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汇报》2010年9月20日第11版，作者：伍隼，原题：《郁达夫<毁家诗纪>的背后》

郁达夫1940年3月与王映霞离异之后，曾在新加坡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绝，读来哀怨凄切：

月缺花残太不情，

富春江上暗愁生。

如非燕垒来蛇鼠，

忍作投荒万里行？

郁达夫没有明言逼得他抛离故垒、远走南洋的“蛇鼠”是谁。从前一年他发表于香港《大风》旬刊、一度惊动文坛的《毁家诗纪》看，插足他与王映霞之间的应是许绍棣。但令人费解的是，论官位，许不过是浙江省的一个厅长，远非什么封疆大吏，纵有省党部为之撑腰，也不可能有呼风唤雨、权倾朝野的能量。以郁达夫的盛名，何至于仅仅因为许绍棣的作难，就弄得在神州大地无处容身，最后不得不挈妇将雏，间关万里，甚至在到达新加坡不久，又吟唱出“投荒大似屈原游……新营生圹在星洲”的绝命之词呢？

老诗人汪静之在1993年8月撰写了《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一文（1998年8月在泰国《亚洲日报》发表），以知情人的身份，在海内外第一次公开了戴笠与此事的关系。我们这才知道，入侵郁达夫故垒的，除了许绍棣老爷，还有更危险、更可怖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面对这么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神恶煞，郁达夫的怨愤，郁达夫的“有家归未得”的一唱三叹，郁达夫的万里投荒和自营生圹，就不再是不可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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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的《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主要追忆了1938年春夏之交他一家避难武昌时，王映霞想堕胎，暗中求他帮忙之事。其时郁达夫一家也在武昌，王映霞与汪静之之妻符竹因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常相过从。一天，王映霞写信向汪静之夫妇求助，说自己有了身孕，战争时期逃难起来行动不便，决心堕胎。但医院规定：妇女堕胎一定要男方同来。王说达夫现正随前线慰问团在外地劳军，要好久以后才能回家，胎儿大了打起来不方便，她要求竹因姐把男人“借我一借”，即恳请诗人汪静之陪她去医院，权充“代理丈夫”。王还说：“静之是最忠诚老实的，达夫最信任他；如果请别的男人陪我去，达夫会起疑心的。”汪静之夫妇同意了。当时并未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过了好久汪静之访郁，郁未回武昌，却见到郁的长子阳春（即郁飞）一脸愁容，说：“昨晚姆妈没有回来。”汪静之向王映霞的母亲探问，王母也不知究竟，只说“是一部小汽车接走的”。翌日汪静之再去郁家，见到了王映霞。言谈间王提及戴笠家花园洋房如何漂亮，室内陈设如何富丽堂皇……汪静之这才知道前一天晚上王映霞的去处，对她要自己充当“代理丈夫”、暗中堕胎的秘密也若有所悟。汪静之知道戴笠是何等人物，他不敢将实情向达夫和盘托出，怕达夫情绪失控，招来杀身之祸。1946年汪静之返沪，从钱青（汪妻符竹因和王映霞的同学）处得知，王映霞与郁达夫离异之后，回到重庆，又组建了新家庭，戴笠助其新丈夫找到一份差事，上海光复之后也还得到过戴笠的帮助。钱青说：“戴笠和王映霞有来往，外人不知道，我和叶雅棣、叶雅珍同学知道。”

汪静之是一个处事谨慎的入，半个世纪以来，他对于此事始终未吐一字。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殒命之后，他本可以出来说话，但想到王映霞还在，决定继续保持缄默。直到妻子符竹因和她的同学钱青等相继逝世，汪静之也到了垂暮之年，他想到天地间知道这一秘密的可能仅有自己一人，如果再不开口，郁、王之间的恩怨是非，就永无真相大白之一日了。为了给老友郁达夫鸣冤，也给历史一个交代，他决定揭密。老诗人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依然心有余悸，文章写完之后，他在落款处写道：“蛀书虫写于乌有之乡”。最后经过考虑，才又加了一条补注：“‘蛀书虫’是汪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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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郁达夫生前是否知道王、戴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戴笠这位不速之客的一次次来访以及他在王映霞前面别有用心的表现，郁是早就心存戒备的。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是近年问世的郁达夫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3月版。以下简称《罗传》），它首先将戴笠纳入考察视野，因而在众多郁达夫传记中显出了独特之处。他细心爬梳，从郁达夫《闽游日记》中发现，1936年郁氏入闽之初，一面对留在杭州的王映霞思念良殷，“如在初恋时期”，一面当王映霞提出要来福州相会时，却一再劝阻。从这年的2月27日起，郁达夫在一周之内接连给王发信，发电报，“止住她来”。3月5日发出电报之后，不放心，“半夜不睡”，甚至“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3月6日再发一电报，“止住霞来”。《罗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戴笠在福州。”这里我不妨为《罗传》再补上一笔。3月6日夜10时郁达夫从外面宴饮归来，接到王映霞回电，说不来了，他即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从这短短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因为这一回王映霞能够避离戴笠的网罟，郁达夫激动到什么程度；“重负”二字，正说明了事情的分量。王映霞是在一年之后才来福州的，这时候戴笠已经离闽远去了。

