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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6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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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神话》的几点说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栗！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本文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一个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县城--道县。
道县位于潇水中游，南岭北麓，东接宁远县，南邻江华、江永县，西靠广西全州、灌阳县，北连双牌县，是为六县交通枢纽。如果坐飞机向下俯瞰，你会看到一个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水网交错，状如一片葱绿树叶的盆地。东边是把截大岭，东南是九嶷山系，南边是铜山岭，西边是都庞岭，其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3米，为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条河流呈叶脉状流经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条：潇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坝河）、泠水（宁远河）、濂溪河。整个水系分布情况可概括为“六进一出”.一进一出是潇水（潇者清且深也），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南麓，经江华、江永，从道县审章塘乡红星村入境，南来北去，几乎正好将道县分成对称的两半，到梅花乡的申尾村出境，流入双牌水库，然后经双牌至零陵的苹州注入湘江。它是道县水系的主干流。其余五进是濂溪河、永明河、宁远河、泡水、洑水等支流，从东西两侧呈叶脉状汇入潇水。弄清楚这点非常重要，这样你才会明白，1967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沿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据好事者统计，最高峰时，一个小时内有近百具尸体流过，平均每分钟1.6具），汇入双牌水库。以至双牌水库大量的鱼因吃死人肉而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发电（发电）。
既然说到双牌水库，不妨再多说几句。数百具尸体一下子涌进这个中型水库，水都变了颜色，浮着一层腥红油腻的物质。农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太阳一曝晒，“焚风”一吹，水库里恶臭熏天，几里地外都能闻到。怎样清理库区的浮尸，成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大问题。当时的决定是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来清理。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是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是有利于四类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净化了库区环境，还双牌水库一个山青水秀的本来面目。
笔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区很有名气的作家杨××，讲述了他在道县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杨作家，双牌县人，家庭出生富农，当年正好17岁，初中毕业后缀学在家务农。道县杀人风刮到双牌后，双牌也杀了不少人，杨××和他的家人比较幸运，没有被杀，他被大队安排到水库去出义务工。说起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驾着划子（木船）把死尸拖上岸，挖个坑埋了。虽然臭气熏死人，但埋别人的尸体总比自己的尸体被人埋要强多了。某天，杨××站在岸边向水库里一看，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开了的花。我们未来的杨作家连忙驾着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来这十几个人是被一根铁丝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围成一个圈分不开，用撑船的竹篙一钩，其中翻过来的一具女尸怀里还抱了个尺把长的婴儿。
尸体源源不断流来的潇水河是充满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岭山脉挤出的乳汁，滋养着两岸万千生灵，即使山洪暴发的日子，也从不肆虐成灾。它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江水平缓澄清，湛蓝凝碧，两岸树木成荫，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荡漾之中。这条南方的河流就像它两岸的子民一样平实、憨厚、波澜不惊。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鱼的渔船和运送木料的散子排驶过。那些散子排上总站得有一个或粗壮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条米袋子裤，或干脆一丝不挂，在太阳下心安理得地裸露着古铜色的皮肤、光溜溜的身子。手中攥着一根长竹篙，竹篙的一头包着一个尖尖的带弯钩的铁头。看见岸边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们，便叉开双腿，腆起肚子，嘶着喉咙打起粗野的山歌，调笑着，惹得那些堂客、妹崽们和他们对骂。可是，现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肿胀得像水牛一样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独单飘流，有的被索子（绳子）或铁丝串在一起，像柳条串鱼一样。浮尸多的那几天，河面上浮着一层暗红的油腻。这使得潇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的那一天起就习惯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绿色，不习惯其它的颜色，也不习惯那些航船、渔舟、散子排之外的东西，于是，它在那些乱石磷峋的小河湾，那些水淹了的柳树林子，那些河洲的沙滩上，不断地把这些尸体抛开，似乎是在逃避某种责任。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它什么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抚育它的大山一样什么都知道却守口如瓶。
这些沿河而下的尸体，常常是裸体的，有的仅剩下些布条丝丝缕缕的挂在身上，大多数骨骼折裂，或肢体残缺（最常见的是没有头颅）。要辨认出他们是谁，非常困难，饥饿的鱼群已经把他们的脸啃得乱七八糟，眼睛剩下两个深窝，嘴巴变成可怕的大窟窿。这些嘴曾经大段大段的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曾经无休无止地向革命人民请过罪，曾经能够非常愉快的欢笑和非常悲哀的叹息，现在已经全都无能为力了。
起初，尸体流过县城道江镇时，观者如堵，人们瞠目结舌，骇然惊讶，议论纷纷。见得多了，又觉得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突然刮起一阵飓风，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树。尽管谣言四起，说法各异，但这些尸体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而死，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人们不再去关心河里的那些尸体了，看见了也会很快地走开去，因为天气很热，尸臭非常难闻，还因为……他们也隐约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杀人或被人杀了。
