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亿万财产争夺战：他们的一场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单手按

鹤龄：他们的一场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放的节目是《亿万家产争夺战》。节目里的几位主人公为爷爷遗下的亿万家产打了一场官司。尽管原告人并没有达到预定的诉求，然而，上天却在冥冥之中，让他们的这场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他们的爷爷叫傅增湘，曾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大总统顾问，同时又是一位收藏家。生前收藏的古玩，古书等数以万件计。其价值，据主持人介绍，“价值连城”一词面对着它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傅增湘膝下有两个儿子。他去世以后，依照旧俗，家事便由大儿子接管了。二儿不久亦去世，遗下年幼的儿子傅延年和女儿傅玉年便由伯父抚养。姐弟二人的堂兄也就是伯父之子叫傅熹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定居深圳的傅玉年，一日闲暇无事，翻看一本关于古玉收藏的画册，发现上面有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形钩。很像爷爷生前佩带过的饰物。于是便特别留意有关玉器收藏和交易方面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又在另一本书上查到了玉龙钩的图片和拍卖情况：此玉拍卖出253万元的高价，卖主正是堂兄傅熹年。书上并注明　傅熹年　先生家就藏有两件。傅玉年同时还查到了另一件宝玉狩首虫身坠。也是堂兄傅熹年卖出的，卖价高达132万元。由此，她才意识到，爷爷留下的宝物可能还有很多在堂兄的手里。　　
　
原来，傅玉年在上世纪60年代即离开北京老家。文化革命期间，听说红卫兵抄了爷爷的家，把宝物都抄走了。后来虽听说政府发还了一些家藏，但都被红卫兵砸坏了。所以 一直没有把这事再放在心上。现在看来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因此，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爷爷留下的500万元家产。500万元是法院立案的最低标准。因为傅玉年不知道爷爷留下的家产究竟值多少，所以就取了这个最低数。　　

谁知随着官司的进展，其爷爷的遗产超出了他们也超出了听众的想象，其价值无法计算！从法院调取的返还清单上显示：　　

　 　
1971年政府即开始逐步返还。至1985年返还完毕。共计返还：　　

17885件24箱13捆1匣，其中古玉即有近千件！　　

　 　
因为查抄时他们的伯父即傅熹年的父亲还在世，登记造册的物主是傅熹年父亲的名字。返还时傅熹年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返还的全部财物便都被傅熹年接收了。　　

　 　
当着在京的傅延年（傅玉年的亲哥）向傅熹年问及返还之事时，问他手里到底还有没有爷爷留下的宝物，傅熹年斩钉截铁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好的东西都砸了，毁了，返还的都是些破烂，不值钱。”　　

傅延年等人对他的话信已为真，在收到傅熹年分给的几件不太值钱的东西以后，也就不再过问了。　　

　 　
就这样，傅熹年独吞家产的行为，便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红卫兵砸烂宝物的“暴行”。若不是苍天有眼，让傅玉年在偶然之中看到了那个“玉龙钩”而引发了这场官司，红卫兵的这个“暴行”便永无雪清之日而必将遗“臭”万年了。　　
　 　

作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收藏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傅熹年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角色，从他嘴里说出的“文革那么乱”和“红卫兵的砸毁宝物”，都是用来替他的独吞家产行为替背的。为了达到他独吞家产的目的，他竟然编织出了这种十分迷惑人的谎言，让文革和红卫兵替他背了几十年黑锅！　　
　

类似的情况还有多少？这是一个无法说清的事。即此一宗，一传十，十传百，数以万件计的宝物被毁，红卫兵也就吃罪不起了。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砸毁”真相揭开以后的红卫兵形象吧：　　
　

他们，在没有政府权力的约束下，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处于“无主”状态下的财富，竟然可以做到公私分明、纤尘不染！这应该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罢。不信，今天再试试，行不行？　　

