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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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退休的历史教授谢正光（Andrew Hsieh）和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谢曼柯克兰（Sherman Cochran）合作，最近发表了《上海刘家》（The Lius of Shanghai）一书。柯克兰1992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商业史时，发现了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曾被誉为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身经国共两朝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刘鸿生（1888－1956）和家人的大量私人信件。1997年他开始和谢正光合作，到2013年终于成书，由哈佛大学出版。

本书主要是对刘家十几口人（父母和他们的九儿三女）在民国时期的私人通信的总结和分析，通过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庭的成败、悲欢揭示了时代大潮的力量。刘夫人叶素贞是文盲，但通过一个秘书和家人通信。其余通信者都精通中英双语。刘鸿生本人虽未留过洋，但曾在上海的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中学、圣约翰大学接受教育。除了最小的儿子有智力方面的障碍，他其他的儿女都曾在上海的双语学校念书，然后留学英、美、日: 剑桥、哈佛、MIT等。

全书分四个部分。一、二部分关注二、三十年代刘家发家、儿女教育的情况。第三部分写到抗战时期家人分离，有些成员被迫逃离上海进入国统区大后方或到达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根据地，在乱世谋求生存、发展。第四部分描述中共建国以后刘家的状况。关注时代背景之外，两位作者也致力于剖析这个特殊家庭的权力关系：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怎么探讨家长里短的各种问题？谁有权作出最终决定？兄弟姊妹之间怎么建立联盟和父母谈判？

首先，刘家和叶家联姻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刘鸿生父亲早逝，虽有商业才能但无钱财。而叶家虽然有钱但后继乏人，没有能干的男性后代可以肩负家族重任。两人结婚后，叶家的钱财源源不断地输入刘家，让刘鸿生得以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而叶氏则不断生孩子。她一共生了16个孩子，有十二年时间每年一个。他们12个幸存的孩子中头七个是儿子。他们每个儿女都有中文和英文两个名字。

从1929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前，家庭通信涉及儿子在英、美留学的经历，儿女的婚姻大事等。做母亲的开始不愿孩子们出国留学，被父亲说服后，她又和儿女约法三章：留学后要归国；要为家族公司工作；一定要和中国人结婚。

通信中不乏坎坷、矛盾和争议。比如二、三、四三个儿子在英国遭受种族歧视，差点被剑桥拒之门外。大儿子自作主张从哈佛退学，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三儿子私下和一个父母不喜欢的“西化”女孩订婚，又设法让父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的大女儿（第八个孩子）由父母做主和宋子安（宋子文的弟弟）订婚，却和一位有妇之夫恋爱，在日本生了一个私生子后和已离婚的爱人结婚，被父亲赶出家门，生了孩子才被母亲接纳。

这些风波有惊无险，最后都得以顺利解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刘鸿生父权威严，对海外留学孩子的管束不免鞭长莫及。而母亲和子女的亲密关系也能起到缓冲作用，帮助调节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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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刘氏的部分企业被日军占领。面对日军的要挟和国民党特工刺杀的威胁，刘鸿生化装出逃，1938年坐船到达香港，留下二十多岁的四个最大的儿子镇守家族企业。大儿子执掌家族的金融，二、三、四儿子则分管上海、香港和重庆的工厂。前三个儿子在战时表现得越来越独立，有时和日本人合作，并不都遵照父亲的吩咐办事。老四则与父亲同住重庆，想方设法把刘氏在日据城市的工厂设备和技术转移到大后方。

刘家第六个儿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年方十五时开始留日，到1937年已经在日本居住了六年。抗战的爆发对他精神和感情上的冲击更大。淞沪会战发生时，刘鸿生本来希望他去德国留学，但他决定留在国内和同胞一起抗日。他从上海、香港、武汉辗转来到重庆，并把在那里做技术员的第一个月工资捐献给国家，第二个月工资寄给父母，让二老深受感动。接下来，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到达延安。同一时期，老八去美国MIT留学，期间因忧郁症入院，未毕业就回国了。

1941－1945，刘鸿生和太太叶氏分居两地，他在重庆另有外室，还生了一个男孩。叶氏不知情，但通过自己的娘家兄弟和儿子劝说丈夫，希望让她去重庆。直到1945年刘鸿生才回到上海和她团聚，并把“另一个家庭”也秘密搬到上海。1947年，除了老八在MIT读大四，其余八个儿子都在上海；除了最小的儿子，其余七个都在家族企业工作。三个女儿也在上海，大女儿在十年后终于和父亲和解，自己也在建筑行业卓有成就。二女儿嫁了圣约翰大学的一位英文教授，在家相夫教子，当全职太太。最小的女儿则在上海上中学。

可惜好景不长。国共内战爆发了。起初刘鸿生依靠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春、夏让大儿子和四儿子把家族财富转移到台湾，在那里开设工厂，而且大部分子女和孙辈都在台北找到房产。可是，他后来对国民党政府的“金元改革”失去信心，而他的共产党员六儿子也劝说他留在大陆。他开始设想第三条路：把家族的部分资产搬到香港，并从上海途径广州，到达香港。

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召唤他回国，他留在上海的家小也希望他回家团聚。六个月以后，他返回上海。此时，他最小的女儿在美国留学，1951年回国后又远嫁北京。从MIT毕业的八儿子接着去哈佛商学院读书，推迟归国。老八1949年到达香港后不愿回国。1951年，老六去香港见老八，骗他说母亲重病，他才回到上海，但一直希望出国，直到1979年正式移民美国。

1956年刘鸿生去世前，老五、老七已定居台北。老大1951年离开上海，经香港移民美国。大女儿和女婿移居香港。1962年三儿子移居香港。1976年小女儿一家移民美国。二、四、六三个儿子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的知名人士。老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从外滩企业楼八楼跳楼身亡。老四低调行事，后来从上海搬到北京，在那里去世。老六1956年进入工业部工作，文革中同样遭受冲击。二女儿起先搬到张家口，1962年回归上海，直到去世。上海的刘氏大家庭不复存在。

刘氏家族的故事显示，父亲在世的时候，儿女们虽然离家、出国，追求独立自由，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彼此之间也时有矛盾冲突发生，整个大家庭尚能保持完整无缺。但父亲死后，在大陆的资本“国有化”运动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动荡中，家人四分五裂，各奔前程了。

两位作者的妙笔生花让刘氏家族的各色人物栩栩如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嬗变的大背景下，一个曾经繁盛的大家族就此烟消云散，不免让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