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写完了洋洋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功，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八年抗战结束后，汪伪政权“第一夫人”陈璧君被押解南京，后送往苏州监狱服刑，1949年4月苏州解放，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直到1959年去世。在狱中，陈璧君刚开始表现顽固恶劣，态度狂妄蛮横，但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和管教干部的感化下，她最终一步步醒悟、悔罪，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政府由敌对仇视逐步转化为由衷地感激。
受到人道待遇，竟说“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
八年抗战拉开了胜利的帷幕，头目纷纷落网，陈璧君在羊城被捕后被押解南京。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罪对她提起公诉，4月16日开庭审讯，22日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汪精卫与陈璧君
年轻时代的汪精卫与陈璧君
随后，陈璧君被送往苏州第三监狱服刑。
然而陈璧君拒不认罪，口口声声称蒋介石公报私仇罚她坐牢终身，故而虽身在囹圄，仍凶悍如前，稍有不如意，便作河东狮吼，大吵大闹。狱方既恨她，又怕她，却又毫无办法。
怒能伤身。陈璧君一次又一次大发肝火，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天长日久的恶性循环，使老病加重，新病引发，常卧床不起。
国共大决战胜败分明，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精锐丧尽，解放大军饮马江北，南京政府风鹤频惊，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逼“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2月4日，行政院作出“应变”举措，决议迁都广州，并对关押的作了如下规定:凡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处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
其时，达官贵人的心思只在身家性命安全上，个个忙着撤退家眷财产，哪里顾得上转移？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其中一支直扑苏州。苏州解放的当日，监狱即被接管，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5月27日，大上海解放，市政府大力改造接管的提篮桥监狱的狱政设施。相比之下，提篮桥监狱的条件较之苏州的好得多，军管会于是决定，把陈璧君这个特殊的犯人从苏州移解上海，以利改造、养病。
7月1日，陈璧君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的管教干部，接过苏州来人移交的犯人档案袋一看，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汪伪“第一夫人”就在眼前，不禁脱口而出:“你就是陈璧君？！”
“对，我叫陈璧君。”陈璧君一向认为，共产党强调斗争，六亲不认，担心遭惩罚甚至被一枪崩了，所以不敢像在国民党监狱里那样摆“第一夫人”的架子，但从口气到神态还是“不卑不亢”。
“跟我来。”管教干部提起她的行李，领着她去了牢房，又帮她铺好床，和颜悦色叮嘱了有关事项，临走时说了声“再见”。
“共产党的看守倒蛮客气的，这是什么意思？”陈璧君倒有点拿不准，自言自语:“想软化我？还先礼后兵？”
上海的初夏连日西南风，气压偏低，陈璧君浑身不适，早先骑马时摔坏的老伤又隐隐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干部闻讯后，忙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她患有多种疾病。
考虑到陈璧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年老体弱有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陈璧君要求每天用5热水瓶开水，也予以满足。
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中的条件日差一日，陈璧君连饭都吃不饱，生了病也无人过问，而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人道待遇，这是陈璧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她忍不住偷偷对同室的女犯说:“这里条件比苏州时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还给我做了全面体格检查，而在那边整整三年从未检查过。我反共大半辈子，却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实是始料未及。”
她讲这番话，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好感，且听她后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随之洋洋得意，大讲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与蒋介石唱对头戏一斗再斗......