没有疑问，绝对不行！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这监那管”的国企转制过程中，造出了多少富翁！在“这监那管”的国库之内，养肥了多少官吏！　　
　

然而，在那个被视为“动乱”的“无监无管”的年代，傅家这一堆像金山一样的财富，却没有腐蚀掉一个红卫兵！即使是傅熹年编造谎言，他也只想到了红卫兵的“砸和毁”，却不会想到红卫兵的“贪和占”！

　 　
事实证明，他所说红卫兵的“砸和毁”也是一个谎言。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揭穿了这个谎言。

　延伸阅读：

收藏家傅增湘孙辈11人为祖产打官司近30年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章果冻





傅延年

　　傅增湘遗产分割案：断不清的家事

　　清末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傅增湘的孙辈11人，为分割祖产打了近30年官司，核心矛盾是“长孙傅熹年大量侵吞祖产”。因为涉及财产文物价值巨大，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析产纠纷案”。3次诉讼把关系疏远的傅家后辈短暂地联系起来，他们却不当这是重逢，“连战时同盟都不算”，他们的关系使本就复杂的案件更加难断。

　　记者◎陆晴

　　60年的恩怨

　　傅增湘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六名进士，清末民初北方最大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古书画文物的鉴定权威，民国时期任教育总长，故宫图书馆馆长。如果这些不够直观的话，换他晚辈对本刊的说法，是他创建了北京图书馆和北师大，他是胡适、刘半农、徐悲鸿、许广平等人的老师，和他往来交好的都是名流大家，或是在政界军界赫赫有名的“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

　　“五四”运动中傅增湘因力保蔡元培和被捕学生被罢官，之后拒绝从政，只做读书、收藏、作诗、会友、旅游这些陶冶性情和学问之事，并以先前投资之红利和润笔、题词收入经营全家生活。他的孙子傅嵩年向本刊回忆：“我爷爷喜欢旅游和作诗，每年夏秋季都会在我家园子里举行祭书会，与徐森玉、章士钊这些人，大家都把自己的好书拿出来一起交流。他还会在后海组织大家吃莲子、划船、吟诗作画。过生日的时候几百人来给他祝寿，请梅兰芳他们搭上台子唱几天戏，那就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时候。”

　　然而日常生活却远比不了作诗游玩这般怡情。傅增湘先后娶了4房太太，和二太太王夫人育有三子二女，后只存二子一女——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女儿傅传谟。大儿子傅忠谟自由恋爱，1932年又娶了地主兼小官僚出身的胡素荇，有三儿二女——傅熹年、傅焘年、傅万年、傅美年和傅燕年。三子由老爸做主娶了门当户对的状元郎家知书达理、琴棋书画精通的千金李如瑾，1949年3月，自小多病而先于父亲傅增湘病逝，遗下二男二女——傅嵩年、傅钰年、傅颀年和傅延年。傅增湘的女儿傅传谟有两个孩子——女儿李莲和儿子李治崇。

　　1918年，傅增湘花1.1万大洋买下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自东向西5、6、7号3套相连院落。“院子就跟《红楼梦》里似的，过一月亮门又是一大院子，一个挨一个，有山有水，后来中山公园很多名花是从院子里移走的，山石也是从院里搬走的，那些山石很多都是我爷爷从南方运来的。”傅延年回忆说。当时傅家园子里除了自家人，傅增湘的一些亲戚有时也来居住。家中还有看门的、打更的、厨师、保姆、佣人、花匠、养鱼的，最多时候50多人，都在这个大院里生活，全靠傅增湘一个人养着。一年生活费在1万到1.5万大洋。

