、残忍，甚至藏人崇拜的活佛也没有什么高贵的神性。作品明显的男性视角也可能不易引起女性读者的共鸣。其中的女性形象最正面的大概是“母牛”似的女奴，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其余则多是“祸水”：男人战争和腐烂的根源。男人们没有死于鸦片，却死于梅毒大概就是一个例子。从这些地方看，本书是反浪漫、反抒情的，有现代主义的味道。
第三是本书的时间框架。我们能够隐约判断出这是二十世纪初从国民政府建立到国共内战，共产党上台的时代背景。可是山寨外汉人或者欧洲殖民者（例如英国人）的影响大部分时间是刻意虚化的，也许作者是为了体现山寨本身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汉人的战争还是波及山寨土司的生活，乃至造成整个制度的土崩瓦解。连曾经被奉为先知的“我”也不能幸免，最终死在仇人的刀下，仿佛是以生命祭奠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样的结局也宣告了整个小说独立封闭框架的瓦解，暗示小说的结构并不是我们通常期待的起承转合，既不是“从卑贱到成功”的传奇演义，又不是“一见钟情，再见误会／挫折，最终团聚”的言情小说，而是矛盾、混乱的散逸状。即，从起初“傻子”的觉醒到他的“先知先觉”，被奴隶奉为神祗仿佛是通常的“成功”小说，可是从这里又急转直下，让我们首先看到他在争夺土司继承权中的无力，最终看到他在汉人进军后的死亡。无怪乎有人大呼“看不懂”，因为前后两段的叙述动机好像脱节，让人疑惑作者是否中途改变主意了？
其实，我觉得作品最有意思的就是这种矛盾和不确定性，这在叙述人的选择上尤为明显。书中的“我” 作为小说人物是土司的傻儿子，他又是第一人称叙事者。这两重身份经常是矛盾冲突的。作为读者看到的是他作为叙事人，比世上所谓的聪明人更能切中要害，甚至先知先觉。他又时时作哲学家状，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问自己是谁，身处何方。他的妻子塔娜说他睡着了不象傻子，醒来才想，这更惹人遐思，仿佛有点庄周梦蝶的意味了。 但这么一来，这个叙事者和人物之间缺乏统一性，是一个让人捉摸不定、无从下手的谜团（cipher）。如果西方文学理论中说的读者对于不同文类中的人物有不同的认同方式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我”作为叙事者是高于现实，比小说外的普通人更聪明有力，甚至会有超现实的“全知视角”出现。另一方面作为小说人物，他在书中的地位却又在时时变化：一会儿是奴隶和饥民崇拜的对象，一会儿是个遭人嘲笑的傻瓜，是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当大家都佩服他通过粮食、贸易种种手段人气上升时，他却又突然变弱，乃至最终死亡。
读者眼中和书中人物眼里的“我”形象截然不同当然也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有时还可以让读者产生一种比书中人物了解更多内情的优越感，许多侦探小说用这种手法就很成功。问题是至少我作为读者，很难认同这个叙事者的视角，也许因为我的性别、文化和自身阅历的局限吧。所以，至少对于我，阅读本书的趣味在于琢磨作者到底用意何在，而无法真正投入故事情节中去。也许，这证明了本书“现代主义”的特质吧，因为这正是布来希特等追求的“疏离”（alienation）。 |
发表于 2009-10-24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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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4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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