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1902-1985) 是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专家,曾是母校复旦大学中文系“大教授”之一。但我最早听说他,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凭英译本翻译契诃夫的《凡卡》(时名《樊凯》)时,把原文中的 “Milky Way”译作“牛奶路”,而不是中国人通常说的“银河”。另外,他又张冠李戴,把古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怪(Centaur)译为人头牛身。鲁迅为此写了一首诗大加讽刺:“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因为鲁迅名气大,影响深,赵景深难免给大家留下了不学无术的负面印象。
其实,赵景深从青少年时期起就一直从事文艺工作,曾为天津《新民意报》编辑副刊,组织绿波社,提倡新文学。从1930年起他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戏曲研究和传人的培养方面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民国时他勤于笔耕,在文坛交游很广,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亲历亲闻的宝贵资料。
比如,赵景深的《海上集》1946年由北新书局李小峰(也是他的大舅子)出版,其中除了一些自传性短文——回忆自己在芜湖小学、南开中学、天津棉业专门学校读书,在大学教学,以及学习昆曲的经历——和短篇游记,主要评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了解的中国文人、文字。书中提到的旧识包括郑振铎、徐志摩、田汉、周贻白、吴梅、欧阳予倩、老舍、钟敬文、冯沅君、朱湘、苏雪林、巴金、丰子恺等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更难得的是,篇幅虽短小,字字真切,没有官样文章。
他盛赞“像火一样热烈”、“像火一样光明”,致力于中西合璧、创立新话剧的“全才”欧阳予倩。对于只有一面之交,但幽默洒落的供稿人老舍,他也不厌其烦地将两人的编读往来、文字游戏一一记下。研究民间故事的同好钟敬文在他笔下是个喜欢修饰,头发总梳得很光,“爱作出漂亮举止”的文雅人。冯沅君的丈夫陆侃如在他眼里则是个身材细瘦的“江南公子”。
可能正因为赵景深和同时代文人交往的经历,他的文艺评论常包括后人无法获得的第一手印象资料。如,他评论丰子恺在文中将童真和成年人的隔膜相对照及对一切生物关爱时,也说到丰氏因受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影响,不但与佛学结缘,而且在行坐举止上也从随性温和变得法相庄严了。
赵景深说他自己有个毛病:常常被朋友影响,喜欢朋友喜欢的文艺样式和作品。这个倾向让他爱好广泛,但评论未必精当、深刻。评价巴金作品时,他承认自己“解释多于判断,艺术批评掩盖了思想批评”。但他对文学之美也自有独到的敏感。比如,评价苏雪林的遣词造句,他中肯地说她的文笔“不像志摩那样的浓,也不像冰心那样的淡”,但她好用“排偶”句式,“文辞美妙,色泽鲜丽”,还是偏向徐志摩的风格。
赵景深的文章读来更象描述印象的读后感小品而不是尖锐深刻的专家点评,但其中表现出的对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足以证明他忠厚诚恳的个性。赵景深也许不是个成功的文艺评论家,但他一定是个成功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