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八一八所谓“文革中身亡的大师”（二）：老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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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彭丽芳提供原始素材《网文：文革中身亡的147位大师》：http://www.chineseonboard.com/forum/thread-287222-1-1.html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彭丽芳 发表于 2016-4-26 23:29

老舍的死因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作者傅光明: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等。译有《古韵》《现代中国与西方》等。

老舍（原名舒舍春，笔名舒舍予）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他创作的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话剧《茶馆》《龙须沟》有点年纪的人都耳熟能详。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享年67岁。他的死是自杀还是失误，是抗争还是自我归宿。谁是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有那些因素造成了老舍的自杀。这些本该很容易搞清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普遍的叙述为，1966年8月23日，时任北京市文联革委会主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批斗。由于老舍不慎“回手打了红卫兵”，遭到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第二天的８月２４日，发现老舍死于太平湖中。

老舍８月２３日被批斗是事实。

证明老舍８月２３日被批斗的的人很多，包括在现场的：时任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浩然、马联玉、同时被批斗的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被怀疑迫害老舍的组织者候文正、参予批斗的北京女八中学生、在现场的文化人杨沫、肖军、草明、管桦、马希桂、柯光、周述曾等。

谁组织了这场批斗。

时任北京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浩然和作家杨沫等在后来的访谈中认为是候文正打电话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北京女八中的女学生张阿涛等三人证明候文正曾指挥她们在文庙烧戏装，斗老舍。但候文正否认。

候文正是1966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当时在文联，现仍担任山西省政协委员、文史委副主任。

有人揭发文联大门上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出自候文正之手。

侯文正的理由一是证明候文正与此事有关的三个证人自己不认识，二是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山西省委办公厅为此的调查结论。审查结论认为““8.23”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这个证据有多大说服力值得研究。

参加批斗老舍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对于参加批斗的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当时“校文革领导小组”，正是红色贵族控制的学校组织。而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八中《忍无可忍》战斗小组，是嚣张一时的“联动”主要成员。后来一位参加批斗老舍的红卫兵头头在２００１年说：“打老舍的是个老初三的学生。我没让打老舍，我只让打了萧军”，“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当时没考虑到会出人命什么的。”老舍自杀之日，正是保皇派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之时，也就是后来的“八月红色恐怖”。

批斗老舍的过程。

有人认为候文正找女八中来文联是帮助镇压萧军，而老舍那天正好在院子里（老舍因病好久不来文联上班）。

红卫兵开始只是推搡，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后来就用车把包括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拉到孔庙批斗。

对于老舍在孔庙被批斗挨打的情况，有以下几人的陈述。

端木蕻良（作家）：“我们被拉到孔庙，老舍跟我一起。当时要破‘四旧’，红卫兵们把戏装、头盔、盔甲、刀枪剑戟，都点上火，让我们趴在四边。”

　　葛献挺（北京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 “老舍的脑袋打破了，坐在那儿，血往下流。”

王松声（北京市曲协主席）：到了孔庙以后，“文联、文化局的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打跪着的这些人。”

后来，浩然派车把受伤的老舍拉了回来。回到文联后，又被红卫兵包围。在红卫兵给老舍摘牌子时，“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是老舍“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由于红卫兵高喊老舍打人，矛盾开始激化。作为革委会副主任的浩然为了保护老舍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浩然通知了派出所，西长安街派出来派车把老舍接走。晚上浩然和另一位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把老舍接了回来。同时跟老舍谈话，提出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第二天早上8：00到文联来解决问题。

这一过程有以下几人陈述：

杨沫（作家）：我们中有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他抿着嘴唇，双目圆睁，用嘶哑的声音驳斥这位作家：‘没有�犖颐挥心霉�美金�牎�”

　　林斤澜（作家）：“老舍被斗时是站在花坛上，高出一截。草明揭发他还蹬上花坛，说他拿稿子卖美金。”听了这话，老舍把一直低着的头抬了起来，说：“我不但卖了美金，还卖了英镑，那是解放前。但那时我就靠这个吃饭。”

　　草明（（作家，全国妇联执委）：“开始时红卫兵没有打老舍。我说过一句，就是‘他还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外国人’。就说这么一句。”

　　马连玉（革委会副主任）：要给他挂牌子，老舍把牌子抢过来，然后一扔。他站在高处，那个女孩子比他矮一点，就打到她了。下面整个就乱了……文联的人就赶快把老舍从门口架进办公室里。”

　　马希桂（考古学家）：“作家草明站出来揭发老舍，说他把《宝船》的版权卖给了美国，意思是老舍卖国……老舍不服气，举起牌子说，我不是牛鬼蛇神。牌子正好碰到这个女红卫兵的脑袋。红卫兵就说，你有意打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

柯兴（北京文联编辑）：老舍打了红卫兵以后，立刻激起群愤。“台下的群众要往上拥。我一看不好，赶快喊口号：打倒老舍�犂仙岽蚝煳辣�是不是反革命﹖是。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专政好不好﹖好。当时一喊口号，大家都举起胳膊，无法揪老舍。我趁机把老舍架到文联附近的派出所。”

管桦（作家）：“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管桦另外还提到，浩然还以同样的方式，意在保护骆宾基和端木蕻良。

老舍是怎样死的。

自杀说。老舍是因为不堪摧残和侮辱而自杀。这种说法社会包括家人都认同。

他杀说。有人认为当时保皇派红卫兵什么都能干出来，而老舍是紧跟运动的著名人物，杀他可以震慑其它文化人。这种说法认同的人很少。

失足落水说。理由是老舍死前出门还带着毛泽东诗词，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研学，不幸因身体原因失足落水。这种说法被家人和主流媒体所不承认。

