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习] 纪念老师从教50周年

好酒

[前言]2012年是老师从教50周年，学生们决定搞些活动，被老师老挡下。于是同学们决定写些回忆性文章。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分批上贴。看看这些低调人的生活，工作，事业
情况。车铭洲：60年代北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到南开大学任教，一干就是50年，是位难得的好老师。老师的学生有大家熟悉的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国务院新闻办
前付主任董云虎(现西藏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和教育局局长荆慧民，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也有大家不熟悉的人，象原天津市党委付书记邢元敏(现
政协主席)，北大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王正毅，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李连江等等一批从事各种职业的学生。"老师"这个称呼似乎变质了，不过不要太悲观，还有人在中国坚守，只是他们不
张扬，不愿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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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接到常健兄发来的邮件，说是车老师执教50年，希望各位学友写点纪念性的文字。

犹豫很久，迟迟不能动笔。不动笔，并非不想写点什么。而是觉得只有像张光兄、连江贤弟这些亲聆教诲者方有资格写，我只不过是在上学期间，听过一学期车老师开的“现代西方哲学”课而已，接触不多。虽然毕业之后，因工作需要又曾经在社联举办的培训班听过几个月车老师的课。但总而言之，接触不多。只是到了后来调动工作，从事编辑之后，方在开会时有机会单独与车老师进行过交谈，后来还发过一篇车老师的文章，依旧属于接触不多。

但是，这并不是说车老师没给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上学期间还没见过车老师之前，就已经耳闻过不少关于车老师的消息，主要是关于车老师的学问方面的。那时，虽未见面，心向往之。

及至到了大学高年级，开了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才终于有机会见到仰慕已久的车老师。

记得上车老师第一堂课时，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是“知识分子爱睡觉”，“何以证之？有史为证”。然后就讲了一个故事：一天，孔老夫子上课，有学生课上打盹，孔老先生不高兴了，发起怒来，质问学生为什么上课睡觉。学生无言以对，只有接受批评。又一次，孔老先生让学生背书，学生们叽叽喳喳开始背起书来。一会儿，老先生居然在学生背书时打起瞌睡，于是，那天受到批评的学生质问孔老先生，为什么学生背书，老师不听，反而睡觉。孔老先生很生气，说道：“我没睡觉！”学生问：“没睡觉，为什么闭眼睛？”孔先生说：“我有事！”学生问：“什么事？”孔先生不耐烦的说：“我见周公去了。”学生知道老师崇拜周公，心想既然见周公去了，属于确实有事，不再发问。第二天，学生上孔老夫子的课，又睡起觉来，孔老夫子又去质问学生为什么不背书。学生这回学聪明了，说：“我也有事！”“你有什么事？”老夫子厉声质问道。“我也见周公去了。”孔老夫子心里明白这是说谎，问道：“周公和你说什么了？”学生答道：“他说昨天没见到你。”于是，课堂哄然大笑。接着车老师说，如果我讲的课，不爱听，可以走，也可以不听睡觉。如此豁达的态度，即使现在想起，也让人从心里起敬。当年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除了当时教师水平高、敬业，学生刻苦之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的空气弥漫在整个校园。学生上课可以和老师有不同意见，甚至争论，但老师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绝不因为和自己见解不同而拒绝。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自由发表，不必担心有人会打小报告。车老师的风格，在我看来，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精神的继承和再现。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虽然车老师不要求学生每堂课必听，来去自由，但是，车老师的课从来没有人迟到早退，去晚了，可能还会没有座位。这一方面与车老师讲的内容有关，当时文革结束没几年，人们对外界知道得很少，非常渴望了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与车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吸引力有关。

车老师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另一方面就是：具有正真严谨学者所具有的科学态度。

我们上学的那几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一些文革余韵。特别是在对西方哲学思潮的评价上，几乎清一色的官话套话。这些官话套话，有的是在做戏，有的是真的深入骨髓，逃不出来了。这与那一代人成长的环境和在环境熏陶下行成的僵化思想有关，也与学识不够导致的肤浅有关。而车老师却没有因为那样的环境而思想僵化，始终保持了一个严肃的学者应具有的批判精神。记得那时，无论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还是西方哲学史方面的文章，凡到最后总是那么几句套话：某某某虽然在本体论或自然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但是，一进到社会历史领域，由于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决定作用，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要么就是某某某虽然在认识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由没有将辩证法贯彻到底，看不到社会实践在认识领域的决定作用，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当时流行的另一个偏见就是将西方的哲学家通通划到资产阶级的范围里面，将他们的理论完全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辩护或间接辩护。一旦看到有的哲学家也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就强词夺理的说那也是小骂大帮忙，为的是让资产阶级看到自己的弊病，以便补救，因此，这些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哲学家更狡猾。

当时，学完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后我就有一点怀疑，难道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就是在哲学家们那里划线，谁可以归入唯物主义，谁可以归入唯心主义，谁可以归入辩证法，谁可以归入形而上学？现在想来，其背后的理念无非就是，凡是唯心主义都是不科学的、反动的；凡是形而上学都是不科学的、反动的。凡是唯物主义都是科学的、进步的；凡是辩证法都是科学的、进步的。这种僵化的教条，居然以辩证法的名义到处套用。

这样一种漫画式的、滑稽的两军对垒哲学史，就是当年学术界的真实状况。甚至连最具有反叛精神的大学生，也逃不出这个怪圈。记得车老师在课程就要结束时，给大家布置写论文，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别像他前面教过的学生那样，当代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在他们那里，没有一个不陷进去的，不是陷进唯心主义的泥坑；就是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

反观车老师对西方现代哲学家的评价就没有当时流行的那种痼疾。都是本着非常客观的科学精神，西方那些哲学家讲得有道理的地方就肯定，讲得不那么科学的地方就否定，绝不跟风，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所得作评价。指出西方的哲学家中多数人是比较正直的学者，不是御用文人。记得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单位给我定了几本杂志，其中之一是《哲学译丛》。有一期里面有一篇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当代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的论文，其中就讲到了车老师和王守昌合著的那本虽然不厚，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代西方哲学概论》。而当时已经有了几本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很厚的著作，却没有被提及。这在我个人看来，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独立思考，所作评论比较科学，经得起时间考验和过滤。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也记得。当年南开大学请了一位外校学者，给大学生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由于涉及到性这一当时的敏感话题，听者云集。我当时没有去听，但是听者回到宿舍兴奋异常，觉得大开眼界（其实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早就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考古学研究）。结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觉得那个学者只注重理论介绍，知识介绍，正确引导不力，怕学生走入歧途。特别邀请了车老师对弗洛伊德理论做一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记得是在312阶梯教室）。即使在这种定调性的要求下，车老师仍然本着一个严肃学者的科学态度，没有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作漫画式的批判。在指出其理论的性一元论失误时，仍然肯定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贡献。

时光流逝，转瞬中年，斯时情景，历历在目。车老师当年讲课的风采、幽默的谈吐，和蔼的待人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求学阶段，能遇上一个学术造诣深厚的学者，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在车老师执教50年之际，写下上面一点文字，表达一下自己对老师的一点敬意之情吧，祝车老师身体健康，长寿更长寿！   
《理论与现代化》编辑部王之刚 2012年元月

何鸿燊

老大是周恩来总理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