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抛心力作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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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文学》杂志出版一周年，总编郑振铎和傅东华发出200封征稿信，要求曾在这本大型文学专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人提供题为《我与文学》的文章。其中的几十篇，他们收集、编辑为同名的特辑单行本，于1934年在上海出版。

撰文者的专业背景各有区别，既有从事小说、诗歌创作的作家，也有专治史学、翻译、文艺研究的专家，不少是大学教授。其中更不乏现代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白薇、沈从文、巴金、卞之琳、萧乾、茅盾、叶紫、聂绀弩、胡风、穆木天、朱光潜、赵景深、刘大杰等。他们各自与文学发生关系的契机有所不同，但有意思的是，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共同之处。

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中没有人以“文学家”自居。不少人都自有谋生的职业，起初修习的也许是法政、商科、医学等，所以他们经常自我批评“不用功”、“外行”、“客串”、“业余”，渲染自己从事文学事业所经历的“失败”、“苦闷”和“悲哀”。巴金甚至声称希望自己“能够不再提笔”。有的坦言搞文学是解决生计问题，但绝大多数是出于兴趣爱好。他们因为偶然的机缘“触电”：比方说小时爱看《水浒传》之类的古典小说，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是著名作家李涵秋等。他们创作文学的灵感多半缘于“物不平则鸣”的冲动，要把自己亲历亲闻的社会不公、民生苦难、个人痛苦通过文字表现出来。他们的真切经历可以证明，文学作品的成功取决于真情实感，而不是功利、实用的诉求。

更值得庆幸的是，有些大家的文章虽然简洁短小，却优美隽永，不啻是集自传、随笔、哲思于一体的小品美文。比方说，沈从文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作者回忆故乡各种各样的水给他留下的印象，檐溜、小河、大海，写到童年逃学，在小河里和同伴游泳嬉戏，雨天在竹枝上或者寺庙石阶上听雨。这些都为他提供了训练想象力的机会，“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日后，往事又成为沈氏创作的源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还有自己。”

《我与文学》成书于“五四” 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发表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它不光记录了当年文学工作者的个人经历，更为后人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令人难忘的一个个剪影。在那个年代当文学家是很不容易的，“物质方面受尽出版界的剥削，思想方面，得受统治者和读书界的双重支配”，更不用说海明威曾经说过，沈从文也会同意的：“写作在本质上是个孤寂的生涯”。然而书中的作者们并未发出“莫抛心力作词人”的哀叹，反而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文学事业。这些文人，无论政治立场、个人结局如何，在对文学的态度上，他们称得上有真情，有真气，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