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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1910年到1925年期间,他在欧洲游学13年,学习了22种语言。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此后长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享有“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 “学术巨人”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等赞誉,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史学大师。晚年在失明膑足的困境中,仍写就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


在30到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一直有所谓的“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的流派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这两类学人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衷心地一致推崇。因为他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多年深湛的功夫让他能深深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和工具,陈先生同样造诣极深。单以语言为例子,他通晓或了解的不下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主要文字自然不在话下,而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甚至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者已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工具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象。在国学方面,一般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算不错了,而寅恪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每句“必求正解”,可谓烂熟于胸。他手头经常翻阅的,则是《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大部头。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道路,他的老同学兼表亲俞大维曾作过一个概略的分析:大意是,从开始读书到第一次回国止,陈寅恪主要把学习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他认为这是治学的基本工具)上。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而他幼年时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之学,曾下过一番苦功。在国外留学期间曾随Lanman学习梵文及巴利文二年,在柏林大学时又随Luecler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又在北平与钢和泰教授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有很高造诣。陈寅恪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他无书不读,而且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对各种会要他也甚重视,尤重《五代会要》。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也看得很多。他特别注重史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因此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长久留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对于许多文史古籍,他都作了分析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评价。例如他以《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筒,采取有关《尚书》部分编纂而成,不可武断地说它是全部杜撰。他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其中《大学》、《史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表彩的作品。他喜欢《孟子》的文章,但《孟子》里提到的典章制度的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则认为多不可靠。

    陈寅恪具有很通达的历史观。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重要者。”

    陈寅恪虽称不上是一位语言学家,但他写的一篇《四声三问》,曾被誉为语言学领域里“千古不朽的论著”。

    由于有“趋庭之教”,陈寅恪所作的旧体诗无论从数量上或艺术价值上看都臻上品。在1980年首版之《寒柳堂集》中,共收他的诗作150余首,据蒋天枢先生估计,这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半数。

    陈寅恪治学关注面很广,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他均有独到的研究或著述;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闻名于中外,他生命的后期,不幸由于目盲和其他变故,所以大大影响了他的著述和研究,否则无疑将为中外学术界留下更加丰富的学术遗产。他生平著作(包括油印本及抄本在内)一百余种,其中专著九种,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历史研究》、《述东晋王导的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及《元白诗笺证论稿》等。其他论文主要刊登在《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国学论丛》、《北平图书馆馆刊》等刊物上。
这才是男神,崇拜。是天生的吗?可以后天培养吗?
单从学霸角度讲,脚踩文理艺术三界的赵元任更牛些。其他人再牛也没牛到跨这么多界
搜了一下赵元任:

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建国前期到文革结束都基本在美国,中美建交后才偶尔回国探亲,到死都基本在美国。享年90岁,善终。

现代网络上流传最广的《施氏食狮史》就是他写的
我崇拜两弹元勋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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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婆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医学博士
个人想法,估计他们学到最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层面了,所学的东西都殊途同归了。
死于文化大革命啊~~不知道文革到底害了多少中国的高知
文革太恶毒了。 戕害的全是这个民族的精英。

现在的中国再也出不了这种学贯中西,无论做人,做学问都是大家的人。
陈偏科,算不得最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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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和进行人身攻击者争论,我的一条纪律。避免进行人身攻击的最简单方法是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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