谁打捞起老舍的尸体。

后来有三个人声称第一个打捞起老舍的尸体

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讲当时担任片警，早上6点左右接到报警电话，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６点４０左右到场后，和值班看渔的韩文元一起划船捞了上来。上岸后发现老舍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老舍夫人胡青到后，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样子。

　　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２００２年６月讲，自己总记得是8月23日，后来人们都说是８月２４日。大概七点多钟，值班员说太平湖死人了。他和一个叫葛林的一起去，找渔船捞了上来。没捞上来之前，一个特型演员说是老舍。胡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

易历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２００１年说，确信无疑是２４号发现老舍的。大约是6点50，一共是三个人捞的，一个是柳和居的掌柜，另一个是铜厂李棋王，第三个是唐浩澜。捞上来后就离开了现场，知道是老舍是当天九点钟唐浩澜告诉的。

　　显然，三个人在不同时间里捞出三个老舍。

老舍为什么选择死亡。

巴金（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季羡林（北京大学终身教授）认为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他的死是殉道和有气节的表现。

　　钱理群（人文学家）认为认为老舍的死带有偶然性。他不是要以死抗争什么，是自己跨不过这道槛。

严家炎（北京大学讲师）认为老舍投湖，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死亡是一种解脱。

冰心（中国文联副主席）认为老舍这个人脾气很硬，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受不了一点委屈。

老舍的死有没有其它因素。

由于浩然在采访中提出老舍被批斗的当晚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胡絜青（画家），态度很不好，提出没办法去接。后来通知老舍自杀的消息时，胡絜青反应很冷淡，说了句“死了就死了呗”的话。因此招致老舍儿子舒乙的攻击。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馆馆长）认为浩然在说谎，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理由是老舍２４号没回来时，他还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报告。舒乙认为浩然作为革委会副主任，对老舍之死应当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不应当指责家属麻木。他能宽容草明对父亲的揭发批判，却不能原谅浩然。认为浩然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

问题的提出。

第一是谁主导了批斗老舍？目前候文正不认账，女八中革委会没有人站出来承认。好像老舍的被批斗是凭空产生的。

第二是批斗过程中那些人动了手？参加批斗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应当知道。可直到后来也没有人指名道姓的说出任何人。

第四是批斗时那些文化人参加了揭发批判？目前知道的只有草明，其它人呢？

第五是谁通知的派出所？这个应当有记录。

第六是当天谁把老舍拉回了家？有说是老舍的儿子，也有说是其夫人。老舍与夫人的不和及与赵清阁（著名女作家和画家，一生未婚，与老舍交好）的婚外恋在老舍的命运中占有多大份量也值得研究。在老舍死的问题上，他的家人该承担多大责任？

第七是老舍当天是准备好自杀还是去闲逛？既然头天被打得动弹不得，第二天怎么可能走十几里路到太平湖？

第八是老舍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是失足落水？

第九是谁发现了老舍的死亡？谁捞起了尸体，老舍死后身上和周围都有什么物品？

第十是老舍在文革中究竟是积极分子还是“黑七类”，他的死该记在保皇的红卫兵身上还是中央文革头上。

没有真相就没有答案。

有人说历史是无情的最高审判长，然而没有事实真相的审判又有多少公平和公正可言。在老舍死亡的问题上，他的作品及声望尚在其次，搞清事实真相才能作出判断。

就象著名文化人不是因为反江青而是因为奸污妇女坐牢一样，文革中许多诸如金山、赵丹、小白如霜、严风英等文革被批判都不单纯是因为政治因素一样，这些被群众公开批斗的人物都是另有原因。

老舍之死也是这样，如此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直到现在还是各说各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而没有身临其境的公众只能一次次被动接受他们的谎言，从而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想象来臆断历史，从而使历史真相更远离事实。

老舍的问题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包括当事人的见证，大多也渗透了人性的弱点。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老舍的死归结到四人帮和林彪或者造反派身上，然而当历史告诉人们，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形成，林彪刚刚从大连回来，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的天下时，该做何解释呢？

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们只知道一个有思想和文化价值的老舍死了。对于他是怎样死的或者说是为什么死去，很可能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因为没有真相。


认同很少的老舍之死他杀说详细版：“有人认为当时保皇派红卫兵什么都能干出来，而老舍是紧跟运动的著名人物，杀他可以震慑其它文化人。”：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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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侧面支持他杀说的证据：

谁打死了校长：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8.5事件”综述  ：文 | 冯敬兰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卞仲耘遇害时的遗体照片

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读，1965年9月，通过中考她们进入女附中。平时表现不突出，成绩一般，也没有特别的才能。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

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给医院作保的老师学生名单，为李松文老师所写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


“八五”事件当事人卞仲耘家属的表态

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王晶垚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这个细节证明了戚本禹的说法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而王晶垚的这个声明实在让人细思恐极。

如果““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为真，那么“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完全是在收买证人，消灭罪证。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这些人逃脱法律惩罚是不是一种“弃卒保车”的必然呢？不得而知。

shee9

江青所谓的四人帮其实就一背黑锅的
什么错都往他们身上推就没有错。

十年动乱连老毛自己都知道错了，但是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回头的。所谓的中央也不敢动，只能等老毛死了再动手。这十年中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老毛。再往上走那自然灾害三年就更是个大谎言。那几年里死了多少人！？

塞北西南月如霜

任何时候，敢动手杀人之类的没有点后台怎么敢啊，历史就是这么个小姑娘，有时候当事人自己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