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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 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 青年妇女遭集体奸杀

本帖最后由 tianfangye 于 2015-4-26 15:53 编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d779f10102vj00.html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有一家9口人全部被杀。受道县杀人影响,零陵全地区(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和婴儿)。
这样的疯狂的行为只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是这里只是全国当时的缩影,当时的人也不过是借着各种虚假的噱头疯狂的暴露了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兽性而已,难道一个红宝书就能让他们放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吗?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残忍麻木到这个地步甚至丧失人性?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县城街道上,气氛紧张到极点,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的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一到黄昏,县城便成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在家,把门拴抵牢。屋子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因为担心流弹从天而降。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疯狂。道县的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结成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红联称革联为革匪,革联称红联为红老保。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新田县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稍晚,其杀人特点是声势浩大,开万人大会,现场杀人。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
零陵县的永州市,9月的几天内杀158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南山县共杀145人,该县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杀掉其中骨干,实际上全部都是假案。祁阳县周塘公社逼供出一个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进一步扩大战果,深挖出600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共杀218人。

东安县距道县较远,杀人风期间仅杀11人。可是8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审查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妇女,引发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141人,被迫自杀278人,致伤残1132人。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66天里,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被杀和被逼自杀4519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都不同程度地杀了人。包含道县在内,文革期间全地区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致残2146人。按阶级成分划分,死者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归纳为10种: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

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时,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100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道县屠杀大事纪300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6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半年之内,他们用多种方式向上级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中央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又踢回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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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神话》的几点说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栗!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本文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一个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县城--道县。


    道县位于潇水中游,南岭北麓,东接宁远县,南邻江华、江永县,西靠广西全州、灌阳县,北连双牌县,是为六县交通枢纽。如果坐飞机向下俯瞰,你会看到一个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水网交错,状如一片葱绿树叶的盆地。东边是把截大岭,东南是九嶷山系,南边是铜山岭,西边是都庞岭,其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3米,为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条河流呈叶脉状流经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条:潇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坝河)、泠水(宁远河)、濂溪河。整个水系分布情况可概括为“六进一出”.一进一出是潇水(潇者清且深也),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南麓,经江华、江永,从道县审章塘乡红星村入境,南来北去,几乎正好将道县分成对称的两半,到梅花乡的申尾村出境,流入双牌水库,然后经双牌至零陵的苹州注入湘江。它是道县水系的主干流。其余五进是濂溪河、永明河、宁远河、泡水、洑水等支流,从东西两侧呈叶脉状汇入潇水。弄清楚这点非常重要,这样你才会明白,1967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沿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据好事者统计,最高峰时,一个小时内有近百具尸体流过,平均每分钟1.6具),汇入双牌水库。以至双牌水库大量的鱼因吃死人肉而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发电(发电)。


     既然说到双牌水库,不妨再多说几句。数百具尸体一下子涌进这个中型水库,水都变了颜色,浮着一层腥红油腻的物质。农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太阳一曝晒,“焚风”一吹,水库里恶臭熏天,几里地外都能闻到。怎样清理库区的浮尸,成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大问题。当时的决定是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来清理。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是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是有利于四类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净化了库区环境,还双牌水库一个山青水秀的本来面目。


    笔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区很有名气的作家杨××,讲述了他在道县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杨作家,双牌县人,家庭出生富农,当年正好17岁,初中毕业后缀学在家务农。道县杀人风刮到双牌后,双牌也杀了不少人,杨××和他的家人比较幸运,没有被杀,他被大队安排到水库去出义务工。说起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驾着划子(木船)把死尸拖上岸,挖个坑埋了。虽然臭气熏死人,但埋别人的尸体总比自己的尸体被人埋要强多了。某天,杨××站在岸边向水库里一看,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开了的花。我们未来的杨作家连忙驾着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来这十几个人是被一根铁丝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围成一个圈分不开,用撑船的竹篙一钩,其中翻过来的一具女尸怀里还抱了个尺把长的婴儿。