　　如果把傅家这60年的家庭故事压缩到最简化的版本，会发现和那个时代许多豪门大家族关在门里的恩怨无异。

　　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个园子里，家庭矛盾皆由“大太太嫉恨三太太”而起。“因为出身，大娘嫉恨我母亲，一开始她盛气凌人，到我母亲嫁过来后，她心里非常不平衡，感觉很压抑。”傅延年向本刊回忆说，傅增湘经常被她闹得受不了出去躲清静，到他位于香山、颐和园、北海租的别墅里去校书。“后来傅熹年编造说1941年两个儿子吵架要分家，其实像我们家这样的大家族都不分家，爷爷上三代都没有，一个大家族在一起显得繁荣，跟《家》、《春》、《秋》、《京华烟云》里面一模一样，但是大家族必然存在这种矛盾。”

　　结果是三太太李如瑾被排挤得不得不提出离婚离开傅家，接着三少爷傅定谟先于老父病故，半年后一家之主撒手人寰。傅增湘去世后，傅家财产由长子傅忠谟掌管，实权在大媳妇手中，傅定谟的4个孩子跟着一起生活，“寄人篱下，过着佣人般的生活”，也就不难理解数年后两房孩子之间感情的冷漠和关系的疏远。但是即便是同一个爸妈的几个孩子之间也很淡漠，甚至多年不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依靠祖产，傅家仍过着殷实的生活，每月的开销能维持在7000块左右。傅忠谟的孩子是能吃到进口巧克力的，而傅定谟的孩子躲在学校拖到最后一刻才回家，学龄前的傅延年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挨揍和干活。

　　这样的日子过到1966年，除了傅熹年、傅焘年和傅延年，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离家上学工作，直到有一天傅忠谟的小儿子傅燕年为表示革命把“红卫兵”领来家里抄家，几万件文物被抄走，傅家所有财产都收归国家或被销毁，几个孩子从此天各一方，有的甚至再见面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打官司时甚至更晚了。

　　分割祖产的“八五协议”

　　1971年国家落实政策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1974年傅忠谟去世后，长孙傅熹年成为归还财产时傅家唯一一个同政府对接的人。　　1980年6月，傅熹年主动写信给在四川开采石油的傅嵩年，说“文革”抄家，所有文物都已被毁灭，祖父财产只剩房产一处和变卖祖父宋元版书籍的余款存折一份，共1.4万元，要求傅嵩年带着其他堂弟妹的全权委托书到北京与他商讨祖产分割。“因为是他主动联系的我，还觉得他挺有诚意。”傅嵩年说，8月17日，他们就这些财产签订了一份分割协议——由“两房”对发还的折价款进行均分，房屋待政策落实给价时再按此比例分配，不另协商。

　　签了协议后，傅延年开始怀疑国家返还的文物和财产并不像傅熹年信中所说的那么少。“别看我最小，我是他们几个中见过家里文物最多的。”傅延年向本刊记者回忆，铜器怕锈、字画怕潮，每年夏天150间文物储藏室都要通风，因为要陪大房的小儿子傅燕年玩，他才得以进到文物室。“夏天文物室最凉快，因为里边有铜器、玉器，我们进去藏猫猫，我能借着看见很多东西。比如有一个地方藏了很多兵器，我就躲在那儿用兵器挡着。玩累了我们躺在大铜鼓上休息，他睡着了我就起来在文物室里转悠，什么我都感兴趣。到1958年搬家到护国寺，我起码陪了他10多年，看了大量的东西。一个空的木雕里插了很多扇子，我随便抽出来一个就觉得特漂亮。玉都放在盒子里，有大有小，盒外面包着专门定做的像缎子似的包装，有绿色的有棕色的，打开一看相当精致，两箱子都是玉。还有古钱币、银元，专门放在一个大铁盒里。”

　　“因为我看了大量书、画、碑帖、古文玩，所以我跟傅熹年说，你蒙不了我，我不但都见过还能画出来。”确实，傅延年全凭儿时印象画出来的东西栩栩如生，下面标注着如“大根雕筒内有十余只祖父生前用的手杖”的字样。

