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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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国
第二章降临
第三章群佛
第四章狂灰
第五章青山
附录：作者获奖影片
后记
自序

这本小书,是十多年前应日本出版公司“讲谈社”之约,在纽约写成的。最初是出版社的编辑们读到我在日本的一些谈话,其中涉及到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很感兴趣,就要我写了出来。原文是用中文写的,后经我的朋友东京大学教授刈间文俊先生翻译成日文,出版后在日本销了四万五千册,又被日本书评人评选为一九八九年最佳传记之一。日本的书名叫做《我的红卫兵时代》。

其实,即使未有日本出版社之约,将少年时的这些故事写下来,在我也只是迟早的事。但过去一直没写的原因是在写起来的时候才明白的:——这在心理上不仅仅意味着一件文字工作。我需要在异国的屋顶下面对过去。

我常常喜欢坐在我们在曼哈顿的公寓浴室门外的地上,抱着膝梦游一样地想,往往我的妻子早上去上班时,我已经坐在那儿,晚上下班回来,我仍然坐在那儿,嘴半张着,眼睛望着天空,她把我从那世界中久久唤不回来窗外中央公园里的树木由绿而黄而红,终于火焰一样地熄灭,在雪中站着,一如我的心境。我听见我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秋晚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生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了死去朋友的脸。——我重温了我的生命。

这本小书是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经历,以及在此之前我的童年生活的。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帮助我认识了我自己。认识自己即是认识世界,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此,这是我的自供书。我一直不能以轻松的态度看待生活,这也许恰恰是我在书中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给我的影响,我却没有什么后悔。


第一章 天国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呆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然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摊在地上;一只用铁丝弯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面躺着;一只同样雪亮的碗和一只生了锈的锅,郑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两件文物;“嗡嗡”响着的,是一只苍蝇。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并不真正知道的什么,仿佛近了一点;我仿佛知道的另外一些什么,却远了一点。让人在饶舌和沉默之间左右不是。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

其实,无论在哪儿,这样的景象都不足为怪,现在也是。我当时很吃惊。可我没有想到我应该而且可能为那老人做点什么,是使我日后更吃惊的事。我只是一哄而散的孩子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名看客。类似的事情我以后看过不少,许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双眼睛,晶亮地长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

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她刚刚迈出一道门坎,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

这一年夏天,国营市场上蕃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过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费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还不是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一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同样由上海生产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的,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双鞋的。中国的农民们从国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钱和面粉的一角八分钱时(当然不这么简单),成熟一只蕃茄也意味着至少四个月的劳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农民们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不是最坏的情况。

不仅因为年龄,也因为其他,我不是一九六O——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合格回忆者。在饥饿突然露面时(其实它一直跟在背后),城市居民中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月粮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们,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记得我曾在市场附近寻找菜根和菜叶,切碎了用红薯面包成菜团子,双手捧着吃,以防它散开。在学校大群的孩子中间,有些渴望在课间休息时,得到五粒黄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来,才咸咸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却依然浮肿着。我们对童话像对鞭炮一样又爱又怕,因为童话中总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面条时,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须用小秤将面粉一份份事先秤过,再为每个人单独制作。在大型食品店里被轻易捉住的贼是一具腹部滚圆的尸体。北京各机关派出卡车和枪手,追赶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把被饥饿打死的黄羊肉血淋淋地分给许多家庭。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肉食并不好吃,但在当时,很好吃,非常好吃。我们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尔还能吃到黄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就在这个河南省,农民们先是吃净了树皮、草根,甚至一种泥土,然后就在道路、田野和村庄中成群地死去。官方文件中对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时使用的词汇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几年里,死于此种非正常的人数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一个相当于澳洲人口总和的人群消失了,但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说,谁该负责?也没有说。只知道: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人的背信弃义。

自斯大林死后就开始了的中、苏意识形态之战,恶化了国家关系。一九五九年,苏联开始撤退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项目。中国则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据说,这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事实是,饥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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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根源是人为的结果。而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饥荒的起因。

