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如何处理周边小国的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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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全部视为四夷朝贡，体现了朝贡体系理想性的一面；而根据现实情境与周边各政权建立不同形式的朝贡关系，则体现了朝贡体系也具有务实、灵活的一面。朝贡体系理想性(或曰yy)的一面，上文已略有述及。以下再谈谈朝贡体系务实、灵活的一面。

第一个层次是把朝贡体系看作是对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一种帝国话语叙述，这在中华帝国历朝几乎是一个不变量。不管具体实力条件如何变化，历代王朝对合法性的考虑和诉求都是不变的；

在第二个层次上，可以把朝贡体系看作中国与其邻邦之间关系的互动形态。中国历代王朝面子虽然要紧，但毕竟生存安全才是核心利益，必须根据具体的环境（如实力变化）调整对外政策。因此，相对于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帝国话语的稳定性，朝贡体系作为一种互动形态则呈现了巨大变动性（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及其邻国都会根据其自身实力和现实利益的诉求调整彼此的关系，这种双向的互动就使得不同时期，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朝贡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对东南亚诸小国而言，与中国的朝贡的确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甚至造成中原王朝的财政负担。正因为这种朝贡太烧钱，所以上文所说的那种不跟蛮夷一起玩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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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明清时期的朝鲜而言，朝贡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利益，反而造成莫大的损失（参[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朝鲜之所以几百年来一直干这桩赔本买卖，是出于三个层面的政治需求，即：通过朝贡体系确保朝鲜在东亚文明共同体中“小中心”的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确保政权的正统性（参[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所以，朝贡并不总是“蛮夷”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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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朝贡体系的逆转。本来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国倒过来向蛮夷称臣纳贡。隋末起兵逐鹿的群雄如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薛举、李轨，连唐高祖李渊在内，都曾向突厥可汗“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杜佑：《通典》卷197《边防典•突厥上》）。再有就是五代后晋石敬瑭受契丹册立为皇帝，对契丹主自称“儿皇帝”。所以，朝贡体系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对中原王朝而言，与周边政权维持名曰朝贡的和平关系，其代价要小于彼此兵戎相见。笔者在作博士论文时，曾考察过两汉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与游牧部族关系所付出的代价——西汉武帝对匈奴深追穷讨四十年，平均每年支出的军费最保守的估计为57.69亿钱；而东汉则通过朝贡体系笼络游牧人，用兵的频率和规模大幅下降，在140年的时间里，连赏赐游牧部族以及对之用兵的费用在内，平均每年花费5.24亿钱。两者的差距显而易见。很多时候，通过朝贡体系维持与周边政权的和平关系，才是中原王朝理性的选择。
http://www.dooo.cc/2014/12/33074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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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东亚小国与华夏兵戎相向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仅我们所熟知的日本、越南等国曾经于中国有过大规模的争斗，就连缅甸也曾经举起了屠刀，砍向中国。但是到了现代，世界重新恢复秩序之后，中国以一个东方大国的身份重新崛起，东亚各国逐渐变得再一次驯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缅甸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不但紧紧挨着中国的云南，而且是沟通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其国的港口城市更是直接面对印度洋。
遥想当初，强汉盛唐，中原王朝富庶繁荣，小国不断来贺，都想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技艺，那是怎样的一种自豪！但是随着中原的衰败，小国变得嚣张跋扈，不断对中国的边境进行挑衅，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更是泥潭深陷，难以应对小国的骚扰。因为缅甸接壤中国的云南，所以云南百姓对于缅甸人的记忆最为深刻，也最是愤恨

清朝，缅甸再一次入侵云南。满人本来出身蛮夷，就不善于在南方作战，他们的士兵也不如蒙古大军的战斗力，所以当清朝大军进入云南与缅甸人作战的时候，战争的天平很快就倒向了一边。缅甸人熟悉云南的天气和地理，而长途跋涉的清军却并不熟悉，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四年，大清同样投入了不少的精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满清入关以来少有的失败，所以满人引以为耻辱，但是因为并没有伤筋动骨，所以朝廷并没有过度重视。
直到乾隆年间，缅甸再一次出兵中国，这一次他们的军队中出现了西方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手中都是新式的火铳，整整有五千名之多。