　　1983年4月18日，傅延年等4人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傅熹年一房5人提起诉讼，要求对傅增湘所留遗产进行析产继承。“我起诉的初衷就是觉得不公，我是抱着最大的疑问而不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起诉的。他们几个老思想，都觉得给我爷爷丢人了，是我硬把他们绑在我的战船上。”根据傅延年对祖产的回忆，起诉书中要求分割的傅增湘遗产包括房产66间、藏书、文物、古玉、存款家具、古印章等10项。

　　在之后的两年，傅延年曾多次当着大家的面逼问傅熹年，祖父大批精品玉都哪儿去了。“到后来他有点发誓的意思，说真的没还回来。我追问说不可能一块没有吧，他说都毁了，只有三五十块破文玩，是他父亲在地摊上买的。后来2005年调出清单的时候，才得知当时他手里有近千块玉。”傅延年说他与傅熹年都属猴，从小了解他，知道他精明。但是大哥傅嵩年是石油人，比较老实，认为傅熹年是长兄，又有学问，这种出身不可能说谎，“他对我说，还是要信任他，根本没想到他会侵吞祖产”。

　　1985年1月30日前，傅熹年到法院说，傅家还有大批文物要归还，一中院研究后以该案标的不清无法分割为由，1月31日通知傅延年当场写下撤诉书，并“告诉我说，撤诉之后等东西都发完可以再重新上诉”。

　　50天后，傅熹年再次主持财产分割，三房共有7人参加，签订了日后被傅钰年称作“卖国条款”的“八五协议”。“傅熹年说祖父的东西自选，按三六九等分堆让人挑，他是文物专家，知道哪些值钱，唐朝的经纸，他4卷花不到15块钱买走了。”

　　傅延年向本刊介绍，“八五协议”一开头就写着傅熹年等7人，代表不在京的4人进行3次协商讨论，协议上明确写着：“对祖父遗产以外的属傅熹年为首一方的铜器、金银首饰、玉器及1974年前发还的古书的归属予以肯定，其他两方今后不再提出疑义……傅熹年为继承祖父学术，经协商同意，保留少量书籍、文物为本人所有，其他10人今后不再提出疑义。”“实际上这就是把他非法侵吞的财产合法化，就是要让你们这些人签协议承认是我的。”傅延年非常气愤。

　　“八五协议”标志“傅增湘的财产分割完毕”，相互只有亲戚关系，没有任何财产上的纠葛，包括他自己的4个弟妹。直到1990年上半年最后一次发还东西，傅熹年宣布遗产分割全部结束。

　　1985～1987年的两年诉讼保护期内，傅熹年没有任何动作，1987年后却接连出了几本书，包括傅增湘的题记，两本有关古玉的书，其中一本是以傅忠谟的名义在香港出版的《古玉精英》，里面有400多块家藏古玉的照片和拓片，这本书奠定了傅忠谟在古玉收藏和鉴定界的地位。而傅熹年本人也最大限度地享受了爷爷傅增湘带给他的好处，成了当今文博界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和中国书画作品的鉴定专家。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后来他陆续出的这些书中逐渐知道一些傅增湘财产的情况，但是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傅延年说，傅熹年整理祖父手稿和古籍出书的同时，开始拍卖和分割在1980年退还的1000块左右的玉器。1996年，有400多块精品以1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故宫，剩下的500多块分给了他兄妹5人。

　　“我二哥傅焘年比较忠厚老实，以前每次我回北京都还去他家吃饭，他们分了东西后就不让我进他们家门了，后来搬家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傅嵩年苦笑着说，当然这是直到2005年才反应过来的事情。

　　1个原告和8个被告

　　2004年，65岁的傅钰年偶然在女儿朋友送的一本有关拍卖的画册上看到了一块有“中华第一龙”之称的红山文化玉龙形钩，她心里纳闷：“这不是我爷爷书桌上摆的么？！”1996年11月15日，这块古玉在一次拍卖会上以253万元成交，创下当时国内古代玉器拍卖的最高纪录，同时拍卖的还有同为傅家家藏的兽首虫身坠，132万元。

