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为何鄙视主流经济学家？
2012-10-15 13:32 常梦飞 《国企》
核心提示：由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来分析经济现象并提出政策建议的，这种路径依赖使得他们在今天更突出地表现出了第三个特点：僵化。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如教育、医疗、住房、内需不足、贫富分化等，本来是过度市场化，过度私有化造成的，但他们开出的药方居然是继续市场化、私有化。
9月，2012网商大会在杭州举行。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网商之势、电商之道”，听上去很玄乎，但不外乎商人们讨论如何赚钱而已，因此开得很沉闷。只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抨击经济学家的言论，使会场上产生了一点活跃气氛。
马云是这样说的：“企业家不要听经济学家的话，否则就死掉一半了。”这样的话，听在主流经济学家耳朵里，相信还不算是最难听的。因为从2004年“郎顾之争”开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公众中就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他们在网上召来的“板砖”动辄可以给自己建一座别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马云并非普通的“公众”，而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中的“明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吝赞美之词的“宠儿”，也是他们寄予厚望的“新阶层”中的典型代表。如今他也出来说这种刀子剜心一般尖刻的话，经济学家恐怕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马云这次公开表示鄙视经济学家，主要因为他们“无用”——“企业家是对未来有兴趣，经济学家对昨天有兴趣，所以你让一个对昨天有兴趣的人去判断未来，这是悲哀。”但在我看来，马云的这句话，其实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未来方略的确定，只能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当中去寻找依据。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犯错，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不在于他们只“对昨天有兴趣”，而在于长期以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只从教条出发，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说，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脱不了干系。
总的来看，今天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完全移植于西方以论证自由市场制度为世界上唯一有效率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是：如果前提是正确的，逻辑是严格的，那么结论也就一定是正确的。他们的全部结论都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一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二是假设所有的信息都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但置之现实生活，就会发现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许多情况下甚至完全是非理性的。后弗洛伊德心理学也发现，个人决策主要是依赖其原有的偏见和固有的偏好，有很大的非理性因素。在消费市场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的非理性消费，在投资领域可以看到大量非理性投资，都证明了这一点。否则，何以解释房地产泡沫的畸形膨胀和股民动辄上万亿元的损失?何以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
至于信息的不完全、不透明、不对称，就更是单凭常识就可以明白了。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我们到市场上买东西就无须讨价还价，所有的广告和推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有的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机构也成了多余。实际上，现实经济世界与主流经济学所构造的那个信息完全的高效率的自由竞争世界恰恰相反：太多的买主和卖主在黑暗中互相寻找，但总是擦肩而过，市场完全出清与市场无法出清相比较，几乎成了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标准信息假设方面的轻微变动，将彻底改变标准新古典理论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这个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凭着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洞见，斯蒂格利茨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理论上的错误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招人待见，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场问题。比如，主流经济学家中的领军人物张维迎教授2006年曾经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命题：“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结果引发社会各界强烈不满，被认为是挑战公众智商。因为从近30年来实际情况看，干部暨官员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住房，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总而言之，所有的好事他们全赶上了。到如今，“干部”已成了今日中国几乎唯一能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成了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利益受损最大的”呢?但面对质疑，张教授不以为意，倔强地表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关键在于，张教授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如何能够让经济学家们一言而决呢?
张维迎的倔强进一步重创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誉，当时即有评论指出：张维迎这样将自己的政策主张自封为“科学”，拒绝社会公众的“投票”，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依附的利益集团，在发现已经无法用公共利益来谋取私利后，便索性撕下了所有伪装，用反民主的手段继续维护既得利益。
由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来分析经济现象并提出政策建议的，这种路径依赖使得他们在今天更突出地表现出了第三个特点：僵化。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如教育、医疗、住房、内需不足、贫富分化等，本来是过度市场化，过度私有化造成的，但他们开出的药方居然是继续市场化、私有化。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公式是：“XX改革之所以不成功，不是市场化造成，而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谈话，往往会让人联想起一张老旧的唱片在不停地重复播放，把一些经济学家今天的观点和他们10年前的言论相对照，就会发现居然毫无变化。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方面成就巨大，目前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局面，客观上需要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中国学派”，来为中国未来的继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把自己变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主义学派的留声机。他们得不到企业界的信任，也就在所难免了。 |
发表于 2012-10-16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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