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交不起补课费自杀 教育局自查后称系无偿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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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

催命的补课费

交不起补课费，不堪老师再三催讨，安徽两名小学生选择了服毒自杀。这起未遂的自杀事件，让教师强制有偿补课的潜规则染上了血色。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走进教室。

对安徽省阜南县第二小学(以下简称：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们来说，12月1日这个星期四的下午，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班主任郝老师正按照课程表，给他们上语文课。而明天，被教育局停课一个多月的姜老师，将准时出现在教室，教他们数学课。

唯一有些细微变化的是，姜老师回来了，但他们的两个同学———因补课费而服毒自杀未遂的周周和平平，已经转学到别处，再也不会走进这间教室。

自杀起因老师催要补课费

“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

一个多月前，10月24日下午放学后，就在这间教室里，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女生平平和周周，当着其他两个同学的面，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所幸抢救及时，并没有生命之虞。

喝农药之前，12岁的周周在黑板上写下了上述遗言。

据周周的父亲周家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导致他女儿喝农药的直接原因，是姜老师不断地催要补课费。当天下午上数学课时，姜老师又当着全班同学，问周周600元补课费什么时候交。

“老师的话语和眼神让我感觉到特别难堪。”事后，伤心的周周告诉父亲。

在新学期开学后，周周参加了姜老师在外面开办的补习班。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新学期报名时，姜老师两次以孩子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不让报名。直到参加了她的补习班，第三次才报上名。”事后，周家亮才从老婆嘴里知道这一情况。

因家庭条件差，周周补课的事情，周周的母亲一直没有跟丈夫说。她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老师能对孩子好一点，照顾一些，“就把补课费当送礼吧”。

临近期中考试，老师开始收补课费，平常就有些怕父亲的周周，不知道怎么向父亲开口说这件事。

10月24日这天，姜老师第三次追讨补课费，周周觉得很没面子，说不想活了，立即得到了好朋友平平的响应。

在平平这个13岁女孩的眼中，自己心情不好都是因姜老师造成的。姜老师爱在同学面前点名骂人，甚至拉到门外罚站，发怒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可怕”。

事发前，平平告诉过父亲王峰，姜老师一直对她不好，动不动就找茬儿，以作业没做好为由，挖苦奚落她。

最让两个孩子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座位一直被安排在后面，“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

平平事后告诉父亲，她曾被语文老师从教室后面的角落里调到中间位置，但因为没上姜老师的补课班，马上就被姜老师调回原来的座位。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了两次，中间才相隔几节课。

这件事，让王峰一想起来就心痛。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造成两个女孩心里堵得慌，压抑得“不想活了”，决定以死抗争。

因为补课费以死抗争，这并非第一起。同样的一幕，七年前在山西早已经上演。

2004年3月22日下午放学时，山西省大荔县高明镇中心小学班主任张小红，让学生第二天早上交英语补课费。

第二天，大部分学生都按要求交了10元补课费和1元电影费。学生苗苗没有交。放学时，张老师再次提到交钱的事，并声称再不交钱就不要来上学。

苗苗因未拿到规定应交的钱，害怕上课时让老师撵出去丢人，便在家中喝下“久效磷”农药。幸亏母亲发现及时，经医院抢救，终于死里逃生。

相对于这两起事件中的三位小学女生，河北省阳原县西关小学10岁的小男孩壮壮，却没有这么侥幸。

就在周周和平平服毒自杀的前一天，壮壮因为骑自行车去老师家补课，半路上和一辆三轮车相撞，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无偿补课”结论滑稽

“姜老师没有向学生宣布收补课费，也没有说不收补课费。”

这句来自于阜南县教育局11月14日《调查报告》中的话，也是目前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最后结论。

阜南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朱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发当天，他代表教育局给阜南二小作出了三点指示：姜老师停课接受调查；学校垫付服毒学生住院费；为两个孩子请心理老师进行疏导。

事发后，家长对老师收费补课问题进行了投诉。在把两个女孩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之后的10多天内，教育局抽调监察室和安全办人员组成调查组，连续进行了两次调查。

11月7日，因安徽当地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涉及到补课费，引起了阜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有了第三次调查。

据调查，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成绩整体偏差，因考虑明年要上初中，应部分家长的要求，开学时姜老师便给全班98名学生家长都打了要求补课的电话。

自9月15日开始，到事发10月24日停办，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姜老师与班主任郝老师在阜南二小附近的粮油四部租房子，组织本班20多名学生，每周二至周五下午4：40到6：50进行补课。周三周五由姜老师补数学，周二周四由郝老师补语文。

补课是否属于有偿补课的问题，调查组未查实。

当这个调查结论一公布，其公正性立即遭到了两位学生家长的质疑。

首先是调查组人员的结构问题。虽然前后成立了三个调查组，进行了三次调查，但除了最后一次有一位县政府督查室领导参加外，整个调查组没有纪委和监察局等第三方人员参与，基本上都是教育局干部关起门来自查，等于老子查儿子，无公正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