这场清缅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一触即发，当时的清军虽然已经装备了火枪，可是因为朝廷并不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发，装备已经十分的落后，所以作起战来，失败连连。很快乾隆勃然大怒，将指挥战斗的大臣处理了不少，在皇帝亲自过问下，满清的精锐骑兵进入云南平乱。可是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骑兵的天下了，新式装备和老式骑兵之间谁胜谁负一目了然，皇帝派去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将领也因为失败而自杀。
乾隆直到这个时候都没能重视缅甸，他总是以为缅甸是偏远小国，瘴疠从生，士兵是因为水土不服才失败的。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cn/history/3a9vk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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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桑田】
　　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小国的机会主义。防御性的对外政策稳定了周边局势，但也纵容了小国对中国边境的袭扰。中国历史漫长久远，周边局势复杂多变，但就中央王朝以强者姿态来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而言，双方的互动具有一定的循环意味。尽管时期不同、具体背景也有所不同，中央王朝却总要面对周边小国的袭扰。总体而言，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具有相当强的防御性质，即使中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即使中国遭受到来自周边的不同程度的袭扰，也是如此。
　　古代中国的防御性周边政策
　　古代中国使用“天下”一词来指代世界，而且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近代的国家观念十分不同。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的误解也就在于此。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是“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羁縻政策的对象既包括可以直接设立州县的边远地区、内属之国，也可包括敌国和“绝域之国”，承认或册封其当地政权，后者对中央政权有朝贡义务，亦即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中央政权，而其余一切事务中央政权均不予干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中央王朝笼络周边政权，从而维系周边安定，保证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
　　显然，这种所谓“统治”是十分脆弱的，既无军队驻扎，也无直属关系，口头或纸面上一句称臣纳贡，实际上则是天高皇帝远，逍遥自得乐。历史上，缅甸、越南乃至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都曾经在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带袭扰不已，并最终引发了中央王朝的征伐行为。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低头认错，中央王朝便会既往不咎。这些国家则继续以朝贡之名获得前者更多更实在的回赠，乐此不疲，受益不已。
　　清缅战争：高昂代价才换取边境安宁
　　明朝年间，中国对缅甸经常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即通过保持缅甸内部各个割据势力的平衡，利用其间矛盾维系边界稳定和中央权威。但当16世纪东吁统一缅甸后，这一政策失去意义，东吁缅甸开始不断袭扰明朝云南边境。
　　清朝建立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拒不与东吁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并一直保持强大的武力威慑。东吁王朝末期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开始主动向清朝纳贡称臣，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清与东吁的宗藩关系正式建立。
　　不料其后一年，东吁为雍籍牙取代，后者开始大肆袭扰云南边境，并且向原属中国的耿马地区索取“花马礼”。忙于平定新疆内乱的乾隆，以之为蛮夷小国的匪患，而非缅甸新王朝的军事入侵，没有下令出兵严惩。清朝的宽容使得雍籍牙王朝的骚扰变本加厉，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侵入车里（今云南景洪）。此时乾隆终于认为，即便是匪患，也不能没完没了，于是做出清剿决定，延续多年、耗费甚大的清缅战争由此爆发。缅甸毕竟是小国，而且正在与宿敌暹罗作战，消耗不起，期间也数次向清朝请降，乾隆以缅人狡诈为由不允。最终，缅甸不得不与清朝签署了 “永不侵犯天朝”的条款，中缅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隋唐的朝鲜政策：忍让妥协致对方误读
　　再来看看朝鲜与中国宗藩关系的相关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类似何其多。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总体上形成于唐朝，但在隋朝双方便已有形式上的关系。在隋唐年间，朝鲜半岛正处在著名的三国时期，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三国中以高句丽实力最强，新罗和百济则结成联盟，并经常向隋朝求援。隋朝则希望通过三国相互制衡来稳定周边局势，这与后来明朝时期的对缅政策并无二致。
　　唐朝建立之后，形势为之一变。百济在看到隋朝失败后，逐渐倒向了高句丽，而新罗作为最脆弱的国家则完全倒向了唐朝。后来唐朝帮助新罗灭掉百济和高句丽，这却造成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开始对抗唐军。唐朝在事件发生时本意忍让，并做出实质性妥协，前提是新罗仍守宗藩之礼。但这却让新罗认为唐朝的让步等同于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于是放胆扩张。随后唐朝下令征剿，在迫使新罗收缩防守后即表露出无意进取。新罗领会其意，遣使朝贡并谢罪。
　　古代中国总是希望邻国尽量不要多惹事就好，凡事以息事宁人为目的，但这种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邻国的机会主义动机。换言之，他们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激起中央王朝的愤怒，但却绝对没有国家倾覆的危险，反而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好处。利益总是诱使国家行动的根源，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浓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朝贡体系那华丽的外衣之下，则是中央王朝痛苦的呻吟。面对众周边小国较为频繁的袭扰，古代中国似乎从来都不是个彻底的胜利者。（章迪禹）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 ... d00028d93&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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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中国历代王朝都发生过冲突