     尸体源源不断流来的潇水河是充满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岭山脉挤出的乳汁,滋养着两岸万千生灵,即使山洪暴发的日子,也从不肆虐成灾。它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江水平缓澄清,湛蓝凝碧,两岸树木成荫,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荡漾之中。这条南方的河流就像它两岸的子民一样平实、憨厚、波澜不惊。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鱼的渔船和运送木料的散子排驶过。那些散子排上总站得有一个或粗壮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条米袋子裤,或干脆一丝不挂,在太阳下心安理得地裸露着古铜色的皮肤、光溜溜的身子。手中攥着一根长竹篙,竹篙的一头包着一个尖尖的带弯钩的铁头。看见岸边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们,便叉开双腿,腆起肚子,嘶着喉咙打起粗野的山歌,调笑着,惹得那些堂客、妹崽们和他们对骂。可是,现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肿胀得像水牛一样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独单飘流,有的被索子(绳子)或铁丝串在一起,像柳条串鱼一样。浮尸多的那几天,河面上浮着一层暗红的油腻。这使得潇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的那一天起就习惯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绿色,不习惯其它的颜色,也不习惯那些航船、渔舟、散子排之外的东西,于是,它在那些乱石磷峋的小河湾,那些水淹了的柳树林子,那些河洲的沙滩上,不断地把这些尸体抛开,似乎是在逃避某种责任。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它什么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抚育它的大山一样什么都知道却守口如瓶。


     这些沿河而下的尸体,常常是裸体的,有的仅剩下些布条丝丝缕缕的挂在身上,大多数骨骼折裂,或肢体残缺(最常见的是没有头颅)。要辨认出他们是谁,非常困难,饥饿的鱼群已经把他们的脸啃得乱七八糟,眼睛剩下两个深窝,嘴巴变成可怕的大窟窿。这些嘴曾经大段大段的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曾经无休无止地向革命人民请过罪,曾经能够非常愉快的欢笑和非常悲哀的叹息,现在已经全都无能为力了。


    起初,尸体流过县城道江镇时,观者如堵,人们瞠目结舌,骇然惊讶,议论纷纷。见得多了,又觉得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突然刮起一阵飓风,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树。尽管谣言四起,说法各异,但这些尸体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而死,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人们不再去关心河里的那些尸体了,看见了也会很快地走开去,因为天气很热,尸臭非常难闻,还因为……他们也隐约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杀人或被人杀了。


     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里,道江镇也遇到了一个与双牌水库有几分相似的问题:那些尸体并不全部规规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县,流入双牌水库。有些搁浅到城镇的渡口边、码头上、涵洞口,散发恶臭,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地理位置紧靠河边的解放街道居委会首当其冲。问题十分实际,不解决不行。像双牌水库那样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清理,在县城里实施起来有难度。解放街道居委会只好花钱雇了个癫子(精神病患者)来搞卫生。癫子要做的事比双牌水库四类分子子女的更简单,拿一根长竹篙把搁浅在岸边的死尸赶出去,让它顺流而下,流出道江镇,就算完成任务。对于这个癫子,道江镇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记忆。癫子姓名已经失考,都喊他“黑癫子”,年纪也很难分辨清楚,看上去约在30至50之间,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背上披个破棕丝斗笠,身上只穿一条蓝不蓝黑不黑的破短裤,一天到晚举着一根长竹篙在河边赶尸。据说“黑癫子”是个桃花癫,特别喜欢赶女尸。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别喜欢逗他玩,看见一具男尸谎说是女尸,唤“黑癫子”去赶。“黑癫子”屁颠屁颠跑过去,发现上当,便举起竹篙骂骂咧咧地要扑这些小麻拐。小乃崽们一边跑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学校停了课,家长们又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这帮无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疯野。他们跑到建有寇公楼的古城墙上,眺望绕城而过的潇水和濂溪河,数着漂浮江面上的尸体,比试目力。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七个。”一个孩子说。


    “不对,是八个。”另一个孩子反驳道。


    前面我们已经说,潇水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河洲特别多,靠近道江镇就有两个着名的河洲,上为西洲,下为东洲。站在寇公楼上,两洲皆在目内。此楼是北宋天禧年间贤相寇准贬道州司马期间修建,是道县着名的古迹之一。当年寇准曾手书“望太平”三字横额悬于楼上,寄托儒家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将其捣毁一空。虽颓垣断壁,但空楼尚在。


    尸体从长满桔树的河洲那边漂来,近了。坚持八个意见的孩子赢了,确实是八个:一具女尸的背上驼着一个孩子……而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忆及当年之事,恍惚如在梦中。


     说起来这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我之所以特别地写出来,是因为继1986年的采访之后,我又先后两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多亏他们中很多人鼎力相助。


