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1943），现代农学家。汉中南郑人，民国七年（1918）毕业于陕西省立农业学校，被北洋政府选送法国郎西大学农学系。９年学成，获硕士学位。民国十六年（1927）归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农务处主任、驻陕总司令部参仪、陕西省立职业学校校长等职。十九年冬，转任中央实业部科长兼任行政院新疆建设委员会委员，普查西北农业资源。曾率考察队，对热河、绥远、宁夏、青海、新疆省农林牧全面调查，写成《西北垦殖论》出版；二十四年（1935），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农场筹备特派员，到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勘察，选定场址，写成《西北农业考察》。1939年，出任黄龙垦殖区管理局副局长，实施农垦计划；次年转任汉中黎坪垦区管理局局长，先后收容难民3万人，垦荒6万亩，兴办教养院1所，小学4所，并建起林场、板场、炭场、酒场等企业。因他常批评汉中当局贪赃枉法行为，遭到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忌恨，捏造罪名杀害。
安汉——一座不陨落的历史丰碑
李京
西部开发先行者——安汉
初秋八月，我和父亲一同回汉中。汽车行驶在西汉高速公路上，看见几处醒目的广告牌，让我对汉中的九寨沟——黎坪，印象十分深刻。到家后便向周边的人询问起来，“黎坪”已是汉中一处很火爆的旅游地，称之汉中黎坪国家森林公园，它由黄杨河、黎坪、石马山、冷坝四大景区构成的。是以森林景观、地貌景观、水体景观及现代人文景观为主体，集山景、林景、石景、水景、气候景观和田园景观为一体的山岳型森林公园。这里四季景色各异，阳春山花烂漫，盛夏白菊摇曳，金秋层林尽染，严冬玉树琼枝，被专家赞誉为巴山深处的“绿色明珠”、“东方瑞士”、“石林奇境、碧水天堂”。堪称汉中第一山水。不是“九寨”，胜似“九寨”。2009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园。
而远在民清时期，黎坪属汉中道宁羌州（今宁强县）所辖。地处川陕交界的南郑、勉县、褒城、宁羌、广元、南江六县之间。最繁盛时黎坪是川陕商旅，农牧兴旺之地。晚清时期这里又盛植罂粟，鸦片商人摩肩接踵，更呈现出异样繁荣。民国时期“红灯教”在此创设，官方剿灭平定后，市况就大为冷落。由于此地人烟稀少，两省交界，它又成了散兵游勇、盗匪盘踞之窟。官方虽曾数次派兵清剿，驻兵屯垦，终因筹款支绌无果而终。
1940年，国民政府为安置战区流亡难民，成立了国营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调陕西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副局长安汉出任局长。安汉属南郑大户殷实人家，在国民政府农林部任总工程师曾率团考察黎坪80多天，对黎坪各方面状况了然于心。安汉赴任时，黎坪垦区管理局所管辖地域为1742.874平方公里，其中陕境内面积1025.22平方公里，川境内面积717.654平方公里内。黎坪垦区在解放后又有几次变动，终于1961年划归南郑县。该县现在面积为2849平方公里。黎坪国家森林公园面积为94.13平方公里。也就是说，40年代的“黎坪垦区管理局”所辖面积相当于今天南郑县面积的61％，是今天“黎坪森林公园”面积的18.5倍。可以说，今天的“黎坪公园”与历史上“黎坪垦区”不是同一概念。当年的黎坪垦区是国家驻地的事业机构，代表国家担负着垦荒移民、全民抗日的战略任务，今天的黎坪公园是县属国有森林旅游企业，是推动当地旅游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快速成长，赋有“率先实破”的重要责任。两者的职责、管辖、任务、目标都完全不一样。概括的说：“黎坪垦区”具有抗战中拯救难民，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悲壮，而“黎坪公园”则是改革开放中西部开发，建立绿色生态旅游的休闲。搞清“黎坪”历史发展的变迁，更加深我对“黎坪”的敬畏感和新认识。当然提到“黎坪”，一个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安汉就成为承载在“黎坪”这一地名上，一个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极具有近代历史和人文景观的文化概念。
安汉其人耶？80、90后的汉中人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年长的汉中百姓对他却赞不绝口，更叹息他的蒙冤被害。
