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共的历史没有一页是清白的，共的高官没有一个人的手上未沾染过鲜血。

谁是那个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呢？没有投名状，何以上梁山？在党内要获得高层的信任，必需“歃血为盟”――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别人的血。以中共两名遭到罢黜却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总书记为例，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良心”的胡耀邦，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头脑”的赵紫阳，他们同样不能免于血污。尽管我们肯定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他们试图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坚持真理舍弃权力的勇气，但我们不能为他们遮掩那些负面的历史。赵紫阳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卖力地执行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农民悲惨地死于饥荒之中；而胡耀邦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将他们塑造成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圣人。

陈永发在《延安的阴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邦如何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的。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当时，领导军委会直属机关整风审干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对毛负责；在康生之下，由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处理具体事务。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具体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对康生几乎惟命是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超过了康生的要求，到了运动后期，康生甚至让他放缓运动的节奏。

胡耀邦推动二局的整风运动，思维缜密，步步为营，显示出娴熟的党务才干。首先，他从二局中已经被捕的四个“特务”入手，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此次大会上便有十几个人，因为脸色不时泛红或泛白，而遭到积极分子的检举，他们立即变成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

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个小单位有一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成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特别是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如何审讯和调查，便要求他们边干边学，特意挑选出五十三名干部，让他们旁听老手的谈话和审讯，然后再亲自去实施。经过半年的实践，他从中挑选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个残酷无情的、“特务中的特务”群体建立起来了。

那么，如何让那些“坏人”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呢？胡耀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导二局的干部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如此这般，事先认定的“特务”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自我坦白了。

当群众的热情掀起来之后，检举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局收到了十万多字的检举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由于中共需要吴伯萧出来担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给这个所谓的“反共分子”恢复了名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胡耀邦手头的那些检举资料，大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是，他并不考虑材料在真假，便根据这些材料拟定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面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一旦进入黑名单，此人的政治生命便告终结了。

由此，“二局经验”得以成为整风期间的“四大经验”之一，被康生推广到其他部门；由此，胡耀邦本人获得了毛泽东和康生的青睐，中共建政之后得以跻身为最年轻的省部级大员。其实，胡耀邦在二局的做法，不过是整个延安的一个缩影；而为期不长的延安整风，亦是整个中共历史的缩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治罪，营造一种渗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邻为壑”的恐怖气氛；比如以党代法，践踏法治原则，实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动群众暴力，以群众暴力而不以国家机器来消灭异己等等，经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中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绞肉机，延安整风中通过帮助毛整人而扶摇直上的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脱与被他们整过的人一样的厄运。对此，陈永发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胡耀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一些办法而言，胡耀邦本人也会发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譬如在证据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头上钉上钉子，然后发动所谓革命群众来批判和检讨，以便发现问题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怀疑分子不断写自我检查，然后研究其内容，从中寻找破绽，再加以追问。”胡耀邦经历了漫长的、粗暴的批斗之后，幸存了下来，并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泽东钦定的大案要案也给予平反。

近年来，人们对于共党内的一批开明派元老有一种所谓“两头真”的概括，即他们早年为求民主参与中共革命，晚年为争自由成为中共的异见者，中间一段虽然走了歧路，但两头都是真诚的。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谢韬，他们对自己大概都有几分这样的评价。学者傅国涌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四十三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论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是，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远李慎之，对早年延安道路的选择仍然不无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像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李慎之说“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这是一种让人遗憾的历史局限，我们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呢？难道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吗？在我看来，与其说李慎之们是“两头真”，不如说是“一头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归真”。当年，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实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当然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无论是文革、反右，还是延安整风、苏区肃反，我们需要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和身上流过鲜血的人都站出来诉说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历史才能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