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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人文] 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打印本页]

作者: 彭丽芳    时间: 2017-1-9 23:42     标题: 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by 邢小群

  今年5月25日,作家杨绛以104岁高龄与世长辞。她的散文《干校六记》再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五七干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页伤心史。1980年中共通过了否定文革的决议,次年杨绛的《干校六记》面世。此书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采取“哀而不怨”的笔调,回顾干校生活的六个片段。这样述说,是代表了更高的美学境界,还是一种聪明的文化选择?争议从杨绛生前一直持续到生后。

  有意思的是,就在杨绛驾鹤西去之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名字相近的书:《干校札记》,讲述的是同一所干校的故事。作者徐方和杨绛不是一代人,今年62岁,当时随母亲张纯音来到这所干校,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这本书与《干校六记》互为补充,可以让人感受到干校生活的更多侧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们用“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形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文学所的钱钟书、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骆耕漠、巫宝三、顾准。然而,文革中他们从北京下放到位于河南息县农村的五七干校后,不但由龙变成了虫,甚至还不如泥淖里的一条虫。在徐方笔下,语言所卖饭票的吕叔湘,文学所斜挎大帆布包天天取邮件的钱钟书,喂猪喂出了境界的何其芳,搓麻绳的俞平伯,仅仅点到为止,重点是她熟悉的几位名贤:

  陆志韦,司徒雷登之后的燕京大学校长。他曾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他严词拒绝去台湾。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新政府。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京,他是与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同到机场迎接的著名人士。他没想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到了学部语言所后,一事无成。下干校时已经76岁,昏倒在养猪场,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才被送回北京,不久便黯然辞世。

  关淑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夫人。她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原来学计量经济学,熟知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回国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用不上了。关淑庄在哈佛读书时,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哈佛经济系多年纪录,被授予金钥匙奖。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到经济所访问,见到关淑庄。翻译过来帮忙,钱纳里笑说:“我跟她之间还需要翻译吗?”原来,他和关淑庄是同班同学。

  孙世铮,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同住一室。杨振宁因与岳父杜聿铭的关系不能回国。孙世铮回国到了经济所,领导认为他学的计量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他业务荒废。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有美国人问他:“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杨振宁说:“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这让我想到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一个留学英美天才的物理学家,肃反时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右时又打成大右派。晚年改正后一张纸计算出洲际导弹头回仓的时间数据。钱学森说,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有问题,不用做实验了。束星北离世前曾嘱托将他的遗体留给青岛医学院解剖。他说自己70多岁的头脑如同二三十岁一样灵敏,可提供医学研究。他病故时,遗体被医院遗忘在一边,没人理喻他的鞠躬尽瘁,半年之后,尸体已经腐烂,被草率埋于医学院操场之下。

  学部的那些硕学鸿儒,被徐方还原为活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有带光环的一面,也有常人的侧面。作者不受浓烈的政治概念趋使,也不受精英文化标签束缚。我们看到,陈瑞铭义不容辞帮张纯音割麦子;张纯音不避嫌疑对顾准等人帮助和关照;所谓“五一六分子”,被迫咬起别人,睁眼瞎说,当面对质,滔滔不绝;有人真诚忏悔,声泪俱下;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拼尽一年多血汗盖起的土坯房,一个迁移令下来,全部丢弃,被当地农民哄抢而光。

  顾准的思想家地位已得到举世公认。顾准最佩服的巫宝三知道的人却不多。巫宝三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柏拉克、熊彼德等,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差点当了右派,从此不谈经济思想。顾准知道他一直跟踪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并从他这里了解到西方前沿的经济学著作。

  顾准被打成右派以后,儿女们将他视为恶人,拒绝来往。张纯音和顾准是经济所同事,她对顾准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徐方乳名)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儿女面前,两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已,怎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顾准听了,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

  我的父亲,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文革中被打成中统特务,因为他的原名与监狱中服刑的一个国民党人同名。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他的历史,他也没有张纯音的觉悟。即便如此,我们家姊妹兄弟,没有一个表示要和他划清界线,都尽力保护他的安危。因为,我们从他言行中看不出“反动”,我们相信他的政治立场和品质;感性的认知让我们觉得那么多五花八门的帽子带在熟悉的长辈头上有多么滑稽!顾准因为1950年代就挨整,两次被打成右派,对孩子的教育确实如履薄冰。但我仍在想,文革后期,一些长辈的解释和劝说,父亲为见到他们又违心地签字认错,他们为何仍拒不相见,是什么成见能抵得住这骨肉的亲情呢?深入掘进,或许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顾准病重时想和子女见面而不得,是徐方给他写来一信:“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让顾准临终前获得莫大的宽慰。

  张纯音有如此高的识见并非偶然。其父张耀翔早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1920年回国创办了心理学学科,是最早将西方现代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先驱。其母程俊英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庐隐并称“五四四公子”,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张纯音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文化涵养的积淀,决定了她对世事伦理的观察与判断。

  某些时候,深厚的学养也未必让人明智。孙家琇的故事就是一例。我父母50年代初,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就听过孙家琇讲莎士比亚戏剧。听说她讲课非常精彩,呼声很高。然而张纯音让徐方向她讨教文学,她推荐的作品竟然是《艳阳天》。