公元1943年11月24日（农历10月27日）拂晓。安汉先生被时任国民党鄂、陕、甘边区警备司令祝绍周和南郑县县长孙宗复之流裁脏、诬陷，以“武装种烟、包庇群众种大烟”二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在汉中西关被杀害，年仅47岁。从1943年6日7日（农历端午节）被抓到“冤杀”近半年内，围绕着安汉这一案件，国民党上层始终有两种声音和行动，表现在以蒋介石、戴笠为首的“江浙派”与以于佑仁为代表的“老陕”之间的激烈斗争。前期主要是审讯地点的争议问题。祝绍周拒不执行重庆军政部下达“调渝审讯”的电令，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要求重庆方面派人来汉中审讯。最后军事委员会委派军法总监部副总监秦德纯任该案审判长，赴汉中开庭审理。后期主要是量刑和死刑执行时间问题。由于祝绍周调动一切手段，派军统特务、时任南郑县警察局长左明两飞重庆，居住重庆几个月，多方疏通攻关，打通各路关节，更大肆借用戴笠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利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陕西人”的仇视，并给安汉扣上“通共嫌疑”、“不忠党国” 等莫须有等罪名，终于促成蒋介石最后下决心做出了判决安汉死刑的决定。但是，蒋介石又考虑到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佑仁保护安汉的坚决态度，以及于先生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蒋就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答应于佑仁按司法手续审理的要求，另一方又背弃对于先生的承诺，让军法总监部秘密下达了“安汉武装种烟，经讯属实，就地正法，以戒来兹”密令。于佑仁在得知蒋介石搪塞自己的真实态度后，即刻给祝绍周发了“刀下留人”的急电。而此时的祝绍周见此电文，反而怕夜长梦多，更加快了秘密处死安汉的步伐。
据有关文献报导：闻听安汉在汉中被杀害的消息，于佑任当时非常气愤，怒火万丈，深感遭受了平生最大一次的屈辱和打击，表示要与蒋介石集团决裂。“1943年于先生拂袖而去成都，后来由于蒋介石的让步，曾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去‘劝驾’，于先生始回重庆”（1984年《人物》第五期，于佑任先生漫记）。因为于先生对安汉的人品、处事非常了解，安汉是陕西乃至国内难得的农林专家和稀铁人才。曾给安汉题词赐墨多幅。1942年安汉到重庆，于先生给黎坪垦区题书牌匾五幅，给安汉书赠了“天地有正气，园林无俗情”的墨宝。于先生相继给安汉题词赐墨有十几幅之多。由此可见，于先生对安汉厚爱有嘉，惜才至深。从另一个方面再来看，蒋介石虽然支持了祝绍周，但“这件事”也确让蒋介石很伤脑筋。1944年，祝绍周任陕西省主席后，蒋介石手启指示秘密电令告诫：“……
（一）兄在汉中，治事明察，执法严峻，不稍宽假，本应如斯，然陕中士绅务趋保守，辗转传述，或不免怀过分戒惧之情，若上下之情意稍有疏隔，即行政之效率难以贯通。下车伊始，务以切实和易之态度，与地方正绅多所接触，以改变其观念，而取得其协作。
（二）兄坦直勇毅，中所深知。但陕情复杂，奸匪环伺，务宜时刻谨慎，更求沉着，尤须督率同僚注意机密。此次配合人事，重在新锐之气，信其必能积极，惟虑稍涉矜张，愿兄率导以方，俾于积极之中更求笃实，则对国家对陕之贡献，将无限量也。”
从此密电中可看出，蒋和祝关系的亲密程度非同一般，对祝入主汉中后的工作也较认同。同时也不忘告诉祝陕情复杂，处理好与士绅阶层关系的重要性。这里虽治点出安汉一事，但字里行间都透出了“安汉一案”后蒋介石的“反思”和新的策略。反映了蒋氏“江浙帮”在与“老陕”政治斗争的对决拼杀中发出昀一些哀叹和苦恼。因此，“冤杀安汉” 这件事确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它既是国民党高层派系之间长期斗争的产物，也是当时汉中军政大员和地方士绅矛盾激化的表现。当然，亦不排除安汉先生个人信仰，为人处世与官场规则和潜规则相悖，也载有着国共两党信仰各异在某些敏感人物或事件上面所引发的鱼死网破、异常残酷斗争等深层次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内迁入汉中有十几所高校，当时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这件冤案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学界对安汉的人品风骨都敬佩赞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写文章回忆诉说这桩冤案始未。