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里，道江镇也遇到了一个与双牌水库有几分相似的问题：那些尸体并不全部规规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县，流入双牌水库。有些搁浅到城镇的渡口边、码头上、涵洞口，散发恶臭，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地理位置紧靠河边的解放街道居委会首当其冲。问题十分实际，不解决不行。像双牌水库那样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清理，在县城里实施起来有难度。解放街道居委会只好花钱雇了个癫子（精神病患者）来搞卫生。癫子要做的事比双牌水库四类分子子女的更简单，拿一根长竹篙把搁浅在岸边的死尸赶出去，让它顺流而下，流出道江镇，就算完成任务。对于这个癫子，道江镇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记忆。癫子姓名已经失考，都喊他“黑癫子”,年纪也很难分辨清楚，看上去约在30至50之间，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背上披个破棕丝斗笠，身上只穿一条蓝不蓝黑不黑的破短裤，一天到晚举着一根长竹篙在河边赶尸。据说“黑癫子”是个桃花癫，特别喜欢赶女尸。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别喜欢逗他玩，看见一具男尸谎说是女尸，唤“黑癫子”去赶。“黑癫子”屁颠屁颠跑过去，发现上当，便举起竹篙骂骂咧咧地要扑这些小麻拐。小乃崽们一边跑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学校停了课，家长们又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这帮无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疯野。他们跑到建有寇公楼的古城墙上，眺望绕城而过的潇水和濂溪河，数着漂浮江面上的尸体，比试目力。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七个。”一个孩子说。
“不对，是八个。”另一个孩子反驳道。
前面我们已经说，潇水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河洲特别多，靠近道江镇就有两个着名的河洲，上为西洲，下为东洲。站在寇公楼上，两洲皆在目内。此楼是北宋天禧年间贤相寇准贬道州司马期间修建，是道县着名的古迹之一。当年寇准曾手书“望太平”三字横额悬于楼上，寄托儒家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将其捣毁一空。虽颓垣断壁，但空楼尚在。
尸体从长满桔树的河洲那边漂来，近了。坚持八个意见的孩子赢了，确实是八个：一具女尸的背上驼着一个孩子……而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忆及当年之事，恍惚如在梦中。
说起来这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我之所以特别地写出来，是因为继1986年的采访之后，我又先后两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多亏他们中很多人鼎力相助。
他们认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不仅是道县人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必须把它写出来，以自省省人。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道县城乡。
每一批漂流过去的尸体，都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撩拨人心的信息。
到处可以听到“阶级敌人”组织“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到处可以看见“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最高指示。
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
在设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绿树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着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在车站，在码头，在一切有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拦关设卡、放哨站岗。佩戴红袖章，荷枪实弹或扛着梭标鸟铳各式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行人。稍有动静，就攥紧马刀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或应答久妥，便捆起刑讯，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栏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竞被挖眼割舌。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道县当老师，解放前曾担任过道县县中的校长。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县教育局的领导这样评价他：“蒋勋同志为人正直，勤奋工作，为道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道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时候唱一个时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时候，蒋勋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夫妻双双清洗回乡。
黄土坝村位于道县南部，距县城大约二十几公里，背靠一片山峦，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潇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应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一搞，山上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还有一片一片的灌木丛。村子里的房子大都还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当的衰败了。笔者1986年采访时，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大致还是如此。
蒋勋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黄土坝，没有房子住，租了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总算安下身来。蒋勋考虑自己身份不同，下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思想准备，所以在生产队出工时，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脏话重活抢着干。下雨天，当地农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阳天，当地农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车水时，也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腰间围一条粗布汗巾，全身晒得象腊肉，雨水落到身上，打个滚就溜走了。他还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说话，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争，吃一点亏不要紧，要好好表现，争取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如此，回乡两年来，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人印象都蛮好。