但是,人民却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们不了解内情,更多的是他们对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因为饥荒是农业国家的常规事件,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灾变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欣赏毛泽东同苏联人的斗争。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重担,由数千年维护“华夏正统”的民族来担当,表面上不通,实际上合乎逻辑,都基于同样的道德偏执。古远的帝国旧梦和尚未古远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时间确实产生了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励起来了。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战争中被日军打断了一条胳膊的将军指挥,从中国各地汇集来的人群,在东北烈风劲吹的雪原上,建设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们住在土坯垒成的泥屋中,吃着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人海式的劳动投入,理想与纪律,在刻意不宣的岁月中默默奋斗。一位名叫王进喜的工人,曾在严冬季节跳进深可及胸的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开钻所必须的泥浆,并使他的钻井队保持年钻井世界纪录多年,而被称为“铁人”。他在北国寒风中高唱:“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满载原油的列车终于从原来无名现名大庆的地方开出,结束了中国进口原油的历史,消息传出,民心大振。与此同时,地处中国华北与西北交界的群山腹地之中,一名叫做陈永贵的农民,依靠同样的组织方式和精神因素,在周围的山地上用铁器时代沿用至今的锄头,建造起比他们脸上的皱纹整齐得多的梯田,其规模使人联想起长城的修建,并在水土保持极其困难的半高原上当年获得谷物丰收。炊烟升起,宣布一个名为大寨的村社的兴起,并为中国北方多山诸省的农业施了洗礼。陈永贵这个名字,对于常年处于半温饱状态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号召力强大。一九六二年,因“麦克马洪线”而纷争不休的中、印边界爆发战事,来自四川省的军队越过西藏高原,一举击溃了印度陆军。同年,解放军又在东南沿海歼灭了蒋介石派遣的武装分队,并发出誓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九六四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生下台的同时,中国在西北地区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大体与人民共和国一同生长的少年们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发的号外和胜过节日的狂热人群。所有这些成功,都是通过人海式的群众运动实现的;“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类口号更多地出现在宣传中。在林彪元帅推动下,群众运动的胜利被归功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但是“顶峰”,而且五百年才出现一次。如同中国的古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开始稳定,人们至今对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间物品的丰富和低廉的物价记忆犹新。一九六五年纪录国庆实况的影片中,在毛泽东出现之前,有一个由广场摇到天安门城墙的长镜头,在容纳了一百万人的空间中,竟可以清晰地听到城楼上八面红旗飘舞的声音。接着,《东方红》就在礼炮声中响彻了广场。入夜,手擎红旗的人群在静默中踏出大军行进般的步伐,通过原西方国家使馆所在地——西交民巷,涌向天安门广场,不久,天空中升起了焰火礼花。

这是盛世景象。

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于是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家里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她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一九五O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惟一一人。其后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同父母告别时,她二十一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啼哭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我起了名字叫做“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点八米,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她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看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头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女,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逼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 出于偶然。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地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我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仅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花,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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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为了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七十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一九一一年),她才十一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篦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到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成了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仍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没有人再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驳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的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的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四十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一来因其与“无神论”的主义相悖,有碍“思想统一”,二来恐其“与党争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一九六五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的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庆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一九四九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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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共产党于争夺天下之际,尚能虑及古都文物的保护,据说,是梁思成日后感戴投报的原因。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作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竟无一人与古墙共存亡者,实在辜负了这城。有识之士,慑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二年的“大抓阶级斗争”而大多匍伏在地。与此同时,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八百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一八九三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


第二章 降临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元帅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谓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由于干部子弟的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惟一一人,也是进入四中时尚未参加少年先锋队的惟一一人(他人入队通常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之间)。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某直辖市的市长。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因为眼镜常常掉下来,他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皇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拚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一把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谈话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却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苦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了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的哀痛隐衷。以他的姿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在马背上得到的。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所仅仅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却正是当时形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这个现象的产生同林彪有绝大的关系。他在短短的几年中,运用军队的影响和舆论的力量,成功地使毛泽东从一位正常的国家领袖变成了一位神祗。这种“个人崇拜”在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他甚至说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而在一出名为《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中得到十足的体现。我还记得,当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绪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世俗的标准完全没有意义,他正是他应该是的样子。记得极小的时候,我问母亲:党是谁?母亲竞无言以对,她说,党不是一个人。我不懂,那党是谁?母亲望了望毛泽东的画像。于是我懂了,党就是毛主席。在我准备中学考试时,语文教师们曾经综合历年的考题进行测验,帮助我们接近可能的作文题目。但当年的试题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室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信奉“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只以书为思想的羽翼。他曾强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况下出游,沿途打工,维持生计,因为困苦没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行走强健了他的体魄。他常常不避风雨,反而在其间欢呼鼓舞,在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天命所钟的幸福。相传他赠给晚辈亲属的语录,第一条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孟子教诲,他少年时有诗“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以庄子北溪大鹏自喻,狂妄非常。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打着一把雨伞云游四方的行脚僧”。僧人而云游,必定兼有清贫、济世诲人和反叛世俗的特点。他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对于干部子弟来说,父辈的业绩朦胧得美丽,如同酸葡萄发酵成美酒。他们更希望继起而为毛泽东新一代的护驾亲兵。这种事出有因的循环,就使红卫兵的产生成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风气的缘故纷纷卷入,无法超然。即使像在“文革”中独持异见,最终因思想罪被处极刑的遇罗克,也曾学步毛泽东,在民间做各种杂活,以接近社会。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十三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人”的称谓竟然成为亵渎,斯复何言。“文革”初起时,“保卫毛主席”是春秋曲笔,既然需要“保卫”,必然有人“反对”——但不说是谁。于是四出寻找反对者,然后群起而攻之。出窝黄蜂的第一群就是青年学生,是“文革”前就有了准备的缘故。

忠诚和反叛,似乎矛盾,实际上是一剑两刃,如果是同样盲目的话。毛泽东的性格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反叛。他一生不能稍安于稳定,是一位天生的造反者,这同他家乡湖南的强悍民风大有关联。但是,杰出人物的反叛性格对于变革社会,决不总是具有正面的意义,特别是当造反者的思想大体不出统治者的思想圈子时,尤其如此。

