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驻华大使是“分量重、要求高”的职位，但在中日关系冷淡时代，此职几乎成了烫手山芋。最近十年来，日本"知华派"渐渐被排挤到政坛主流之外，知华人员渐少，声音日渐微弱。如今的日本政坛人士更多的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要求加强日中关系，但遇到重大问题便没有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维系中日感情的纽带发生了变化，完全的亲西方思潮直接导致日本对中国感情冷淡。 加拿大 51网

中日关系起起伏伏，80年代“蜜月期”已经过去。 无忧资讯

知华派1.0一代：多亲历战争心存罪感，情感认知接近中国

日本长期从事日中关系研究的高野教授曾这样定义“知华派”：“一般是指在外务省、经济产业省、财务省等政府部门及属下研究机构的涉华人员，以及大学和民间企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或对华事务的人员。” 另外，在日本，媒体将在外务省会说中文和选择进修中文的职员集团称为“China School（中国学院派）”，此概念也逐渐成了亲中派的代名词。一名曾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的资深外交官亦坦言，若将研究中国问题及从事日中交流合作的人都称为“知华派”，这样的人在日本很多，但现在真正懂得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并了解普通中国人想法的“中国通”并不多。

二战后到中日建交：对华友好派多属于“反省友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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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日本政界并无真正的“亲华派”，而应称为“知华派”。但战后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却并非这样，那时日本着实出现了一大批对华友好派，而且多属于“反省友好派”。他们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其中不乏从中国回国的难民和战犯。他们反省战争，坚定地致力于中日友好，是在情感认知方面最亲近中国的群体，他们中间诞生出多位最初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挖井人”、“老朋友”，包括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

那个时代，主要的情感就是对中国犯过错误，感到非常愧疚

1972年，中日建交的情景。身为日本传媒界最著名的“中国通”、“知华派”秋冈家荣这样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主要的情感就是我们过去对中国犯过错误，感到非常愧疚。”日本老一辈“知华派”要么经历过战争，有过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的经历，对战争怀有深刻的负罪感，对中国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要么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高瞻远瞩，能够从长远的大局看待中日关系，有担当有政治抱负。

“知华派”2.0一代：敢拿性命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代 加国无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政坛所谓“知华派”为中国所熟知。1972年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从他之后，历届首相和外相以及后藤田正晴、加藤纮一、野中广务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动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

政界高层有勇气有担当，知华派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关系磕磕绊绊，成为常态70年代，中日建交之前，两国的隔阂较深。政治家想在想在任期内和中国恢复邦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田中角荣没有惧怕，所以他就促成了中日邦交。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算是最有影响力的“知华派”人士。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尊重，混杂着日本侵华带来的赎罪意识，使田中角荣和后来的大平正芳首相等日本政界高层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顶着一些国会议员“国贼”的骂声，田中角荣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现在没有人敢拿自己的性命打赌了。日本渐渐成为一个小的国家了，正在小国化，这让人很无奈。

对华友好态度从田中角荣延续到小渊惠三、野中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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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家族将中日友好传递了下去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一直到80年代，中日关系势头良好，可以说是处于“蜜月期”。中国政府在1984年邀请了日本3000名青少年访华，成为“人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中日建交后大约20年里，“以对美关系为主，同时也大力发展对华关系”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从田中角荣以来的历届首相和外相以及后藤田正晴、加藤纮一、野中广务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动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对华友好的态度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直至小渊惠三、野中广务。日本研究专家冯昭奎曾把自民党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划分为5大派系，其中，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这条线一直表现出重视对华外交的积极姿态。 无忧资讯

“知华派”3.0一代：知华不亲华，着眼现实利益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政坛所谓“知华派”为中国所熟知。1972年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从他之后，历届首相和外相以及后藤田正晴、加藤纮一、野中广务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动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 无忧 资讯 info.51.CA

