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新政”以来,尽管不乏“斗争”遗产的发酵延续,但政治关键词凸显“和解”与“融合”。香港的政治生态经历占中以来的高强度对抗,已经陷入“审美疲劳”与“激情消退”,因此,和解政治是民心民意所向。这里的和解,不仅包括香港内部的政治讲和,更包括与国家的信任重建。理性地引导香港社会“融入”国家,才是“大和解”的完整内涵。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融入式发展”理念更是具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政治新路标。而“一地两检”在和解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是实现香港内部及香港与国家之间心理关系调整与政治共识凝聚的最佳议题。然而围绕这一“契机性”议题的讨论却日益走偏,不仅有大律师公会的“最大倒退说”,更有“林子健案”演变而成的一个政治“新裂痕”的溃疡面。民主党林子健案就发生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之中。该案剧情极其诡异,先是林子健声称被内地“强力部门”劫持与虐待,在记者会展示“订书针”惨状,泛民主派一致声援,后是有力证据逐步整合,林子健被警方以虚报假案拘捕,面临刑事检控。反对派就本案进行悲情式发酵,目标果然指向“一地两检”,以林子健为“鲜活个案”制造恐怖气氛,渲染内地“强力部门”的残酷手法与战力,为后续的政治“拉布”造势。笔者观察香港社会多年,曾对泛民主派之民意战和政治创意能力有所高看,也觉察到建制派在民意沟通与表达方面的欠缺。然而,林子健案似乎代表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即一味操纵民意的政治化、民粹化手法因偏离真相和法治而日益缺乏说服力,甚至可能在真相和法治面前遭到溃败。林子健在案发后,不是第一时间就医及报警,而是慢条斯理地走完“剧本路线”及筹备大规模记者会,民主党群体亦大操大办,其政治炒作痕迹太过明显而失真。民主党内不乏熟谙政治及具有判断力人士,但在林子健案中,无论是老一辈的李柱铭与何俊仁,还是新生代的林卓廷等,均盲目跟从,入戏颇深。特区政府坚持真相和法治来处理此案,很可能造成民主党乃至于整个泛民主派在香港民意中的严重失利。这一失利,不仅于其对抗“一地两检”的现实政治议题不利,更可能累及后续的多场补选及换届选举,乃至于导致反对派政治版图的严重萎缩。从政治史来看,政治创意是必要的竞争艺术,但是毫不顾及真相与法治的政治操作只能是较为低劣的政治造势,适得其反。林子健案背后的具体真相及政治剧本详情,尚需要警方通过正当程序调查及确认,但从已有证据及民意取向来看,案件本身以及案件与“一地两检”的牵强关联根本经不起真相与法治的检验。民主党在香港政治光谱中是偏于温和理性的反对派,以“民主回归论”作为核心政纲,在本土主义乃至于港独兴起的独特政治气氛下本可大有作为,起到凝聚香港社会共识及沟通香港与国家的枢纽作用。我也深刻理解民主党希望重夺香港民主运动主导权及充当“泛民共主”的政治意图,从政党政治来看,这并不过分。但是其工作方向与政治创意能力却无法支撑这一目标:其一,民主党未能抓住“和解政治”的时代主题调整其政纲及取得主动,胡志伟的“特赦和解论”无疾而终,罗致光“入阁”未获显著支持;其二,对国家发展与国家整合的正面意义未能合理认知,对“一地两检”之立场过于保守;其三,政治思考与设计过分从本党直接政治利益出发,政治私心偏重,未能兼顾香港人的根本利益与民生实际;其四,内部之内讧与分裂因素依然严重,新老班子与人才交接出现缺口;其五,对港独有限切割,但对于本土主义不敢进行纲领斗争,依旧有被牵着走的被动性。林子健案与民主党整体上的立场暧昧、形势误判及政治功利有关。经历此案,固然政治士气更加低迷,但也可能是民主党之“改革派”获得成长的契机。回归20周年之际,笔者曾有机会跟随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之议程而造访民主党,除了当面交流之外,获取了作为其调整性纲领的两份文件:《站在历史巨人肩上——民主党对香港与中国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回归二十年: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这些文件显示出香港民主党“中间化”的客观现实以及被动追随“本土化”的尴尬处境,其对于国家发展、两制关系及互动融合的大格局缺乏清醒的战略判断与应对。民主党内也有不少人在积极思考政治转型及与国家沟通的新方式,但局限于香港特定的政治观及压力氛围,似乎难有创意和突破。罗致光是民主党,林子健也是民主党,前者是少数,后者似乎仍在尝试某种单纯对抗的路线并以此竞取香港民主运动主导权。林子健案在作为法治社会的香港会逐步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案情与结论,民心民意会对民主党表现失望。民主党内部或许也会对“低劣政治创意”进行一定的检讨和调整。但反思与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民主党是继续坚持旧式的对抗路线还是更新为“忠诚反对派”的模范,不仅事关民主党本身的政治生存,也涉及香港“和解政治”甚至后续之“继续民主化”的前途。对于香港之“和解政治”而言,仅有无原则的“特赦和解论”(胡志伟)是不够的,“林子健案”代表了民主党政治创意的走衰及政治转型的艰难。2018,民主党如何超越“旧我”,走出“新我”,及代际更替和论述更新,值得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