    他们认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不仅是道县人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必须把它写出来,以自省省人。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道县城乡。


    每一批漂流过去的尸体,都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撩拨人心的信息。


     到处可以听到“阶级敌人”组织“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到处可以看见“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最高指示。


    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


    在设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绿树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着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在车站,在码头,在一切有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拦关设卡、放哨站岗。佩戴红袖章,荷枪实弹或扛着梭标鸟铳各式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行人。稍有动静,就攥紧马刀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或应答久妥,便捆起刑讯,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栏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竞被挖眼割舌。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道县当老师,解放前曾担任过道县县中的校长。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县教育局的领导这样评价他:“蒋勋同志为人正直,勤奋工作,为道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道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时候唱一个时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时候,蒋勋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夫妻双双清洗回乡。


    黄土坝村位于道县南部,距县城大约二十几公里,背靠一片山峦,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潇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应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一搞,山上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还有一片一片的灌木丛。村子里的房子大都还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当的衰败了。笔者1986年采访时,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大致还是如此。


    蒋勋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黄土坝,没有房子住,租了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总算安下身来。蒋勋考虑自己身份不同,下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思想准备,所以在生产队出工时,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脏话重活抢着干。下雨天,当地农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阳天,当地农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车水时,也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腰间围一条粗布汗巾,全身晒得象腊肉,雨水落到身上,打个滚就溜走了。他还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说话,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争,吃一点亏不要紧,要好好表现,争取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如此,回乡两年来,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人印象都蛮好。


    年8月,蒋晓初学校放暑假回了黄土坝。这时候,道县已经开始刮起“杀人风”,蒋勋经历得多,见识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预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蒋晓初比较走运,在父亲出问题之前考上大学离开了道县,对农村的事情确实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爱的儿子从长沙回来了,蒋勋又高兴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儿子马上走吧,又感到说不出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当晚,他把家里养的两只大鸭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要吃一餐团圆饭才是。谁知望着桌子上的三大碗鸭肉,除了蒋晓初之外,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蒋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次你真的不该回来啊……”说着眼泪水流了下来,手中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看到爸爸这个样子,蒋晓初安慰父亲道:“爸爸,你不要那么心急。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我们坚决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村里的人不会把我们怎样的。就是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机关批准啊。”蒋勋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村里开会,把蒋勋和他的二儿子蒋晓中,以及同大队的十几个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来,关在大队部(原来的蒋家祠堂)里,准备要杀。蒋晓初听得这个情况,连忙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了起来。


     当晚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刽子手喊了出来,用棕索五花大绑,押往九井河边。这时蒋晓初没有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头,以为是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关押。也难怪,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中,实在无法想像出,自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连中三铳,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痛苦而愤怒地喊着:“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犯了什么罪?我弟弟这么小,他又有什么罪?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呀!”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聂××早不耐烦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蒋晓初的头就被砍了下来,滚进九井河中,胫腔里的血喷起一丈多高,溅了聂××等人一身。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无头尸身被踢到河里,溅起一片腥红的涟漪。


    第二天,蒋晓初的父亲蒋勋和关在大队祠堂的其它四类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处死。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杀了15人!蒋晓初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人凶手轮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纸“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家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一归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级干部,就是被这样一纸电文骗回道县,结果家门都没有进,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桥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执行人(刽子手),从后面一刀,砍死到河里边。其在道县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斩尽杀绝了。可怜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处了死刑。至于这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它是怎样成立的,怎样审案的,怎样判决的,怎样行使权力(杀人)的?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写到,在此且搁一笔。


     下面再讲一段道县寿雁区卫生院医师熊运友被杀的经过。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道县杀人的随意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熊运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人。熊运友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过文化教员、指导员。熊与家乡一个名叫吴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吴秀芹当时在读高中,由于家庭比较困难,学费基本上由熊运友供给。1962年吴秀芹高中毕业,两人准备结婚。但当时现役军人找对象是要政审的,熊运友所在部队经过审查,认为吴秀芹有海外关系(吴的父亲在香港),不同意他们结婚。当时年已32岁的熊运友放不下这段感情,执意要与吴秀琴结婚。组织上找他谈了几次话,工作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复员。”鉴于熊运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后作了复员处理,而未作转业。在当时复员和转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转业是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复员说白了就是哪来的回哪去。


     年,熊运友复员回了道县,安排在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1964年调寿雁卫生院工作,属集体编制的医师。