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宫小吉在《中学生》杂志上以《五分的秘诀》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得到五分的作文多不过讨时尚的欢喜,故毫不足取。有头脑的学生不必拘泥于成绩,三分、四分足矣。余下的时间作多方面的发展。这篇文字在毛泽东亲笔批示之后流传甚广,毛泽东说:“此人厉害”。

宫文确是好文章。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却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像宫小吉这样的人物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是难免被祸的。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十七岁,此后二十多年颠沛流离, 可见压抑之烈。更不用说议论党的教育路线了_毛泽东对宫文的赞扬,说明风向已变。但在当时,公开反叛尚早。天性思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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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毛泽东的反叛性格影响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一根行将被点燃的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次报告会。一千八百名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报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俘虏的军人。虽说时间已过去十年,当他讲到在战俘营中怎样被美军用两块带电的铁板夹住身体时,本人昏了过去。操场上响彻了愤恨的呼喊和口号声,连一向持重的高三学生都激动得发抖。在随后的讨论会上,我们都发誓要在未来战争中向美帝国主义复仇。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的仇恨经验。

一九六四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她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惟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而且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班主任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于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试验失败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过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班主任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班主任是每天都见的,我却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 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惟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勿勿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一些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班主任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班主任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时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时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己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班主任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了他一下。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本世纪初先后成立,初为兄弟、后为仇敌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内两党之间发生过的多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几代人都洗不清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当时共产党大权初掌,尚有盛世的气度,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伏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拚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他们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父亲。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其父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力的第一批人物中的一个。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他在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刘、邓事后发现,在他们全力堵住前门的时候,店主本人已将后门打开,闯入的人群不仅将店铺洗劫一空,而且从后面捉住了他们,从此厄运临头。基于建设“天国”的设想,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毛泽东在写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将刘。邓的行为斥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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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使用了异乎寻常的字眼:“用心何其毒也!”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送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二十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弥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秸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定,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于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泽东,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班主任要我去接替正在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连续几个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在毛泽东收拾起西湖的垂钓,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他对刘少奇说:“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共产党害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一段,在刘、邓的指示下,北京大专院校已有上万名学生被宣布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他说的是实话。在刘少奇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悠闲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在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的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以同样悠闲的步态出现在舞台上,同样举手,挥动,然后放下。同样的欢呼和同样的微笑。无法跑下台去的刘少奇手握讲稿尴尬地呆立了许久,直到毛泽东离开以后才继续讲完,但已无任何声势。毛泽东总是看准时机,突然出现,以“后发制胜”的力量赢得喝彩,然后静静离去。他从头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只要出现,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

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由一个名叫李有源的老农即兴填词,以表达他分得土地的喜悦,在荷锄下地时野唱的“酸曲”,一变而为“万方乐奏”的颂歌。这首重要性压倒国歌,被一时称为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神曲”,从它的源起、内容、趣味,从它被演唱的场合,直到当时亿万歌唱者的心态,都可以直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因武功、收获、驱鬼、颂圣等等而发的祭祀传统;使人联想到一个依赖天时地候而生存的初民部落面临日出时所感到的喜悦、敬畏与恐惧。一九六六年,为了“天国”的降临,产生了祭把的需要。要祭祀,就要有牺牲。


第三张 群佛

一部中国历史,掌握于理性的时间甚少。以和平、渐进、协商乃至妥协的方式达到社会变革或王朝的更替,几乎没有先例。情绪化的高度专制和情绪化的高度混乱,互相交替,被中国文人归纳成两个字:“乱”——“治”。无论“乱”或“治”,都离不开暴力。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又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历史的经验使统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暴力。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历来的动乱尚有果实先自成熟而后落地的自然过程,毛泽东却决心制造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的天国也就在大乱中诞生了。

有人说:“文革”的爆发只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对毛泽东来说,打倒政治上的对手是为了否定体制,尽管这个体制和国家机器是他本人创立的。而否定体制也需要同时否定其代表人物。对于刘少奇来说,战与降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他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主帅。风起时,树叶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同一个鲁迅,曾经借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己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最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学校早已停课。我们的反应最初很像英国影片《希望与光荣》中的场面:在被德国飞机炸毁的校园中,孩子们向着硝烟弥漫的天空高喊:谢谢,阿道夫!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除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班主任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屈辱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班主任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林彪在红卫兵走上街头时说:“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古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书卷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成群地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中国人有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叫门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骤起的打门声、脚步声,殴打之后狞厉的呼叫声,到处可闻。站在瞭望台上的消防队员面对一座燃烧的城市,手足无措。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 像一块烧红的铁似的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很多年过去,我的一位朋友,台湾来的,说她看见中国大陆的乘务员如何在火车上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一位父亲,以为这样一来那孩子便永远无法做人时,我不禁苦笑。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入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片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三十一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的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于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些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弄,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便又很快地忘了。

appa

这本书不厚，但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