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水上

yeyeshengge

济慈（Keats）曾经悲叹他的诗句是写在水上的，随风而逝，永不留痕。当然，他是浪漫主义诗人，难免做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文字。不过他对语言到底能有什么实际效果的困惑，是很多和语言打交道的人都常常会感受到的。特别是在日新月异，发展迅猛的现代社会，“批判的武器”往往不敌“武器的批判”，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精神的重视。

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之一，曾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叫《话语能做什么？》（What Can Words Do？）。他对语言的功效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觉得，话语可分两种：normative和performative，前者描绘事物，比方说，树，花，男人，女人；后者则在行动上见效，比方说教堂里结婚时新郎新娘说的：“我会”（“I will”），因为这些话语实际上有法律，伦理，文化，或其它普遍被大家接受的风俗习惯那样的约束性。其实，描绘性和使令性的语言密不可分，有些看似描绘性的字句实际上也是有使令的效果的。比如，说到“男人”和“女人”，那就是包涵着深刻历史传统和文化意蕴的使令了。

无论语言有没有用，我只知道它能带给我别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欢乐。我从小爱看书，现在的工作又和书本结下不解之缘。最近看到一本描绘书本的力量的小说真是惊喜。这本书名为《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作者 Mary Ann Shaffer 和 Annie Barrows是姑母和侄女的关系。全书由各种信件组成，写的是二战结束不久，一位英国女作家因为书本结识了一群英属根西岛（Guernsey）的岛民。为深入了解他们在战争中的生活，她前去采访。结果对当地风土人情一见倾心，最后落户当地。

根西岛位于英吉利海峡中，曾被德军占领。那里的居民经历过许多战争带来的生离死别的惨剧：空袭，饥饿，德军的逮捕。他们的无线电被没收，岛外的报纸被取缔，书本也难到手，几乎就是被迫与世隔绝。可是他们居然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就叫“根西岛文学和土豆皮馅饼协会”。起因是因为他们有一晚违反德军的规定，偷偷在一起吃了一顿烤猪肉。德军征集当地所有的猪牛羊鸡等副食品，为他们的驻军提供食物，所以不准居民私自宰杀。他们吃得太高兴，其中一人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放声高歌，结果被巡逻的德军拦住。为了说明他们违反宵禁的原因，岛民编出一个借口：他们的文学社团刚开完会，在一起欣赏诗歌。从此以后，他们真的组成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过两周就在一起分享各人最近读过的书。起初这是为了蒙混过关，以免被德军以“扰乱治安”“图谋不轨”的罪名送进集中营。可是到了后来，每月两次的聚会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帮助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黑暗，最绝望的时期。至于书名中为何有“土豆皮馅饼”，是因为某会员坚持一定要有点心助兴。可是那时面粉，奶油，白糖都是紧缺物资，所以他们想办法用用土豆做馅心，土豆皮做外皮，用红甜菜（beet）添色添味，做成馅饼聊以自慰。

这本书最感人之处在于这个文学俱乐部的会员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渔民和农民，平时很少接触书本。在那样的苦难中，他们却能找到一本独特的，似乎是专门对他们言说的书本：诗歌，散文，烹调书，历史等等，并且通过阅读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流得到慰籍，这真是太可贵了。当然，作者能通过信件的方式写出各种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独有的语调（tone）和叙述方式，功力也颇不凡。这本书让我对文字的力量，对“批判的武器”又产生了信心。也许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人，不需要对自己的文字是否能不朽耿耿于怀。写在水上也好，写在风中也罢，只要书本能在世界的一个角落，在最短的一点时间，给某个人带来一星快乐，那也就够了。这也算是我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