    熊运友复员回家之后即与吴秀琴结了婚。婚后生了3个男孩,大儿熊报忠,二儿熊国忠,第三个儿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月,熊运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吴秀琴因生活无着只得改嫁,因为不便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嫁人,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人,大儿、二儿随继父改姓为陈。


    熊运友被杀的事还得从这个小儿子说起,因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从寿雁卫生院回了老家两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运友从家里步行返回寿雁卫生院。虽然当时道县杀人已经杀起了风,但是熊运友并不担心自己被杀,他一不是四类分子,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三又是本地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路经零陵道与营江的岔路口时,营江“红联”指挥部的民兵在此拦关设卡盘查行人,熊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怀疑是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民兵抓进指挥部审问。事有凑巧,当天上午,寿雁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出于对道县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关心,也带着区公所和公社的几名干部来营江看形势,正好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2也在这里,陈告诉周等人:“熊运友被抓到了,据卫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这个家伙早三天就不在卫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里面去了。此人很坏的,可杀不可留。”陈智希估计熊运友这次回来寿雁很可能是从二中(“革联”总部)带了任务去的。根据这个估计,营江“红联”前指的主要负责人张明耻、刘原年与陈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样处理熊运友作了研究,张明耻、陈智希等人主张一定要干掉,最后决定将熊运友明着送回寿雁,暗地里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干掉。


     当天下午2点多钟,陈智希亲自叫过寿雁民兵排排长唐祖回面授机宜:“你派几个民兵将熊运友押到东岭脚去,我们现走一脚在那里等你们,”在那里看情况把他干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陈智希的指示后,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长何旺喜带了义志昌等四个民兵将熊运友押送寿雁。唐祖回对何旺喜讲:”陈部长(道县农民讲区公安助理员称为区公安部长)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东岭脚等你们,到了那里,陈部长叫你们怎么处理熊运友,你们就怎么处理。“何旺喜做事细心,问道:”如果在那里碰不到陈部长他们怎么办?“或许是对陈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陈部长他们不在东岭脚,你们就把熊运友押回(寿雁)区里听候处理。“何旺喜等人押着熊运友到了东岭脚,怎么也找不到陈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着熊继续往寿雁去。路过塘福大队时,义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人保干事何龙喜、信用社干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队长何声洪几个人坐在井边的大树下乘凉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过去,想请示周部长怎么处理熊运友。于彩平站起来用手背向他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过来,继续赶路。何旺喜回转身和其它几个民兵押着熊运友继续往寿雁去。走过大约200来米,何声洪从后面追上来说:”周部长和何干事说,陈部长叫你们在东岭脚干掉熊运友,你们怎么不听指挥?命令你们赶快在前面找个地方干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向前大约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何旺喜因为没有背枪,便示意义志昌从后面开枪打死熊运友。义志昌虽然号称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杀过人,举起枪来战战兢兢,浑身发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枪没有打中。(为这事义志昌后来被取消了背枪的资格。)熊运友听得脑后枪响,大约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撒腿拼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让他跑脱了。“五个民兵兜屁股追。熊运友跑到前面排楼屋一个社员家里躲了起来,还是被搜了出来。被拉出来以后,熊运友拼命挣扎又跑,捆着手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个民兵追得气喘吁吁,距离却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从义志昌手中接过枪来,对准熊运友开了一枪。还打得真准,熊运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几下,脚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一些问题了:不是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杀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吗?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我要回答的是,确实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读过一点书见过一点世面,惟其如此,他们的家人,也就是所谓”遗属“,才比较有胆量”乱说乱动“,多年来不断向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就是俗称的”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和惩办杀人凶手。正是他们的申诉材料使我在未去道县采访之前,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而出鸣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至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情况,要到我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之后,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里面有一个抽丝剥茧,逐步加深认识,慢慢接近真相的过程,我以为这过程本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一种延伸。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大开杀戒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红联“要血洗道江镇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上街行走,在摊子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沙尘,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发出”咣铛“一声脆响,所有的人立即一阵惊呼,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发地皮疯“.这样的”地皮疯“在道江镇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人们的心弦已经崩紧到一触即断的程度。家庭出身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21种人3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人头落地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到黄昏来临,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经衰弱的人,通晚无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到来。


