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争唱蔡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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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原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系列之一，胡适想象的读者 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研究生。中文版的出版则另有机缘。1958年胡适的安徽同乡和哥大校友、年龄上要低一辈的华裔学者唐德刚（1920－2009）对他进行访谈，手提录音机记录下了胡适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唐氏称之为胡适“一生编撰的最后一本上卷书”。当年胡适的口述是中英夹杂的，二十年以后唐德刚又根据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综合译成中文，并且加了很多详细的评注，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初次出版，后又再版。据唐德刚说，此举是因为当时的青年对胡适了解极少，把他看成了和“韩文公、朱文公”一样的“木头牌位”。 他觉得胡适这样一个生前最重声名的大家在死后竟然这么快被人遗忘实在可惜。所以他对本书的定位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是一本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

我倒觉得唐德刚出版《胡适口述自传》的中文版，其实也因为作为和胡适渊源极深的学者，他不愿意自己的亲历亲闻湮没于历史的尘封之中。否则，何必化那么大功夫添加比原作篇幅更长的译注呢？所以，阅读这本书的乐趣，对我来说不在于重温胡适的自传，而在于译注和原著之间的对话：在我，这里头揭示的是两代留美学子和中国文化学者的对比与交流。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胡适的形象算得上千变万化。一方面是五四时期人人言必称“我的朋友胡适”的风光，蒋介石评价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哀荣；另一方面也有大陆五十年代胡适被作为“反动毒草” 大批特批的历史，和近年来学者和民间对于胡适犯过“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的八卦的浓厚兴趣。过去我对于胡适的仰慕明显不如鲁迅，主要是觉得他的文学创作乏善足陈。读大学时年轻气盛，对于他的白话诗是很不以为然的，总觉得什么“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之类毫无诗情与美感可言。后来年齿渐长，慢慢发现研读胡适的乐趣正在于他形象的多变性。这倒应了他的名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生前身后的荣辱浮沉，他个人历史的“千腔万面”反映的何尝不是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政治氛围与解读者个人的独特经历呢？

所以，唐德刚此作的可贵，我觉得在于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晚辈学者眼中走下神坛的胡适。 除了指出胡适回忆中对于本家宗谱的记忆错误，唐德刚也会发表对于美国文化与胡适相左的意见。 比方说，胡适对于美国的基督徒多有赞美，而唐德刚就会指出这只是因为他（以及其他很多中国留学生）接触的只是美国中产阶级的WASP（白种、昂格鲁萨克逊裔的新教徒），对于美国文化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完全没提到美国排华、迫害华侨的历史。胡适赞叹不置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各国留学生聚居的公寓房体制，唐德刚也会指出其中住户的良莠不齐和他们对于本国文化介绍的肤浅和片面。胡适奉为圭臬的“和平主义”思想，唐德刚批评是美国一些 “无拳无勇无钱”的“白面书生”，“自命不凡而又不甘寂寞”捣鼓出来的名堂, 根本上还是“帝国主义”那一套。唐氏的评论是否有失偏颇姑且不论，但可以想见比起胡适，他对美国文化的批评更为激烈。

关于胡适的生平和贡献，唐德刚也根据自己的经历提供了一些少为人知，或者一般学者避而不谈的资料。比如，他说胡适虽然中英兼修，可是一口英文带着浓重的安徽腔，让人不敢恭维。胡适当年引以为自豪的、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致中国留学生的英文公告书，其中要求大家不要冲动、维护和平，唐德刚觉得不光是英文让人不忍卒读，而且内容也不足取：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情况下，青年学生怎么能“安心读书”？还有胡适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学位问题”，唐德刚推断胡适之所以晚了十年才拿到哥伦比亚的博士学位是因为当年博士论文答辩时他获得的结果是论文“需要大修”，而胡适回国后一拖再拖，一直没有交上修改版。而且，唐德刚运用他自己在哥伦比亚读书的经验加以分析，认为这不是胡适本人的问题，而是因为答辩委员会的人不通汉学，对中国哲学不了解，所以觉得胡适的论文不合体例。而胡适的论文导师杜威作为“大牌”教授，既不懂汉语，又对于胡适这样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留学生漠不关心，关照指点不够，可能答辩以前根本没读过他的论文。唐德刚的推理是否属实，历史学家自然可以进一步推敲，可是根据我的读书经历，美国“大牌教授” 帐下“冤魂无数”的说法倒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有他对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评价。据唐氏云，胡适的白话运动虽然成功，但是白话诗还是不怎么样，只能说还在“尝试阶段”，因为诗“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产品，是通俗不了的”。这虽是一家之言，和我当年对胡适白话诗的印象倒不谋而合。

唐德刚对于胡适自述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批评得相当犀利，无论是胡适思想中 “科举时代”的遗韵还是他作为官费留美学生的不知人间疾苦。当年庚款留美的中国学生，每月除了学杂费以外，有80美元的生活费，唐德刚推断这相当于1978年800美元的购买力（现在则是1400美元左右）；而同一时期，胡适的同乡张恨水在芜湖做编辑，每月薪水大洋六元，相当于美金二元五角，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胡适因为在康乃尔大学转系（从农学变为文科）被扣除十五元津贴而叫苦喊穷时，唐德刚对此大为不满。

俗话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看看唐德刚的经历，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以如此独特的角度解读胡适。唐氏年轻时适逢抗战，是逃难四川、一文不名的流亡学生。初到美国留学也吃了些苦头。终其一生，唐德刚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上世纪70年代初，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唐德刚是海外保钓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他在二十多中又一直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所以唐氏译注胡适的自传，时有“愤青”言论，不足为奇。 说到底，“满城争唱蔡中郎”，唱的又何尝不是讴者本人的喜怒爱憎。唐注胡适，我又来看唐注，真是“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