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母校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庆祝建立五十周年，出版了专辑纪念。打开一看，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大教授上世纪去中国访问研究的回忆。其中一位是我当初的博士导师，学衡派梅光迪的女儿梅仪慈；另一位是哈利叶特弥尔斯（Harriet Mills），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四十年代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第三位是经济学家罗波特邓伯格（Robert Dergberger），赫赫有名的中国通，他的著述我们教中国文化的都拿来做课本的。
这三位前辈描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政府开始接触，他们作为文化使节随代表团出访的所见所闻。因为三人经历背景不同，研究课题各异，各自的着重点和视角也不一样。比如弥尔斯教授，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中国的感情至深。1947她作为福布莱特访问学者回到中国，目睹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全面改革。可惜她却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入狱四年。因此，七十年代中期她回到阔别二十年的中国时，感情复杂，忧喜莫名。她既赞叹民众识字、秩序井然、卫生改善的局面，同时又感受到无法畅所欲言、和老友新朋交流的痛苦。“我知道自己无法回归故里，可是至少我尝试过了，”她如是说。
梅仪慈教授是研究左翼文学，特别是丁玲的专家。在她的回忆文章中，除了和周恩来的合影，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和中国学者、作家的交往合作。梅教授说，“在中国办事，多半要靠关系”，研究亦是如此。她的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文化毁坏、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包括丁玲本人在内的中国朋友热情地帮助她，让她得以去北大荒参观，和中国同行热烈讨论，又在离开中国的前夜结识了一位在家里收藏了无数1949年以前出版的文艺期刊的朋友。梅教授感触最深的，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人那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和西方学术提倡的审美距离、客观态度不同，中国学者表现出对自身责任的强烈认同，甚至愿意为此牺牲生命的精神。
和前面两位相比，邓伯格教授是我素未谋面的大腕。他从事中国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说明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术和政治都有斩不断的联系。他出生在密西根某地，从小接触的是汽车工业衍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家人、朋友、邻居大多为GM工作，最激动人心的日常工作据说是“移动了引擎上的化油器”。他选择另走别路，也在预料之中。他在1950年被征入伍去朝鲜打仗，不过因为外语天赋出众，被选拔加州进修。本来他想学德文，可是到了那里，却发现出于战争需要，只有两个选择：波斯语或者中文，阴差阳错下，他从此踏上中国研究之路。
邓伯格在军中担任过破译电文的工作，退伍以后，在密西根大学读本科，又到哈佛读了经济学博士。他回母校工作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人人谈“红”色变。而当时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都跟随美国国防外交的需要走，教授获得政府资助，研究成果也要为政府服务。可是他和同事研究中国问题，始终偏重实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腾飞的九十年代，邓伯格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世界银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靠的不是市场经济机制，而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他指出中国的官方政策时有错误，但也认为他们比美国政府的民主体制效率更高，不至于“国会听证500次，投票无数轮”还不能实行任何削减国债的政策。
几位前辈实话实说，给后辈学子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引起我们对政治和学术关系的深思。岁月悠悠，学者本人或许难以摆脱政治的桎梏，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有目共睹，公道自在人心。 |
发表于 2012-3-2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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