公元907年，盘踞中原的朱温杀掉了唐朝最后一任皇帝，大唐帝国的时代终结。随后五代十国的复杂局面展开，越南北部的军阀看准时机选择了独立。当时这片地区属于南汉这个割据政权管辖，为此南汉专门派遣军队平叛，由于派去的将领太不靠谱，以至于征讨大军大败亏输。宋朝建立之后，一直要面对北方强大的辽国，根本没有精力染指越南。此时的越南被称为交趾，宋朝皇帝顺坡下驴的册封这一地区的军阀为交趾郡王。在宋朝中期，交趾就开始染指两广地区，这个国家一直认为它们是一个整体。最终交趾军队被宋军击败，但宋军的伤亡也不小。蒙古征服了南宋之后，确实也趁机继续南下。交趾的地形非常不适应骑兵作战，闷热的气候也让塞外骑兵很不舒服。
蒙古先后三次对交趾用兵都无果而终，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朝建立的初期，交趾并没有把这个中原王朝放在眼里。在明成祖时期，交趾与明朝发生了一系列的外交冲突。朱棣这个马上皇帝自然不肯善罢甘休，30万明军征服了交趾，交趾人开始了自己的老套路，沿用至今的游击战。这让明军无所适从，再加上巨大的军费开支。最终明朝出交趾撤离了所有的军队，交趾得以重新独立，此时的交趾改成为安南。安南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了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这一时期清朝和安南处于貌合心不合的状态。名义上安南是清朝的藩属国，实际上安南和朝鲜一样称自己是小中华。
三、嘉庆皇帝在无奈之中，想到了越南这个名词

在乾隆时期，越南进入了南北朝时代，这么一个弹丸小国也有自己的南北朝历史，真是醉了。最后这片领土再次统一，不过胜利者不喜欢安南这个名字。他向北京的嘉庆皇帝请求更改国名，新国名为“南越”。这个名字大有讲究，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南越国，领土基本上就是两广地区和越南。嘉庆皇帝又不是文盲，他看出了越南的野心，这个国家意图侵占广西和广东。但此时的清朝又没有精力应对这个小国的袭扰，最终，嘉庆皇帝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将“南越”改为了“越南。”越南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当然，在法国殖民越南期间，越南也出现了其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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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总是希望邻国尽量不要多惹事就好，凡事以息事宁人为目的，但这种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邻国的机会主义动机。换言之，他们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激起中央王朝的愤怒，但却绝对没有国家倾覆的危险，反而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好处。利益总是诱使国家行动的根源，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浓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朝贡体系那华丽的外衣之下，则是中央王朝痛苦的呻吟。面对众周边小国较为频繁的袭扰，古代中国似乎从来都不是个彻底的胜利者。（章迪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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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鲜对待中国态度; 倒向美国,还是能从中国得到诸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