     一位道江镇上开饭馆的小老板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虽然没有犯一点法,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还是怕得要死,活着今天晓不得有没有命活到明天。那个时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说的。“喝惯了清清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县人武部侧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爱吃鱼,特别时兴吃活鱼。老县城有个叫板子桥的地方,河水穿街而过,上面铺满木板,木板下一竹篓一竹篓的活鱼养在河水中,等待买主选购。平素时分,一大早来买鱼的人就挤得水泄不通,可是现在门可罗雀。鱼价从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钱,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据说有人买了鱼,在鱼肚中发现了人眼、人发、人的指甲……总之,在那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道县很少有人敢吃鱼。


    不仅道县如此,与道县毗连的双牌也是如此。曾在双牌水库工作过的杨××告诉我们:”那一年,双牌水库的鱼长得特别肥,又多。经常在清早,水面上会浮起一些十来斤的大鱼,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胀死的。没有人去捞,更没有人敢吃,看见了躲都躲不赢。“道县人爱吃豆腐,道县的豆腐很有名气。县城豆腐店多开在河边,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尸水豆腐谁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够,还够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制作过程用水量较少的米豆腐。即便这样,米豆腐仍然鲜有问津之人。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街面上有人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粟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躯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这就是大量目击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现象。当年,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七零八碎的现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更无从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尽管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现象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却依然没有能够知道它的全部真象。这确实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注释:


    、杨悦坤案84年处遗工作中,作为报复杀人立案审查。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杨悦坤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被杀时不到18岁。其父在”四清“(清粮食、清资金、清工分、清实物)运动中提了”四不清“下台书记杨悦能的意见,杨悦能怀恨于心,文革杀人中,杨悦能伙同继任书记杨悦同、副书记杨悦校等人幕后策划,以杨悦坤是”革联“探子为名将其杀害,动手杀人的是何永弟,何永弟杀了杨悦坤16刀,杀人手段十分残酷,惨不忍睹。


     另据蚣坝区”红联“副司令(原兴桥公社会计)王盛光揭发:1967年8月26日上午,兴桥公社民兵设卡盘查时抓住一个道县一中的学生杨悦坤,送来公社。当时我在公社问了情况后,准备将其释放。这是八区(祥霖铺)妇女主任回家,到兴桥公社来打电话,我问她:”这个人时你们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的,你认不认得。“余说:”这个人我认得,她的家里叔叔、婶婶都是地富,他家划为上中农,实际是漏网地主。“他们队上的人反映,他父亲现在很嚣张,到处告干部的状,还讲要杀干部。我们听了她的话以后,决定打电话给大平岭,是公社秘书张明培接的电话,他要我们把人留下。后来,他们大队派人来接回去杀了。


    、陈智希,还有下面马上要出现的张明耻等人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还有很多表演,笔者将后文中专门讲到,此处算是提个头。


    、关于21种人的界定有多个版本,总体来说大同小异,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伪军官)、伪(职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贩、娼(妓)、巫(巫婆神汉)、僧、道(士)、尼(姑)、流(窜犯、盲流)的总称。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却无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之间作着某种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妙到毫颠。它第一次让我窥视这场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那时我还是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为了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跟着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县的老知青)和几位回第二故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江永知青到与道县毗邻的江永县躲风头。路过道县,在这里下了车,会几个知青朋友。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道县县城只有现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垒成的城墙,墙脚青树翠蔓,参差披拂,墙外一弯碧水。潇水和濂溪河交汇于此,潇水南来,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来的濂溪河相汇,而后绕过城墙的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其状宛如一张弯弓。站在城墙上,可见道县二中后面的铁索桥和潇水上游方向的水南浮桥。浮桥长135米,宽4米,由40只木船竹缆相连而成,船上架木梁,梁上横铺木板,再以两条两千多公斤的铁链压两侧。是道县通往宁远、蓝山的重要桥梁。县城里,街道不多,大约就十几条吧。街道两旁多是青瓦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楼房大多都有一个伸向街心的楼台,把一条本来不宽的街道挤成细细一线。房子虽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户都用砖砌得只剩窄窄一条,甚至有些门也是这样,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见的是一种用河卵石铺嵌而成的花阶路,很结实,宽约3-4米,状如玉米棒子,所以道县人又把它叫做”包谷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长途汽车站前有一口水塘,塘边用树枝搭建了一间棚子,办了个饭店,好像叫做什么”红星饮食店“,我们在这里吃的中午饭。简陋的店堂里摆着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配四条板凳。烟熏火燎的墙面,红红绿绿的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最新最高指示,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其中一条至今还记得清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点了几个菜,烫了一壶米酒,坐下来用餐。其它菜都没有丝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鱼叫人难忘。价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量大得惊人,鱼肉肥嫩鲜美,令人食指大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鱼喝汤的样子,旁边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着我们。(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些目光的真实含意,恐怕连肚子和肠子都会呕出来。幸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没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鄙夷之意:乡巴佬,不就吃餐饭嘛,在得如此!


