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对于民族宗教问题放任管理 意图以经济发展与政策扶植方式 无疑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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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世界看意识形态政治的必要性
作者：殷之光 发布时间：2014-04-22 来源：经略网刊 字体： 大  |  中  |  小
我国长期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放任管理，一味地意图以经济发展与政策扶植方式，试图解决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问题，无疑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4/04/318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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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政治动荡与新冷战的全球危机  潘多拉之盒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4/04/318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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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新冷战的开始，不如将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政治动荡看做是新冷战时期政治的警钟。从19世纪开始，阿拉伯世界内部便出现了互相对抗的几种矛盾力量。首先，作为殖民知识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由一批受到良好欧洲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提出并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对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分裂力量，以及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对抗力量。前者作为一种世俗意识形态，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排他的“阿拉伯民族”想象。这种想象承认伊斯兰作为重要的阿拉伯共同体想象资源，代表了阿拉伯的传统及其特性。但是，伊斯兰传统并不能完全概括阿拉伯内部的宗教及文化多样性。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过分强调伊斯兰属性忽略了广泛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包括库尔德人、贝都因人、阿拉维人、科普特人、尼格罗人、摩尔人、柏柏尔人等复杂的宗教与民族传统。因此，这种共同体的想象以地理边界和为核心，创造了一个具有统一历史背景及文化习惯的阿拉伯民族想象，并淡化内部宗教及人种差异。以这种共同的阿拉伯身份，诸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了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的世俗国家。然而，这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一个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很快便呈现出了沙文主义的霸权色彩。随着1961年叙利亚退出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开始，这种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阿拉伯世界普遍主义政治也开始走向破裂。
　　相比之下，泛伊斯兰主义则是一种生命力更顽强的普遍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同样诞生于19世纪中叶。其基本政治想象来自于伊斯兰传统内部对于世界大同(Ummah)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伊斯兰保留着基督教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它既为穆斯林提供了一整套宇宙观，也提供了完整的道德律。这种道德律与穆斯林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并以教法(Shari’ia)的形式呈现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21世纪美国反恐战争背景下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政治的伊斯兰”(political Islam)与“非政治的伊斯兰”的对立。伊斯兰所提供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及世界大同理想本身，在今天看来，便是极其政治化的。在基督教改革之后产生的政教分离背景下的知识结构，并无法真正将伊斯兰的世界观囊括进其普世知识话语中去。至于“政治的伊斯兰”，则更体现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结构下，一次以国家利益及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对多样化的世界意识形态结构阐述的理论无力。
　　实际上，泛伊斯兰主义这一普遍主义理想试图打破传统的在欧洲内部形成的民族国家结构。其想象的基础，在于对伊斯兰的普遍认同。同时，泛伊斯兰主义意图以一种简单化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阐述，排除伊斯兰内部的多样性差异，并进一步达成世界大同的伊斯兰“圣战”(jihad)目标。虽然在伊斯兰内部，“圣战”的目标更多强调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与磨练。特别是在伊斯兰苏菲主义传统的阐释下，“圣战”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一个求智的过程，通过思想斗争及自我反省，达到意识的升华并最终达到“伊斯兰”的境界。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圣战”更多呈现出其针对“异教徒”压迫而进行的暴力反抗一面。而在这一背景下，原教旨化的瓦哈比主义，则显示出了更为有效的社会组织动员效率。其所推行的对于“圣战”的暴力运动诠释，则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支持。到了20世纪，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目标也开始包括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的世俗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在这一对抗过程中形成的一支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团体。
　　然而，这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发生的，具有普遍主义政治动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却被掩盖了。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对于冷战式的叙述集中在讨论美苏两强争霸格局下的世界政治。在这种框架下，发生于阿拉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斗争，都被简单地囊括在泛泛的“代理人战争”框架下。阿拉伯世界内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结构，则更被“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冲突”这一主线所掩盖。而也正是在这种框架下，以瓦哈比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沙特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才能被美国一度视为其中东地区抵抗苏联沙文主义霸权的重要伙伴。而相反，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反对霸权主义话语的政治活动，其历史与意识形态作用则基本被忽略。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资源，则更未得到系统的总结与反思。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接续了19世纪的殖民历史，并联系着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政治，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然而，这种分裂的状况，却一直被忽略。直至2001年，美国针对阿拉伯及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深远的地区开展的所谓“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这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局面才由于其战略价值，被重新讨论。这种讨论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一方面，这种冲突被重新描述为“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这个观念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被重新包装成为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世界大同梦想，而在这过程中，伊斯兰被脸谱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阻碍力量。另一方面，在战争的进程中，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广泛差异性被作为一个战略机会重新认识。
　　2003年，兰德公司受美国空军委托，对9/11之后的穆斯林世界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分析。分析报告指出，解决穆斯林恐怖主义的首要途径是“区别对待穆斯林内部各个派别，寻求与美国诉求基本一致的宗派，以求推进民主观念及稳定局面，并以此对抗极端主义及暴力组织。”报告提出，解决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方法，首要是应当加强地区经济建设，减少贫困人口。同时也需要联合伊斯兰内部的和平主义派别，帮助他们兴建讲经学校，培养宗教人才。虽然这一系列政策手段是对应极端主义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其切实效力却非常有限。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便在阿拉伯地区着力实行的军事霸权主义政策。
　　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便成功在海湾地区驻军，当时其倚靠的重要地区力量是君主制的沙特。此后，在小布什政府的军事策略下，其在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伊拉克所实行的“去复兴党化”战略使得一批在冷战时期树立起的阿拉伯世界世俗权威开始瓦解。这一行动，实际上为泛伊斯兰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直接触动了阿拉伯人19世纪以来的历史伤痕。无论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坚定地反对这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存在。这也就使得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战略丧失了基本的群众基础。而其对沙特王室的倚重，又触及了困扰阿拉伯世界已久的宗族主义冲突历史。因而，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反而更进一步促成了后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随后奥巴马时代美国全球政策的内卷化，则更打开了世界格局进一步分裂的潘多拉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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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一起向钱看导致国民精神真空. 国家主动放弃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权, 导致国家被泛伊斯兰主义分裂的危险. 没落的儒家学说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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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其影响深入到了中国内部，并打破了中国自革命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对于民族问题叙述的政治平衡。近20年来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论的盲目信任，也让中国共产党政权逐渐丧失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话语权。跨民族之间的认同政治需要一个具有普世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支持。同时，抵御中国内部民族分裂主义碎片化倾向，也需要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政治冲突及多种普世主义话语内部差异性的理解与利用。
    针对中国境内的穆斯林问题，一个首要的任务，应当是调动伊斯兰内部资源，抵御瓦哈比主义的全球影响。我国长期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放任管理，一味地意图以经济发展与政策扶植方式，试图解决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问题，无疑是徒劳无功的。相反，在这种唯发展论的实用主义政治逻辑下，国家主动放弃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权。以此在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中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真空，为瓦哈比主义这种具有国际主义色彩，且有良好群众组织结构的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机会。
　　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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