  对于徐方的书,不论是吴敬琏的序,还是赵人伟的跋,都强调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回忆干校生活,因而肯定此书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错。但并非所有少年视角观察成人世界的回忆文章都能让读者产生兴趣。而徐方的书之所以产生独特的味道,恐怕与她少年时代和顾准的交往,顾准观察褒贬人间世象百态的犀利风格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她对笔下人物的选择和捕捉,眼光可称犀利,甚至可以说有点“毒”。平庸的讲述,廉价的赞美,她是看不上眼的。这样全书就有了入木三分的味道。

  徐方的直言不讳,和杨绛的温柔恬淡形成强烈反差,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可谓相映成趣。
作者: xxxs    时间: 2017-1-10 09:54

顾准被打成右派以后,儿女们将他视为恶人,拒绝来往。张纯音和顾准是经济所同事,她对顾准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徐方乳名)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儿女面前,两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已,怎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顾准听了,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
彭丽芳 发表于 2017-1-9 23:42


笑喷。顾准真真太可怜,死了还被徐方压榨各种价值。且不谈他和张纯音的“交往”到底有几分成色,张纯音都被下放干校了,得有多大心跟一个刚懂事的小女孩子详谈自己的政治观点?这碗超越时空的“鸡汤"灌下去,顾准没被呛死也是命大啊。
作者: xxxs    时间: 2017-1-10 10:36

本帖最后由 xxxs 于 2017-1-10 10:39 编辑
这让我想到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一个留学英美天才的物理学家,肃反时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右时又打成大右派。晚年改正后一张纸计算出洲际导弹头回仓的时间数据。钱学森说,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有问题,不用做实验了。束星北离世前曾嘱托将他的遗体留给青岛医学院解剖。他说自己70多岁的头脑如同二三十岁一样灵敏,可提供医学研究。他病故时,遗体被医院遗忘在一边,没人理喻他的鞠躬尽瘁,半年之后,尸体已经腐烂,被草率埋于医学院操场之下。
彭丽芳 发表于 2017-1-9 23:42


想当初种植蘑菇的时候可是整个团队都在打算盘啊,来回反复交叉演算。且不谈钱学森敢不敢这么儿戏的对待数据,这段文字明显对洲际导弹的研究工程毫无概念,要么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土鳖报告文学作家,要么是现代的港台青年段子手。
作者: 彭丽芳    时间: 2017-2-25 23:54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怀念顾准伯伯

                ·徐 方·

  最近,收到友人寄来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了多半本,最后竟泪如雨下!《日记》中的一些片断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心里有种冲动,要把这些事讲述出来。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是笔者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母亲生前的回忆。

一、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一九六二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六二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人不备,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69年底,经济所下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72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把林彪事件一股脑地道出。他说:“我对党内这些派系斗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过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我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宣布已无能为力。林里夫伯伯找了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可谓有病乱投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轿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轿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了他的老战友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对顾伯伯的认识、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早在“文革”前就能认识到顾准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二、干校生活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15岁。

  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学部各个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为五连,经济所是七连。学部有十几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还有家属,一下子都开下去不行,得派个“先遣部队”打前站。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吧。于是我们就这样先行了一步。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里面用粗木头搭成类似脚手架的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大统铺。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窗,东西两扇大木门上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暗,白天大门总是敞开着。当地没有电,晚上以马灯照明。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顾伯伯。我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地干活。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正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埃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在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的严重性。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正负数和一元一次方程。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在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着:“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顾看了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顾在干校期间,对当时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很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也绝不落井下石。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记下点儿什么,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必然写些官样文章。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保护自己,要随时准备日记一旦被抄出,里面的话都能“摆到桌面上”。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尺度来解读当年写下的东西。另外,顾伯伯始终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以满腔热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生产建设,为每一点发展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都渗透在《息县日记》的字里行间。若认为这是在“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过于失之偏颇么?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里,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回京后的相处

  七二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顾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辩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象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在学术上很注意跟上时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景涛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宗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资料,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于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现象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时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景涛功不可没。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林青松、周叔莲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七三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那时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等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七十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顾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探亲一个月,看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谈不上计算机)。顾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是想做母亲那样的人。”他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正需要这样的人材。”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

  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单凭他解放后干的这些事,可以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顾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是年轻时的英才,晚年时的昏君。”接着他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跟着他闹革命的人当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他要是没有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那段时间,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他们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他住一座小洋楼。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他是个孝子,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今天,很多共产党干部腐化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帐。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有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他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四、诀别

  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工作。在此期间,常和顾伯伯通信。我在信中一如既往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回信对每个问题都悉心解答,并勉励我努力学习,日后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一天,接到母亲的信,我满心喜悦,可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内容:“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犹如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倒在床上嚎啕大哭。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伯伯这些年来历尽磨难、家破人亡,现在好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从事探索研究,把经过多年思考、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你却这样快就要夺去他的生命!

  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北京去看他,可是……万般无奈,只好给他写信。以下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片断: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信寄出后,我每天怀着焦急的心情默默祈祷:伯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明年春天全国文艺调演,到那时就能见到你了。可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十几天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顾伯伯于12月3日凌晨病故。

  顾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失去了一位极其难得的良师益友,为此痛心不已。

  屈指算来,从认识顾伯伯到他去世一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每一点一滴的进步,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七七年底,当我捧着“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时,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深知要是没有当年顾伯伯的指引,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伯伯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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