1998年5月17日，远在美国侨居的陕西人，荣获法国大学文学博士龙章先生在几十年前在汉中联中（现汉中中学）听过安汉关于日的演讲，几十年都难以忘却，他给在台湾的勉县人陈良弼写信，回忆安汉的爱国情怀，还与其探讨怎样收集证据为安汉平反。因为当时陈良弼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任上校副科长代理科长职务。陈良弼虽不认识同乡安汉，但知晓安汉在国内农垦界的地位。根据报刊各方议论，他当时感到，政府官员偷种鸦片如属实则为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经过签报上级批准，即行函令军统局汉中站迅速查明原因。经三令五申督促，汉中站回函，大意为：安汉与祝绍周、孙宗复矛盾太深，祝、孙设毒计陷害安汉，计划周密，不易取证，请派专人进行复查。得此回函，陈良弼签报戴笠，奉戴先生批示后即刻签报蒋委员长。当时是以最快的速度办理所有公函。由于汉中站耽误时间太长，报来又晚，当上报蒋委员长的公函呈交戴笠签发时，就传来安汉被杀的消息。这一公文也终未发出。陈良弼每回忆这件事时都显得很是无奈。
这次接到龙章先生来信后，他将当时情况和眼下解决此事的途径去信告知。很不幸的是龙先生再未给陈回信，后得知龙先生于1999年8月23日因肝癌病逝。而陈良弼也于2002年5月13日病逝。龙、陈两人生前都不认识安汉，但“安汉冤杀”一事刻骨铭心，人到暮年仍想着为同乡平反昭雪，伸张正义。从这反映出“冤杀安汉”已过去了60多年。但是，在陕西和台湾甚至全国各地的“汉中人”中间对其的关注度并没有减弱和遗忘，其历史价值和影响作用反而更加突显，并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1988年，在台湾的汉中人崔永德先生曾在台湾的杂志发表了《西北专才，朝廷命官、安汉之冤死》的文章。据本人介绍，文章发表后，在台湾反响很大，祝绍周的夫人刘宦在《东南月刊》发表反驳文章，并指责崔永德诽谤“爱国忠臣”，闹着要与崔永德对簿公堂，崔永德对安汉先生“一往情深”，几十年来对“冤杀”一直愤愤不平，如今自己年事已高更无所谓了，正好借此机会在法庭上昭示安汉冤情，揭露祝氏的丑陋面目和极大罪恶，以告慰安汉的在天冤魂。在这件事上，刘宦清楚地知道，祝绍周的本性和其理亏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台湾已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吵闹下去恐怕未必与己有利。所以，刘宦嚷嚷几声过后便悄无声息了。崔先生为纪念此事还曾赋诗一首：“汉江东流难逝川，冤死杰三己登仙。奸臣贼子万人骂，陕西重返周秦汉。”
在汉中的百姓中安汉先生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围绕着“冤杀安汉”民间曾有过多种版本的演义故事和传说。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安汉研究始终是一条“高压线”，谁都不能去也不敢去碰的，实在是风险性太大。
1932年，安汉出版了曾经震动学界和政坛的《西北垦殖论》一书，该书的封面是汪精卫题的字，安汉和大汉奸如此“亲密”，那个年代，用阶级分析法简单一判断，即刻得出安汉能是一个好人吗？
1974年，兰州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民兵建设》第19期，发表的“巴山红哨——记南郑县黎坪大队民兵连冷坝哨卡民兵的事迹”的一文中写到：“石马山区……是四川……和陕西省……的交汇处。解放前，国民党中统特务、大地主安汉和土匪曾在这一带盘踞，社情比较复杂。因比，是川陕联防的重点地区。”透过这段描述，就可知上世纪70年代安汉所能享有的“政治待遇”。这位留法农垦专家简直就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中统特务”四个字谁都唯恐受此牵连，避之不及。
听一位史志工作者介绍，《西北垦殖论》一书没有再版。因为查找相关农垦资料需要这本书，当地一位有影响的“文化人”存有孤本，都到80年代初，他在提供该书时还怕“惹麻烦”，就把有汪精卫题字的封面撕掉，用牛皮纸粘住作了一新封面，读过此书的人在回忆该书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牛皮纸封面”。
正是由于“汪精卫题字”、“国民党中统特务、大地主安汉和土匪曾在这一带盘踞”、“牛皮纸封面”等缘故，安汉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取向始终是负面与反面的形象。“高压线”这种论点也就不足为怪，实有事实佐证。