年8月，蒋晓初学校放暑假回了黄土坝。这时候，道县已经开始刮起“杀人风”,蒋勋经历得多，见识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预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蒋晓初比较走运，在父亲出问题之前考上大学离开了道县，对农村的事情确实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爱的儿子从长沙回来了，蒋勋又高兴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儿子马上走吧，又感到说不出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当晚，他把家里养的两只大鸭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要吃一餐团圆饭才是。谁知望着桌子上的三大碗鸭肉，除了蒋晓初之外，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蒋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次你真的不该回来啊……”说着眼泪水流了下来，手中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看到爸爸这个样子，蒋晓初安慰父亲道：“爸爸，你不要那么心急。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我们坚决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村里的人不会把我们怎样的。就是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机关批准啊。”蒋勋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村里开会，把蒋勋和他的二儿子蒋晓中，以及同大队的十几个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来，关在大队部（原来的蒋家祠堂）里，准备要杀。蒋晓初听得这个情况，连忙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了起来。
当晚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刽子手喊了出来，用棕索五花大绑，押往九井河边。这时蒋晓初没有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头，以为是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关押。也难怪，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中，实在无法想像出，自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连中三铳，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痛苦而愤怒地喊着：“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犯了什么罪？我弟弟这么小，他又有什么罪？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呀！”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聂××早不耐烦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蒋晓初的头就被砍了下来，滚进九井河中，胫腔里的血喷起一丈多高，溅了聂××等人一身。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无头尸身被踢到河里，溅起一片腥红的涟漪。
第二天，蒋晓初的父亲蒋勋和关在大队祠堂的其它四类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处死。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杀了15人！蒋晓初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人凶手轮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纸“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家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一归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级干部，就是被这样一纸电文骗回道县，结果家门都没有进，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桥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执行人（刽子手），从后面一刀，砍死到河里边。其在道县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斩尽杀绝了。可怜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处了死刑。至于这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它是怎样成立的，怎样审案的，怎样判决的，怎样行使权力（杀人）的？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写到，在此且搁一笔。
下面再讲一段道县寿雁区卫生院医师熊运友被杀的经过。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道县杀人的随意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熊运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人。熊运友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过文化教员、指导员。熊与家乡一个名叫吴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吴秀芹当时在读高中，由于家庭比较困难，学费基本上由熊运友供给。1962年吴秀芹高中毕业，两人准备结婚。但当时现役军人找对象是要政审的，熊运友所在部队经过审查，认为吴秀芹有海外关系（吴的父亲在香港），不同意他们结婚。当时年已32岁的熊运友放不下这段感情，执意要与吴秀琴结婚。组织上找他谈了几次话，工作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复员。”鉴于熊运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后作了复员处理，而未作转业。在当时复员和转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转业是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复员说白了就是哪来的回哪去。
年，熊运友复员回了道县，安排在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1964年调寿雁卫生院工作，属集体编制的医师。
熊运友复员回家之后即与吴秀琴结了婚。婚后生了3个男孩，大儿熊报忠，二儿熊国忠，第三个儿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月，熊运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吴秀琴因生活无着只得改嫁，因为不便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嫁人，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人，大儿、二儿随继父改姓为陈。