     酒足饭饱之后,我提出在县城逛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观光观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来到农村和偏远的县城,看着什么都觉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爱了,提不起一点兴趣。最后决定,爱逛让我一个人去逛,他们在汽车站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绕着县城逛起来,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那神气颇有几分不法分子踩点的味道。当时”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期正在过去,”破四旧“、”大字报“等等已成明日黄花,但遗迹随处可见。青砖垒砌成的古城墙围住的老城区,横直不过一公里,残垣、牌坊、碑刻、楼台,随处可见。位于南门城墙上的寇公楼匾额已被凿毁,油漆剥落的大门锁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楼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潋滟的河面和远树含烟的河洲。从城墙下来,绕过一座已经彻底砸烂的青石牌坊,从一孔城门洞穿过,来到河边,再行不远,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水南浮桥。浮桥北侧码头,怪石嶙峋,清流击石,卷珠激玉。桥头的两座青石宝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两个残座,但风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从水南浮桥踅回来,在县城边一个门洞边的墙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张布告--”贪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查反动地主×××、×××、×××……罪大恶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副院长:××××年×月×日布告根据回忆写成,行文可能与原件略有出入,但内容绝对一致。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每个”死刑犯“的名字都被朱笔郑重其事的勾过。还有就是字写得还不错。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肾囊猛地缩成一团,头皮阵阵发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也没有错误领会布告的精神实质。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中层出不穷涌现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生事物早已见怪不怪,但,这张布告,这个”法院“,还是让我感到莫名惊诧!它是哪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剥夺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简单扼要、明目张胆?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恶作剧,充其量不过是一纸恐吓文字罢了。


    回到汽车站见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点都不惊讶。表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这里杀了人,我们那边(指江永)也杀了,只不过没有这边恶。“道县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脸曾经沧海的表情:”这算什么罗,比这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村子就杀过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的,血肉横飞,乡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问起为什么杀人,究竟怎么杀起来的,都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们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长沙回城闹革命去了,杀人的时候,根本不在这边,知道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


    说来说去就是几句话:杀四类分子。杀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杀,连吃奶的毛毛子(婴儿)也不放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离开道县到江永后,我又专门找到一名叫刘克思的知青去请教。刘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风云人物,一直扎根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马列着作、毛主席的书读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应当对道县杀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刘克思说:”这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后果。“其余云云,却把我越说越糊涂。现在回想起来,也难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据刘克思说:”道县文革’杀人风‘的起因是道县极少数四类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成立了一些类似’黑杀团‘的反动组织,企图杀害贫下中农,被发现了,贫下中反过来杀他们,结果杀得不可收拾,出现了后来的滥杀局面。“刘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记得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听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讲的。“其余的问题还用多问吗?实际上,刘克思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它是当时道县官方对道县杀人事件起因说法的一个流行版本,类似的版本还有几个,大同小异。还有一个稍微晚一点的版本,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广西杀人事件影响而发生的。 有证据表明,这都是杀人者为开脱罪责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谈到。而此刻让笔者心头发凉的是,像刘克思这样的人,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人不可谓不精明,为什么竟会对这样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不去质疑呢?


    注:经作者授权发布,摘自《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作者谭合成。

文章来源:华夏春秋网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30843
文革·道县大屠杀

作者:湖南人笑而不语

来源:人民网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2886355

【背景】66年北京大兴大屠杀,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68年广西大屠杀并称为“文革三大屠杀案”。其实留下了很多史料,不过一直由于某些原因未能整理成“信史”文献,多在民间流传或由海外学者研究,以至于时至今日,很多懵懂人为其辩护翻案。

【我】就出生在距离道县70公里的潇水河下游,从小听过一些关于这次屠杀的传闻。我有几个发小,家里就是道县的,他们家对于这些事情的记忆更让我震撼。

首先就我知道的,当时的口号是“地富反坏右,全家大小连根拔”,标语写在一面墙上,06年我上大学之前在南部六县写生的时候见过,墨汁写就。再后来09年的时候想去找那面破墙却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发大水淹了,冲走了,还是被人拆了。当然这标语也不排除是50年镇压反革命时期的遗存物,不过那个太久远了。存留下来的概率更低。