《罗传》认为汪静之知道之事，别人也可能知道。“郁达夫可能从别人嘴里知道，也可能从儿子和王母那里间接了解到，更可能凭‘丈夫’的直觉了解到。”这一揣测不是没有道理的。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公开发表《毁家诗纪》，其中有郁在福州王天君殿求得的签诗：“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也有《贺新郎》词：“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这些诗词明明白白昭告天下，他家门多故：燕垒来了蛇鼠，斑鸠窃占凤巢。郁达夫还在诗注中多次点了许绍棣的名，怒斥他奸淫了自己的妻子；并且要求《大风》旬刊总编辑陆丹林以郁的名义将刊登《诗纪》的刊物分寄蒋介石、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党国要人。《罗传》认为，郁达夫这样做，“明在击许绍棣，暗在警告戴笠”，是“利用舆论的强大压力，给国民党政府施压，让蒋介石管一管他手下的官员。”这是颇有识见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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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远走南洋不是偶然的。他知道戴笠的蛇蝎之心，自己倘不去此危邦，终将家无宁日。1938年9月初旬他写《风雨下沅湘遥望汨罗》诗，诗题原有“拟去南洋”等字样，说明这时候他已有意远离故土了。9月28日他一日之内在福建建阳、建瓯车站和南平江上三次给王映霞发信，每一次都录下自己在途中吟成的七绝：“此身自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事，为侬和顺抚诸儿。”再次表达了出走的决心。这首诗公开发表时，末句“和顺”二字改为“清白”，透出难言之隐。这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诚告白。

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之后，很快投身于抗日活动。他主编《星洲日报》副刊，一面继续保持与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联系，广邀内地名作家撰稿，一面注意扶植当地的新生力量。他在《星洲日报》副刊上刊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中国的新四军》，并且加了编者按语；他甚至与经历过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的成仿吾取得联系，向成约来文稿。他领衔发表过《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要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日军在马来亚登陆，他又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号召华侨向日本法西斯展开无情的斗争。在担任星华文艺界战时工作团团长期间，他更是终日奔走呼号，宣传鼓动，一度声音喑哑。他还多次为内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募集捐款，并且集资捐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有人作过统计，郁达夫寓居新加坡期间，写下的诗文达四百多篇，其中在代理《星洲日报》主笔时写下的许多宣传抗日的社论，更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郁达夫于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1940年3月1日即与王映霞协议离婚。他的许多诗文，是在“异国飘零妻又去”的情况下写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我们不难想见他心头的不堪承受之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1月新加坡就告急了。郁达夫托人将爱子郁飞送回国内，自己则留了下来。名画家刘海粟准备回国时，曾邀郁同行，郁说：“我肩负抗战工作，不到最后关头不走！”决心坚守阵地。后来新加坡陷于敌手，达夫不得不向苏门答腊转移。他改名易姓，开始蓄须，学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流亡期间，他一度吃番薯叶，喝腐叶水，贩盐卖酱，度日维艰。后来他到达西部高原小镇巴爷公务，以商人身份潜伏下来，不料日本宪兵发现他精通日语，迫令他去武吉丁宜宪兵分队任通译。他身陷虎穴，处境凶险，但面对强虏，斗志未衰。他在逆境中一次次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抗日分子、印尼群众和华侨，也掩护了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秘密活动。郁达夫在流亡途中写过“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的诗句。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战斗誓言。八个月后，他以患肺病为由，艰难地从虎口脱险而出。他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办酒厂，办农场，“留取吴钩拼大敌”，进行曲曲折折的斗争。

郁达夫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1945年8月15日他从侨长口中获悉日本政府已宣布投降，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正当他和朋友们筹备热烈庆祝胜利的时候，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日本宪兵队知道郁达夫是他们罪行的见证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8月29日夜，他们将达夫诱骗出来，暗杀于丹戎革岱的荒野之上。达夫到南洋后哀吟的“新营生圹在星洲”一诗，不料竟成谶语。一代才人，就这样从人间消失了。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也是郁达夫殉难65周年。我们在缅怀这位爱国诗人的时候，不禁要问：在郁达夫死难事件中，除了元凶日本宪兵，戴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郁达夫“别有戴天仇恨在”，他立誓要“先逐寇，后驱雉”，可惜他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郁达夫死得太悲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