熊运友被杀的事还得从这个小儿子说起，因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从寿雁卫生院回了老家两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运友从家里步行返回寿雁卫生院。虽然当时道县杀人已经杀起了风，但是熊运友并不担心自己被杀，他一不是四类分子，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三又是本地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路经零陵道与营江的岔路口时，营江“红联”指挥部的民兵在此拦关设卡盘查行人，熊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怀疑是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民兵抓进指挥部审问。事有凑巧，当天上午，寿雁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出于对道县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关心，也带着区公所和公社的几名干部来营江看形势，正好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2也在这里，陈告诉周等人：“熊运友被抓到了，据卫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这个家伙早三天就不在卫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里面去了。此人很坏的，可杀不可留。”陈智希估计熊运友这次回来寿雁很可能是从二中（“革联”总部）带了任务去的。根据这个估计，营江“红联”前指的主要负责人张明耻、刘原年与陈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样处理熊运友作了研究，张明耻、陈智希等人主张一定要干掉，最后决定将熊运友明着送回寿雁，暗地里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干掉。
当天下午2点多钟，陈智希亲自叫过寿雁民兵排排长唐祖回面授机宜：“你派几个民兵将熊运友押到东岭脚去，我们现走一脚在那里等你们，”在那里看情况把他干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陈智希的指示后，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长何旺喜带了义志昌等四个民兵将熊运友押送寿雁。唐祖回对何旺喜讲：”陈部长（道县农民讲区公安助理员称为区公安部长）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东岭脚等你们，到了那里，陈部长叫你们怎么处理熊运友，你们就怎么处理。“何旺喜做事细心，问道：”如果在那里碰不到陈部长他们怎么办？“或许是对陈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陈部长他们不在东岭脚，你们就把熊运友押回（寿雁）区里听候处理。“何旺喜等人押着熊运友到了东岭脚，怎么也找不到陈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着熊继续往寿雁去。路过塘福大队时，义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人保干事何龙喜、信用社干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队长何声洪几个人坐在井边的大树下乘凉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过去，想请示周部长怎么处理熊运友。于彩平站起来用手背向他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过来，继续赶路。何旺喜回转身和其它几个民兵押着熊运友继续往寿雁去。走过大约200来米，何声洪从后面追上来说：”周部长和何干事说，陈部长叫你们在东岭脚干掉熊运友，你们怎么不听指挥？命令你们赶快在前面找个地方干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向前大约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何旺喜因为没有背枪，便示意义志昌从后面开枪打死熊运友。义志昌虽然号称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杀过人，举起枪来战战兢兢，浑身发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枪没有打中。（为这事义志昌后来被取消了背枪的资格。）熊运友听得脑后枪响，大约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撒腿拼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让他跑脱了。“五个民兵兜屁股追。熊运友跑到前面排楼屋一个社员家里躲了起来，还是被搜了出来。被拉出来以后，熊运友拼命挣扎又跑，捆着手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个民兵追得气喘吁吁，距离却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从义志昌手中接过枪来，对准熊运友开了一枪。还打得真准，熊运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几下，脚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一些问题了：不是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杀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吗？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我要回答的是，确实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读过一点书见过一点世面，惟其如此，他们的家人，也就是所谓”遗属“,才比较有胆量”乱说乱动“,多年来不断向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就是俗称的”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和惩办杀人凶手。正是他们的申诉材料使我在未去道县采访之前，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而出鸣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至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情况，要到我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之后，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里面有一个抽丝剥茧，逐步加深认识，慢慢接近真相的过程，我以为这过程本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一种延伸。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大开杀戒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红联“要血洗道江镇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上街行走，在摊子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沙尘，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发出”咣铛“一声脆响，所有的人立即一阵惊呼，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发地皮疯“.这样的”地皮疯“在道江镇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人们的心弦已经崩紧到一触即断的程度。家庭出身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21种人3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人头落地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到黄昏来临，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经衰弱的人，通晚无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到来。