1993年自民党分裂知华派影响力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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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钓鱼岛(专题|博客)争端让两国陷入低谷时至1993年，自民党分裂，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败，其后，社会党节节败退而沦为小党（已改称“社民党”），导致在野的“知华派”政治家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自民党内部重视对华外交的两条线：“池田勇人—大平正芳”线和“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线都因为各种原因日渐失势，“知华派”力量大为削弱。 “了解中国的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政治家登场，这些人基本都是三四十岁，在日本经济较好的时期，前去欧美国家留学，受到的都是西方的影响。大约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知华派’被边缘化了。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经济萧条，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也浮出水面。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日本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华情绪。” info.51.ca

新一代知华派从实际利益出发，知华成捞取资本的工具 加国华人网上家园 - 5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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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羽的接任者“难产”随着大平正芳、河野洋平等老一辈“知华派”的逝世和淡出政坛，日本现如今的“知华派”人士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凤毛麟角”了。及至1990年代后期，日本政界的亲美、反华、亲台、排外等倾向合流而成对华强硬氛围，对原先的对华政策形成冲击。在这一氛围下，一些外交姿态温和或主张重视对华关系的政治家，如野中广务、加藤纮一、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等人，相继失去了政治影响力。现今日本的“知华派”，应该说很大一部分是从维护国家长远或政府现时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和道义”出发从事对华友好。 info.51.ca 无忧资讯

知华派的尴尬与无奈：人员老去青黄不接，处于边缘地带

日本“知华派”处境尴尬，被有色眼镜看待，饱受排挤其实“知华派”在日本的处境一直是很尴尬的。日本媒体始终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知华派”， 日本《周刊新潮》痛骂日本驻华使馆原新闻发言人井出敬二为“卖国奴”的言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实际上，就连形容外务省内“知华派”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一词本身，最初就是日本媒体为戏谑“知华派”而生造的词。外务省中国-蒙古课的一位官员曾无奈地对笔者表示，“现在在日本官僚群体中，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有可能得到重用，但如果表现出一点点的‘亲华’倾向，就会立刻受到排挤”。

“知华”成政客捞取政治资本工具，关键问题毫不犹豫“反中” 对当前的“知华派”而言，所谓的“知华”更多地成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工具。通过同中国方面保持“沟通渠道”，借此拓展和增大作为政党派系和个人的政治资本才是目的，在事关国家利益层面的问题上，就连极少数的“亲华派”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中”，“知华派”就更不必说了。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和日本步入停滞，日本国内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浮现，日本政界亲美、亲台、排华等倾向正逐步合流，对华态度趋向强硬。

“知华派”权力有限无决定权，敏感时期稍有不慎就会丢官 有人说日本外务省的“知华派”并不“亲华”，此属当然。因为一国的大使首先要为本国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去亲近对方，很多人在维护日本利益上的立场十分坚定。然而，正因为彻底“爱国”且“知彼知己”， 宫本雄二等“中国学派”出身者们才能够顶住国内的一些压力，更客观地认识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大局。但这些“中国学派”官僚门的权力有限，只有政策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况且在中日关系困难的敏感时期，稍有不慎，就会被国内的右翼保守势力指责为对华软弱甚至卖国，横遭“夺权和打压”之灾，甚至丢官。

知华亲华人才越来越少，专业人才从事日中交流时代已结束 日本在变，专门从事日中交流的人才已经越来越少了。2005年，最先主张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国会议员高村正彦，现在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委员长；日本财界最大的英美派代表人物小林阳太郎，现在是日中21世纪委员会的首席代表。前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离去后也标志着：在日本，一个专业人才从事日中政治经济交流的时代已经结束。2008年时，日本的国会议员里只有六七人能说中文。被公认是日本驻华大使培养地的外务省中国课的课长秋叶刚男就是一位不懂中文的对华事务外交官。

知华派被边缘化声音微弱，大时代在变维系中日感情纽带不复存在 “最近十年来，日本"知华派"渐渐被排挤到政坛主流之外，声音也日渐微弱，如自民党的加藤弘一，民主党的海江田万里等人。如今的日本政坛人士更多的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要求加强日中关系，但遇到重大问题便没有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和老一辈"知华派"相比，如今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国站在边缘化共同战线上的人不复存在，维系中日感情的纽带发生了变化，完全的亲西方思潮直接导致日本对中国感情冷淡。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地位的崛起也使日本感到威胁，日本主流社会的焦虑感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