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声言“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
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关押自己，于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亲，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除非不给我们吃穿。”
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里面，大家要有准备，我是不怕，大不了上断头台。”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
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二三年，无期徒刑减为20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则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管教干部例行公事，叫陈璧君写书面交代，也总是推说头晕或胸闷或手臂酸麻不写。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干部再次约见陈璧君，郑重其事地说:“请你系统地写一份检讨。这是领导上统一布置的，每个在押犯人一定要写，一个不漏。”
“啊呀，我一直身体有病，又事隔那么多年，哪里记得起来？就免了吧。”
“这次一定不许推托。”管教干部的话斩钉截铁，“还有，必须把所有罪行如实交代清楚，不得隐瞒。”
陈璧君眼睛一翻:“我有什么罪行？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在管教干部的再三劝说催促下，陈璧君终于动笔了。
至8月间，陈璧君写完了洋洋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其中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捐助家财，谋刺清廷军政大员、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协助孙中山重组政府及改组国民党等。
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有事叮嘱，她也不予理睬，还向新进来的犯人“介绍”:“这是骂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们要当心。”
精诚所至开始转变，但还要“考验”管教干部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时，陈璧君感到胸闷气急，目眩头昏，不能动弹，同室的女犯忙去报告。
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检查发现心律不齐，血压偏高，忙针药并施抢救。脱离险境后，留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两个星期过后，方才出院回监。
时不过月余，陈璧君又因血压高加内痔出血住进医院，先平稳血压，后做切除手术。这一住，住了近7个月。
陈璧君的两次住院，都是那个“骂人看守”抬她去的，为她忙前忙后办理了住院手续，直至把她安排到病床上；又是那个“骂人看守”，每天将她订阅的《解放日报》，准时转病房交到她的手里；还是那个“骂人看守”，常俯身病榻前，询问病情，关心备至。陈璧君的“铁石心肠”有所感动了，对“骂人看守”的态度变了，见面时尊称“先生”，说声“您好”。当然，这一改变，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另有所图。陈璧君出院后约半月，管教干部探望她时，她恭恭敬敬递上一张纸:“先生，这是我今天上午赶写的思想汇报，请查收。我还有个申请，先口头提出，行吗？”
“说吧，只要提得合情合理，是可以考虑的。”管教干部的话可进可退。
“蒋介石事事皆坏，失尽民心，所以挫败倒台龟缩去了台湾。你说我的观点对不对？”
说是提申请，却讲了蒋介石。管教干部一时不明陈璧君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能虚与应付道:“蒋介石祸国殃民，做尽坏事，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先生您说得对透了，蒋贼坏事做绝，我是恨透了他！”陈璧君按自己的设计转了一个弯，终于话入正题，“我是反蒋的，自孙总理逝世后，我就发现他是个野心家，事事反对他。他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利用手中权力，判我无期徒刑，意在使我受尽漫长折磨，活得难过，又不得好死，这是对我最惨最差最难熬的刑罚，蒋贼的用心是再恶毒不过的了。所以我郑重要求，人民政府的法院对我复审，去除蒋贼强加于我的罪名。”
管教干部恍然大悟，出言谨慎:“你的要求可以提，至于能不能复审改判，得由司法机关审定。”
“不管怎么说，我要求实现我的要求。”陈璧君理直气壮，“我是反蒋的，你们共产党也是反蒋的，算是同志，就不能像蒋贼一样对待我。”
她称自己反对蒋介石并非谎言，称蒋介石公报私仇有她的道理，实质在于以反蒋为托词，为自己开脱罪责。其复审改判的企图自然难以得逞，于是满腹牢骚:“我是蒋介石的死敌，是蒋介石的犯人，共产党是为蒋介石代押我的。”
尽管陈璧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然抱有敌意，狱方还是坚持对她耐心教育，热诚改造，时时事事感化她。
1954年1月，陈璧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11月，第四次进医院做颈淋巴腺炎切除手术。虽然医院相当紧张，狱方还是尽力医治，不计价钱，该用的药一定给用，还给她增加营养，包括供应牛奶、鱼肝油等。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管教干部治了陈璧君的身病，更治了她的心病，请看狱方对她的鉴定:自入狱以来，该犯一贯表现顽固恶劣，把政府对其宽大当作应有的享受，1954年后有些转变。
虽说陈璧君对共产党的敌意开始改变，但她的秉性与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复杂矛盾的心理。
冬日将至，陈璧君翻出一件棉衣补了起来，连放风半小时也未出去散步。新来的女管教以为她病了，赶来囚室探看。
“哎哟！”陈璧君一声惊叫，“手指刺破了，出血了！”
女管教忙掏出手帕为她揩血止血:“怎么样，我去拿红药水。”