一位道江镇上开饭馆的小老板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虽然没有犯一点法，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还是怕得要死，活着今天晓不得有没有命活到明天。那个时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说的。“喝惯了清清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县人武部侧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爱吃鱼，特别时兴吃活鱼。老县城有个叫板子桥的地方，河水穿街而过，上面铺满木板，木板下一竹篓一竹篓的活鱼养在河水中，等待买主选购。平素时分，一大早来买鱼的人就挤得水泄不通，可是现在门可罗雀。鱼价从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钱，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据说有人买了鱼，在鱼肚中发现了人眼、人发、人的指甲……总之，在那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道县很少有人敢吃鱼。
不仅道县如此，与道县毗连的双牌也是如此。曾在双牌水库工作过的杨××告诉我们：”那一年，双牌水库的鱼长得特别肥，又多。经常在清早，水面上会浮起一些十来斤的大鱼，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胀死的。没有人去捞，更没有人敢吃，看见了躲都躲不赢。“道县人爱吃豆腐，道县的豆腐很有名气。县城豆腐店多开在河边，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尸水豆腐谁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够，还够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制作过程用水量较少的米豆腐。即便这样，米豆腐仍然鲜有问津之人。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街面上有人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粟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躯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这就是大量目击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现象。当年，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七零八碎的现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更无从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尽管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现象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却依然没有能够知道它的全部真象。这确实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注释：
、杨悦坤案84年处遗工作中，作为报复杀人立案审查。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杨悦坤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被杀时不到18岁。其父在”四清“（清粮食、清资金、清工分、清实物）运动中提了”四不清“下台书记杨悦能的意见，杨悦能怀恨于心，文革杀人中，杨悦能伙同继任书记杨悦同、副书记杨悦校等人幕后策划，以杨悦坤是”革联“探子为名将其杀害，动手杀人的是何永弟，何永弟杀了杨悦坤16刀，杀人手段十分残酷，惨不忍睹。
另据蚣坝区”红联“副司令（原兴桥公社会计）王盛光揭发：1967年8月26日上午，兴桥公社民兵设卡盘查时抓住一个道县一中的学生杨悦坤，送来公社。当时我在公社问了情况后，准备将其释放。这是八区（祥霖铺）妇女主任回家，到兴桥公社来打电话，我问她：”这个人时你们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的，你认不认得。“余说：”这个人我认得，她的家里叔叔、婶婶都是地富，他家划为上中农，实际是漏网地主。“他们队上的人反映，他父亲现在很嚣张，到处告干部的状，还讲要杀干部。我们听了她的话以后，决定打电话给大平岭，是公社秘书张明培接的电话，他要我们把人留下。后来，他们大队派人来接回去杀了。
、陈智希，还有下面马上要出现的张明耻等人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还有很多表演，笔者将后文中专门讲到，此处算是提个头。
、关于21种人的界定有多个版本，总体来说大同小异，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伪军官）、伪（职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贩、娼（妓）、巫（巫婆神汉）、僧、道（士）、尼（姑）、流（窜犯、盲流）的总称。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却无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之间作着某种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妙到毫颠。它第一次让我窥视这场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那时我还是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为了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跟着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县的老知青）和几位回第二故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江永知青到与道县毗邻的江永县躲风头。路过道县，在这里下了车，会几个知青朋友。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道县县城只有现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垒成的城墙，墙脚青树翠蔓，参差披拂，墙外一弯碧水。潇水和濂溪河交汇于此，潇水南来，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来的濂溪河相汇，而后绕过城墙的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其状宛如一张弯弓。站在城墙上，可见道县二中后面的铁索桥和潇水上游方向的水南浮桥。浮桥长135米，宽4米，由40只木船竹缆相连而成，船上架木梁，梁上横铺木板，再以两条两千多公斤的铁链压两侧。是道县通往宁远、蓝山的重要桥梁。县城里，街道不多，大约就十几条吧。街道两旁多是青瓦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楼房大多都有一个伸向街心的楼台，把一条本来不宽的街道挤成细细一线。房子虽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户都用砖砌得只剩窄窄一条，甚至有些门也是这样，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见的是一种用河卵石铺嵌而成的花阶路，很结实，宽约3-4米，状如玉米棒子，所以道县人又把它叫做”包谷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长途汽车站前有一口水塘，塘边用树枝搭建了一间棚子，办了个饭店，好像叫做什么”红星饮食店“,我们在这里吃的中午饭。简陋的店堂里摆着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配四条板凳。烟熏火燎的墙面，红红绿绿的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最新最高指示，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其中一条至今还记得清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点了几个菜，烫了一壶米酒，坐下来用餐。其它菜都没有丝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鱼叫人难忘。价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量大得惊人，鱼肉肥嫩鲜美，令人食指大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鱼喝汤的样子，旁边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着我们。（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些目光的真实含意，恐怕连肚子和肠子都会呕出来。幸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没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鄙夷之意：乡巴佬，不就吃餐饭嘛，在得如此！
