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学问家、大作家、和青年导师，少年青年时代手足情深，后来却兄弟阋墙，闹得后半生老死不相往来。关于两人交恶的前因后果，他们的朋友相识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两位当事人却讳莫如深，不置一词，以至于今天还是谜团重重。
我对周氏兄弟的文字都是很佩服的。鲁迅擅长写“匕首投枪”式的小品文，辛辣尖锐，一针见血，固然高明之至。可是周作人的“冲淡”之作，没有深厚的学问打底，没有清晰思辨的头脑和见识，也根本写不出来。两人文中意境的对比总让我想到一句：岳峙渊停。鲁迅的高超识见、敏锐眼光固然成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道绚丽风景，周作人的浑厚广博、耐人咀嚼又何尝逊色？ 然而周氏昆仲的“生前身后名”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者曾经长期受到政治的干预，鲜能享受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史”的奢侈。周作人在日据时期曾在北平出任过教育督办的伪职，而1949年以后，鲁迅在中国大陆被树立为“革命文学家”的旗帜，文革时期更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即，只能阅读和研究鲁迅与浩然的作品。因此，周作人研究较之于鲁迅研究，难免相形见绌，人气偏低。 幸好最近几十年大家的胆子慢慢大了，眼界渐渐宽了，周作人研究的资料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学术成也得以面世。
最近重读《知堂回想录》，顺带又读了一遍陈子善编辑的《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关于《知堂回想录》以后我会另外撰文讨论，这里先谈谈《闲话周作人》中描画出的知堂的面目。《闲话周作人》选入短文凡30余篇，作者包括周建人这样的亲人，唐弢、贾芝（贾植芳先生的兄长）、曹聚仁、李霁野、施蛰存、楼适夷等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文洁若、张中行这样的晚辈文人，还有当年日据时期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编者说是选了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且有较大影响的文字，并且广邀周氏在海内外的门生故交撰文而成集的。 这本集子的特色在于既包括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周作人中年晚年生活情况的记录，也体现了周氏过世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大家可以较为从容客观地评价周氏功过的心态。所以，虽然这本集子并不是学术性专著，也不见得面面俱到，可是的确从不同人的眼里展示了不同的周作人，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据我看，集中诸文重点阐述的关键处有几点。一是周氏兄弟当年何以交恶；二是周氏在北平担任伪职的来龙去脉；三是周作人晚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坐牢和文革前后的经历。周建人的文章带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和“党性原则”，当然是扬鲁（迅）贬周（作人）。但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作人的个性。据他回忆，两兄弟交恶，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信子奢侈，花钱大手大脚。佣人雇了一堆不说，自家的日本弟弟妹妹乃至父母都要招至八道湾供养，孩子一生病必用专车请日本大夫上门，鲁迅曾感慨自己用黄包车拉回的钱赶不上他们用汽车送出去的。在周建人的笔下，信子就是一个不知好歹、歇斯底里的女人。可是在周作人忘年交徐淦的回忆中，50年代的信子谦恭、节俭，待客周到，并不是周建人文中描述的那样。是否信子在周作人落魄之后性情大变姑且存而不论，从周建人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周作人对于妻子和子女的宠爱甚至溺爱。周作人可能算不上好儿子，好兄弟，但绝对是好丈夫，好父亲。当年鲁迅到底怎么得罪了信子，现在谁也说不清，可是周作人当初的表现是第一时间跳出来为太太撑腰，不恤和兄长一刀两断、和老母撕破脸皮。大家评价周作人为人温厚大约是参照鲁迅的嫉恶如仇、说话不留情面，殊不知至少在家事方面，周作人也有激烈的一面。
周作人在北平日据时期担任伪职当然是他在政治上洗刷不清的污点。据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许宝騤回忆，在前任教育督办死亡需有人接任的情况下，他曾领命游说周作人，是“两害取其轻”的做法，不愿让另一个更为“反动”的汉奸得手。周氏自己，据他以后的分辩，是因为更“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可以为保护中国文化出点力，这才同意担任教育督办。然而，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周氏如果就是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或是图书馆馆长，估计大家还能理解他是为了奉养妻小和老母（鲁迅当时已去世，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无法按月邮寄生活费）。可是这一当官，那就是目标大，声势足，原则大大有问题了。分析他当“文化汉奸”的原因，固然有“行刺周作人”一案的阴影（估计是日本人搞的把戏），但更主要的不外是为家室所累，为盛名所累，和为他爱好安逸生活的“乐生”观念所累。 当时周建人、胡适、冯雪峰等人不论出于亲情、友情还是党性，都曾经去函力邀他离开北平去大后方，然而终于都没有成功。但周作人当了“文化汉奸”，也并“没有杀人放火”（毛泽东评周作人语）。相反，据他的邻居回忆，他当年也曾接济周围的贫民（见徐淦文）。根据贾芝的回忆，李大钊的儿子和女儿也是因为他的援救，才得以逃出生天，到达延安。
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当然大大倒霉了。先是作为汉奸哐啷下狱，在北平和南京的老虎桥坐了将近三年牢。后来终于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又成为“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非公民”，地位还比不上入中国籍后的信子。不过5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还可以通过翻译论著为生，这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以每月400大洋被“养起来”翻译希腊和日文的著作了。只是好景不长，先是大儿子被打成右派，再是文革中家产、藏书、房屋被没收，自己受到“红卫兵”小将的武斗冲击，最后在八道湾的小厨房中孤零零地死去，至今无人知道确切的死因。这正是应了一句“寿多则辱”。
读到当年围绕周作人去不去大后方、任不任伪职的种种曲折经过，我总不免为之扼腕。这倒不光是因为周氏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因为如此一来，他的文字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他的收藏以及和故交的通信在文革中多数付之一炬或不知所踪，让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失掉了多少宝贵资料。真的是“自古艰难唯一死”吗？不在周作人的处境中，我不愿意轻易下道德判断。然而我又常想，鲁迅必不会如此。看看杨杏佛遇刺之后鲁迅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始终是“宁折不弯”的硬脾气。也无怪乎周建人要说这位二哥的性格是“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一句话，软弱而有时近于“昏聩”（鲁迅的评价）。回顾历史，周氏昆仲的一生经历可不就是暗合“刚不可久 ，柔不可守”的八字真言吗？ |
发表于 2009-10-24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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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5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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