“不用了。”陈璧君自怨自艾起来，“唉，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针线活。”
“我来给你补。”女管教飞针走线，一会儿就补好了。
“真不好意思，非常之感谢。”陈璧君似猛然想起了什么，“同志，我这算不算剥削呀？”
“这叫相互帮助，不算剥削。”女管教诚恳地说，“下次我教你，学几次就会了。”
此事并非偶然，而是陈璧君对管教干部的“考验”，看他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是否真心诚意对待自己。她还要“考验”平时很少接触的管教干部。
轮到女监洗澡了，陈璧君跨进浴室才走几步，一个趔趄滑坐在地上。
“跌痛了没有？”女管教快步过来，弯腰搀扶。
陈璧君哼哼不止，身体只是往下沉，另两个女管教见状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力，才将她抱坐在长椅上。事后，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暴露内心:“我被扶起来后，心里很高兴，原来她们确是用尽了力气拉我的，当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因为她们是几乎把我抱起来的。”
心服口服检讨感谢，还要求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狱方思想教育与人道待遇相结合的改造政策，开始让陈璧君从心底里佩服了。她不只服从管教，对过去一向拒绝承认的罪行，也开始有所认识，当然并不彻底。她曾多次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检讨、感谢及对共产党的赞扬，现摘录几段于后:
——我在医院生活后，他们给了我耐心照料。通过他们的教育，了解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开设有史以来真正人道主义的监狱医院；也使我了解到人民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因为工作人员品质优良的缘故。
——我的错误的主导思想和罪恶的根源是:自私、急躁，不认识自己身份，不反省自己是一个犯了重罪、危害人民的犯人。我以后在三个月内一定逐步改正清除自己的上述万恶主导思想的根源。
——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监狱的人道主义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一个。我很对不起人民政府，以后我把时间放在反省过去，了解现在，瞻望将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争取能参加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陈璧君自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说是为“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她还学习毛泽东著作，且非常之刻苦。请看其1955年7月在谈自己历史和思想变化的交待材料里写的:
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录下来，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另有一件事，倒是管教干部始料未及的，也可说明陈璧君“努力改造自己”的愿望。
那是一天中午开饭时，陈璧君刚端起饭碗，见管教干部经过，便喊住说:“我已写了报告，申请去农场参加劳动，为什么不见批下来？”
1954年以后，为使犯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狱方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的还送去了苏北的劳改农场。第二年秋天，陈璧君递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到苏北去，内中的几句话可谓慷慨激昂:我不能通过劳动便不能改造，便于机会再为人民服务和回归革命营垒。
狱方因陈璧君患有多种疾病，又年事已高，未考虑她的要求。管教干部当下转达狱领导的意见，说:“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按照医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知难而上，古有明训。别人能干的，我为什么不能？你们不让我去我就绝食，饿死算了！”她言出行随，果真搁下饭碗。
“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希望你理解这一点，配合我们的工作。”管教干部一点也不动气，悉心开导。
说了一阵，饭菜已凉了，管教干部端去伙房，热好后重新端到她手上:“快吃吧，把身体养得健康了，壮实了，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陈璧君被感动了，破颜为笑:“我就怕你们和颜温良地讲道理，看来你们的确是为了爱护我的身体。”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
一个多月中，院方先后为她做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4次输氧，7次重病情报告。
百药罔效，群医束手，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陈璧君自知回天无力，对管教干部说:“告诉医生，不要再为我浪费针药了，你们已尽到责任了，感谢你们。”
5月19日，她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从中可见党和政府对这个特殊人物的改造效果:
诸儿同阅:
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进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别念，因你等远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延至6月17日，陈璧君医治无效去世。由于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方亲戚收敛火化，骨灰后送往香港。
发表于 2009-4-14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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