　　此时定居在深圳的傅钰年已经几乎20多年没有和傅家人联系了，而20年前家里发生了分割祖产的事情，她也没有接到兄弟的一个电话。看到玉，她才打电话联系了傅延年，几个人通过找资料辨认，确定是家里那块玉。而这次沟通，也让傅钰年得知了上世纪80年代傅嵩年、傅延年与傅熹年兄妹签署的“协议书”，一气之下，傅钰年把除李氏姐弟的8个兄弟姐妹全部告上法庭。

　　“这家人就是有问题，无父母的孩子心理扭曲。”傅钰年的爱人凌景星作为她的全权代理人介入了这桩家事，确切地说，他直到2005年才明确知道了爱人的家事。“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平时根本不联系的，自小失去父母又寄人篱下的孩子内心多少会有一些扭曲，他们不愿意再提起家里这段往事，有关傅家的一切都成了他们心里不想揭的疤。傅钰年甚至患上了忧郁症，这样想来他们之间的不来往就容易理解了。”

　　凌景星告诉本刊，傅钰年是三房这4个人里最聪明的，“她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签订‘八五协议’的时候没有得到她的授权，协议不应该生效”。傅钰年认为，傅忠谟一房的子女特别是傅熹年隐瞒了包括大量古玉在内的巨额祖产，“八五协议”侵犯了她对祖父遗产的知情权和析产权，于是在2005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其他8位兄弟姐妹，要求对祖产依法分割。

　　一审过了4年，法院才做出判决：“八五协议”有效，并且案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驳回了傅钰年的诉讼请求。在此期间，傅嵩年、傅颀年和傅延年的被告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3人不服一审判决，一起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和傅钰年一起成为上诉人。　　傅钰年的代理人李尧告诉本刊记者：“傅熹年一方实际领取、保管了傅家全部‘文革’查抄退还财产，作为大家族的家长，傅熹年没有如实披露真实情况，恶意隐匿了大量共有财产。在此前提下，由傅熹年主导的‘八五协议’因欺诈行为应归于无效。”

　　“实际上是这次上诉才把那份财产清单调出来，一下子所有人都傻眼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东西。现在傅熹年拿出‘八五协议’，说你们都认可了这些是傅忠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失败的，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回顾这20年，你就明白了，傅熹年很精密地策划了全过程。”凌景星说。

　　傅钰年至今难以走出儿时的阴影，这场向“大量侵吞祖父财产”的长孙傅熹年发起的官司，他和傅延年是打得最坚决的。凌景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傅钰年后来提到过她8岁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傅熹年帮大妈一起打她母亲，她都上高中了傅熹年为了块烧饼，还追着她满院子打。“这些人养成了习惯，自己受的苦绝对不同兄弟姐妹互相交流，傅延年小时候每次挨打见了姐姐就是流眼泪，怎么都不说。童年的事情我老婆以前根本不提，她家里的事情大部分也都是我看了傅增湘日记才知道的。家里的事成了他们心里的阴影，谁都不愿意戳这个阴影，讲出来会痛。你想他们的爹娘最后一面都不让见，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想烧纸都没地儿烧。”

　　凌景星分析说：“其实这4个人都不是贪财的人，以前根本不关心家里有多少财产，本来也都各自生活互不联系。现在真的是气极了，再不想联系也得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傅延年更是用了“欺世盗名”来形容傅熹年用爷爷傅增湘的成就套在自己和他爸爸头上的光环，在他们看来，这已经不是分割祖产这么简单了，而是要给爷爷讨个公道。

　　祖父的财产

　　在采访中，傅嵩年几次向本刊记者展示傅增湘手写的傅家古训，表示祖父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子女为人。“我没想到这事儿最后把我爷爷扯进来了，这是让我最别扭的。有的人还拿我爷爷比和珅，实际上他的财产都是他几十年间以辛劳积累的。”

