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曾有一位四川同学夸耀她们本省女子皮肤好,白皙光洁。她看起来确实 “水色极好”:虽年过而立,孩子都上小学了,仍望之如二十许人。据她说这是拜四川潮湿的气候所赐,女性多得雨露滋润之故。这个论调我又一次看到是前几天读黄济人所著的《老重庆:巴山夜雨》(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时。这本书和前文提到的《老天津》同属一个系列。据作者披露,东北作家张天笑在重庆频频惊艳,并将重庆美女之多归功于当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其一,上坡下坡,天然健美,故亭亭玉立者多;其二,山高多雾,雾能美容,故肌肤白嫩者多;其三,山高坡陡,重庆没有自行车,美女慢慢走来,等你看个真切,不会象其它城市那样擦肩而过,故发现的机会也多“(13-14)。
重庆我只去过一次,而且是在十几年以前,和朋友急急忙忙地赶去看三峡被淹以前的原版风貌。那一回只呆了一两天,印象最深的是饭馆里的酸菜鱼汤表面红艳艳的一层朝天椒。还有,老是上坡下坡,赤日炎炎,又热又累。无怪乎黄济人要说,重庆没有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不是运动员就是体育爱好者(11),因为下坡人骑车,上坡就是车骑人了。这次读了《老重庆》,看到书中的照片,恍然觉得重庆赫赫有名的“朝天门”码头,清代是迎接朝廷圣旨或者钦差大臣的所在,当年仿佛也去过的。那几百级通到嘉陵江畔的台阶,那时我们不也走过吗?我们不也曾在那里等候游轮去酆都吗?又或者,我记得的只是在《江姐》,《在烈火中永生》之类的老片子里见到的影像。所以,我对重庆的记忆,就象那个云山雾罩的山城一样,永远是亦真亦幻的。
与我不同,黄济人却是个爱好引经据典,刨根究底的作家。仿佛是要还击重庆申请直辖市时来自南京代表的诘问:“‘陪都’算什么理由?我们‘首都’还不是直辖市呢。关键是你有没有自己的东西”(8),他列举了与重庆有关的很多著名历史人物。比如说,那个周朝的巴国将军巴曼子(人称“巴将军”);辛亥革命时期牺牲的《革命军中马前卒》的作者邹容;新诗《女神》的作者,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因为抨击国民党时政系狱的马寅初;从脚夫之子成长为中国轮船业大亨的卢作孚;乃至并非四川人,但在抗战时曾共赴国难,号召抗日的冯玉祥,宋庆龄,周恩来,毛泽东等等。总之,作者重点强调的是“耿直,剽悍”的重庆风格。
我的印象,重庆人似乎是比成都人的脾气要硬,吃的菜也更辣,当年我把这些不同归结为重庆地理(多山坡)和气候(多雨雾)的想法也与张天笑如出一辙。这次看了《老重庆》,却突然想到:重庆人的脾气硬,好像不光是“掷地有金石之声”或者“宁折不弯”,更是一种决不认输的韧劲。象那个巴将军,请了楚军来帮巴国平息内乱,并且“许以三城”。可是事后却不肯真的割地,而是自杀谢罪,用自己的头颅作为楚军的赔偿。也许西方人会说这种“赖帐”行为不是“尖头鳗”之道,不过“费厄泼赖”永远是上等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以弱抗强时唯一可行的也只能是拼了一条老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为这种骨子里的狠劲韧劲,重庆人才能熬过八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没被充斥着日机轰炸,重庆隧道大惨案,饥荒疾病的漫漫长夜压垮,而是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的黎明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