还有就是我父亲说过,以前潇水河上没修大坝,他小时候常去河里游泳,文革的时候(其实应该是66年至68年)河里头时不时飘来一堆尸体。直到我生长的年代,绝大部分家长在吓阻自家顽童别去河里游泳时都会说:“你个小打靶鬼再去河里洗澡,小心被那些老冤魂勾了去!”可见,这些都成了潇水河沿岸居民共同的记忆。

文章是转的,里面具体杀人的描述是否准确,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过的传说比这个夸张多了。

另,家里正好有一本1983年版的《零陵地区志》,恰好我还看过。里面记载过此事,但是“处遗”小组(正文中会提到的)是1984年成立的,1986年提交报告之后对屠杀人数做了修改,可能数据上会有出入。

兼听则明。

【以下为转载正文】

这是1967年8月~10月,湖南零陵地区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负责人发动的“发动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中,以“红联”派和农村基层组织掌握的民兵、积极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在全县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又称道县大屠杀,道县非法杀人事件。

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秀华,道县原县委第一书记)反熊(炳恩,原县委书记处书记)”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

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8月8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8月9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8月1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两千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就全部处决。

8月11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在四马桥区“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据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的陈述∶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8月30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12人坐“土飞机”炸死。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4人。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在杀害她才56天的小儿子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被害人家中财物进行分财。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8月29日,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囗人。李念德一家14口,只剩下他自己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妻子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时,被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随即,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8月26日,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7天后被人救起,但她一家5口已死于天坑。

1985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来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妻子吓得逃回娘家,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他解释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对她进行了集体轮奸。还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20元钱和4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8月27日,解放军6950部队一个连队进驻道县“支左”,做两派组织的团结工作。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8月30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南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并开枪打死支左部队指导员郭学高。“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9月23日,两派又发生武斗,当场打死若干人,打伤数人,进一步导致城乡混乱。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8月30日,“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9月1日清晨,47军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9月2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6950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9月15日、22日,6900部队两次向广州军区和□□、国务院报告,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9月22日,经中央批复,6900部队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向零陵军分区发出电报:“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杀人,对组织杀人头头要严加追查,对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坚决取缔”,发出严禁打砸抢抄杀的通告,并用飞机将电报和通告在道县撒播。

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与此同时,6900部队增派6950部队、6952部队进驻全区各县。直到10月17日,道县非法杀人之风才停止下来。至10月25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据零陵地区“处遗”材料称:以道县为中心的非法杀人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全区11个县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伤残。特别是道县,全县11个区、1个镇、36个公社都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被杀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非法杀人期间,有一批被占用、变卖或损坏,一批生活用具被查抄。一部分因怕被杀而外逃。

这次严重事件,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尤其给遗属造成了极重的伤痕,经济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据零陵地区在“处遗”中查明: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

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杀人手段总计108中,可基本归纳为10大项∶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到道县来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谓之格杀勿论。这些被杀的外地人就达七百多人。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是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就在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之时,道县的有良知者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和□□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活来。

前面几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获得平反,但刘香喜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omg。。。万恶的文革
omg。。。太可怕了
杀了人埋地里不好吗,非扔水里,还扔那么多,又要去捞,那时候再怎样杀人也没这么公开吧。不相信。
杀了人埋地里不好吗,非扔水里,还扔那么多,又要去捞,那时候再怎样杀人也没这么公开吧。不相信。
jiangx 发表于 2015-4-26 21:42



   文革中广西还有大量吃人事件, 这也不符常规。
http://www.yayabay.com/forum/thread-276547-1-1.html
LZ最近总发这种文,可惜坛子封号封的没人来激情啦。
纠结的一个月
太恐怖了。
楼上的,这么多冤魂,你也敢说风凉话,就不怕走多夜路要撞鬼吗?
这种事,那些举着僵尸旗子的,肯定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和文中这些杀人犯一样,最善于找借口。
LZ弄清坐土飞机是怎么回事了嘛,还炸死。
文革十年,中国倒退的十年,本应是发展的黄金十年,
习惯很容易破坏的
耐心,耐心,必须要学习的
戒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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