　　“他经常逛琉璃厂和隆福寺，1929年还曾专赴日本搜求中国古籍。从他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的收书范围在中国形成了一张大网，他听说某地有善本，不惜花重金求得，买不到也要借书来校。”数十年间，傅增湘的古书已有宋、金刊本150种，元刊本几十种，明清精刻本、名抄本、名校本就更多了。傅嵩年告诉本刊，郑振铎曾说过，在北京，因为有了傅增湘，他们根本没办法收书，那些古董店书店都愿意往他那里送书。“1934年底傅增湘割庄花费1.2万大洋辗转购得几百年都不曾被世人一睹真容的《周易正义》，之后大量复印示人。因此我判断1934年他的财产全部建立并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凌景星说。

　　“我祖父头脑开明，这一点完全不是老学究的形象，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实业家。他在为官时的工资每月有1000块大洋，而且当时很多政府官员都有投资的头脑，工资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股票、合作办厂，包括金矿、铁路、银行、纱厂、煤矿、电灯泡厂，北京自来水公司他是董事长。爷爷精力非常旺盛，很有开拓精神，在那个年代弄了那么多公司。用股票的盈利维持一家开销，单是开滦煤矿某一年的分红就有6000块大洋。”傅增湘还有很多经济来源，比如给人写墓志，包括袁世凯母亲的墓志。很多人求他写字，求的人太多就开始收取“润笔费”，这样最多一年收入达两万多大洋。

　　“傅熹年说玉是他爸爸的，他爸爸能有这个经济实力么？能够有实力、有地位、有资源收藏这些古文物的明摆着就只有我爷爷啊！”傅延年说。

　　傅钰年的代理人李尧向本刊介绍，在本案的一审审理期间，法院从西城区档案馆调取了当年落实政策发还的财物清单，从1971年11月29日西城区人民政府落实政策返还查抄财物到1989年8月3日返还完毕，46次共返还各类财务2.2万件，包括古籍1.2万多册，还有玉器、铜器、字画等，光物品清单就有300页。“这里面包括张大千的西园雅集图卷、启功画册、黄宾虹扇面，还有北魏至唐宋的拓片77张等等，保守估计这批文物价值至少10亿元。财产清单调出来后所有人都傻眼了，包括傅熹年的亲弟弟妹妹，大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傅延年对本刊记者说，“祖父的财产远远超过这些，现在留下的肯定是一小部分。”

　　“这是祖父几十年的积累，除了收来的，他每年过生日那些书画家都会送字画，张大千的、徐悲鸿的，张大千的画当年画展上标价就是120块大洋。他70大寿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还亲自令人送上古董花瓶祝寿。”傅延年说。

　　“爷爷到底留下多少财产只有傅熹年知情，他不说，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傅延年向本刊记者表示。为了破解这个谜，凌景星他们3人曾以1～2年的时间抱着返还的残缺不全的傅增湘日记的复印件逐字逐句研读。日记从1902到1935年共52本将近百万字，全部用古文记录，字又写得连，几个人看得腿都肿了，把财产、古书、书店、人名、他的活动、股票、字画、文物全部摘录统计了出来，但是发现永远也不可能还原傅增湘财产的原貌。“日记有的一整年地被抽去，有的是能看到字都被小刀刮掉了，而且1935年之后的全部找不到了，特别是几乎所有有关玉的记录都消失了。”他说。

　　傅延年他们确信，傅熹年为了隐瞒真相，毁掉了一切证明财产本不属于他父亲的证据。“傅熹年说爷爷的日记大部分毁于‘文革’，他把所有敏感的部分都烧了，可是明明还有关于溥仪的记载。而且他还说1169件古籍和文物都灭失了，1.2万件古籍或文物‘记不清楚’了，这怎么可能，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傅家的遗产案看似是家庭矛盾，实则有太多无法说清的历史遗留问题，法官打来电话建议调解，傅延年的爱人和傅嵩年商量说，赶紧把这个事情了结了吧，咱们现在过的是非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