改革开放初期，安汉研究有所解禁，但也不敢涉足太远，大都围绕着黎坪垦区、安汉蒙难而展开，不可能进行多视角的学术探讨。到了1988年以后，陕西省地方志的人物卷和农牧卷对安汉虽有专条记载，但也是以留法归国科技人员入省志的。汉中市、南郑县、汉台区（原汉中市）的地方志中，是以地名知名人士给予编纂入志。还多有遗缺和不甚准确的记载。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左”的思想尚末肃清；二是安汉的许多情况缺乏祥实、可靠的一手资料来论证和观点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安汉研究全方位的日趋展开。学者们相继从西北大开发，安汉垦殖移民开发思想，安汉及《西北开发协会》的页献，安汉与西农筹建和教材等方面都发表了许多文章。2004年，汉中知名作家王蓬先生创作了安汉先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大地赤子》，洋洋洒洒三万多字，全境式描绘了我国西部由汉唐盛世到宋元衰落几千年的历史画卷，叙述了30年代西部开发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介绍了安汉先生从1930年至1937年的八年，先后六次到大西北进行农业考察的艰辛历程和科学精神，浓墨重抹了安汉先生在陕西省黄龙山和黎坪五年农垦开发中，救济十几万难民和灾民，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舍安家救大家，遭陷害含冤死的可泣业绩。无限深情地讴歌了我国近代农垦事业的奠基人——安汉先生。
《大地赤子》的发表，才使人们清晰了解到安汉先生的真实历史。先生于1918年留学法国九年获林学硕士。1927回国后即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投身于北伐的革命洪流中去。然而，终因执着于“科学救国”的信念，几经辗转履职，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热爱的农林事业。1930年到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林署任总工程师。此后的13年，安汉以充沛的体能，饱满的热情，科学的严谨，无私的奉献，走西口，穿大漠，上秦巴，奔川滇，担当起大西北开发的开路尖兵，拓荒老牛，按当下时兴的话说是“西北开发先行者”。
以《大地赤子》为标志，安汉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南郑县政协分别在1988年和2007年都编辑文史资料专集介绍安汉。2007年版专集对安汉先生重新定位为“陕西名人—— 西部开发先行者安汉”。至此，安汉先生在其家乡的历史定位才完成了从“阶级敌人”向正面形象的全面转变，从知名人士到进步人土，到爱国人土，再到现在西部开发先行者的角色转换。时间逝去一个甲子，安汉先生才真正成为一个近代中国的“建设者”。历史的进步总是要以时空为成本和代价才能够实现。
经过这样的梳理和比较人们才清楚知道，把安汉放在探求民族复兴、实施科教兴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留法勤工俭学的伟大运动中去考察，把安汉放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安置难民、拯救灾民以行动支持抗日的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去挖掘。，把安汉放在振兴中华、科学发展、中国西部开发和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中研究，才可能真正认识安汉及其研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价值和作用。安汉先生，一个九十年前留法俭学、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杰出“海归”，一个毕生献身中园农垦事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农垦学家，一个以人为本、救济灾民、发展经济，总钻山沟的实业家，一个一十三年奔走呐喊西部开发、献身西部建设的先行者。这样四种伟岸人格在脑海中不时定格，交错浮现。正是知道和了解的有关先生林林总总的事，促使我决心到先生的出生地去探访究竟。
安汉—— 一座不陨落的历史丰碑
汉中文联主办《衮雪》2010年第一期特约专稿。是近年来汉中乃至陕西研究安汉文章中不可多见的一篇力作，它从一个角度间接回答近代汉中落后的原因，也帮助人们认识绿色汉中至今仍然贫穷的症结所在，这是文章的第二部分 |
发表于 2011-1-2 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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