酒足饭饱之后，我提出在县城逛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观光观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来到农村和偏远的县城，看着什么都觉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爱了，提不起一点兴趣。最后决定，爱逛让我一个人去逛，他们在汽车站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绕着县城逛起来，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那神气颇有几分不法分子踩点的味道。当时”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期正在过去，”破四旧“、”大字报“等等已成明日黄花，但遗迹随处可见。青砖垒砌成的古城墙围住的老城区，横直不过一公里，残垣、牌坊、碑刻、楼台，随处可见。位于南门城墙上的寇公楼匾额已被凿毁，油漆剥落的大门锁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楼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潋滟的河面和远树含烟的河洲。从城墙下来，绕过一座已经彻底砸烂的青石牌坊，从一孔城门洞穿过，来到河边，再行不远，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水南浮桥。浮桥北侧码头，怪石嶙峋，清流击石，卷珠激玉。桥头的两座青石宝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两个残座，但风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从水南浮桥踅回来，在县城边一个门洞边的墙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张布告--”贪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查反动地主×××、×××、×××……罪大恶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副院长：××××年×月×日布告根据回忆写成，行文可能与原件略有出入，但内容绝对一致。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每个”死刑犯“的名字都被朱笔郑重其事的勾过。还有就是字写得还不错。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肾囊猛地缩成一团，头皮阵阵发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也没有错误领会布告的精神实质。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中层出不穷涌现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生事物早已见怪不怪，但，这张布告，这个”法院“,还是让我感到莫名惊诧！它是哪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剥夺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简单扼要、明目张胆？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恶作剧，充其量不过是一纸恐吓文字罢了。
回到汽车站见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点都不惊讶。表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这里杀了人，我们那边（指江永）也杀了，只不过没有这边恶。“道县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脸曾经沧海的表情：”这算什么罗，比这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村子就杀过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的，血肉横飞，乡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问起为什么杀人，究竟怎么杀起来的，都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们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长沙回城闹革命去了，杀人的时候，根本不在这边，知道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
说来说去就是几句话：杀四类分子。杀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杀，连吃奶的毛毛子（婴儿）也不放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离开道县到江永后，我又专门找到一名叫刘克思的知青去请教。刘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风云人物，一直扎根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马列着作、毛主席的书读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应当对道县杀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刘克思说：”这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后果。“其余云云，却把我越说越糊涂。现在回想起来，也难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据刘克思说：”道县文革’杀人风‘的起因是道县极少数四类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成立了一些类似’黑杀团‘的反动组织，企图杀害贫下中农，被发现了，贫下中反过来杀他们，结果杀得不可收拾，出现了后来的滥杀局面。“刘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记得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听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讲的。“其余的问题还用多问吗？实际上，刘克思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它是当时道县官方对道县杀人事件起因说法的一个流行版本，类似的版本还有几个，大同小异。还有一个稍微晚一点的版本，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广西杀人事件影响而发生的。 有证据表明，这都是杀人者为开脱罪责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谈到。而此刻让笔者心头发凉的是，像刘克思这样的人，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人不可谓不精明，为什么竟会对这样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不去质疑呢？
注：经作者授权发布，摘自《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作者谭合成。
文章来源：华夏春秋网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30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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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6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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