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底，历史教授Timothy Snyder到他任教的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就诊。当时他命悬一线，无法移动，说不出话，但苦等九小时才进入急诊室，六个月后才停药。他得的是脓毒症，一种据他说不该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还致死的原始疾病。12月初，教授夫妇和一儿一女飞到德国。途中他感觉腹部作痛，于是到慕尼黑诊所检查。12月中旬一家人抵达佛罗里达，他在当地做了阑尾切割手术。但医生没有及时发现阑尾炎已导致肝部化脓，渗入血液，这才有开头的惊险一幕。

在新书《我们的痼疾》（Our Malady）中他描述病中两个主导情绪：愤怒与同情。愤怒是因为生命可能被迫中止，无法陪伴儿女成长。同情是作为白人、男性、富裕阶层，亲身经历了美国医疗系统后，他更能体会弱势群体必须时刻面对的煎熬。

他认为美国的商业化医疗系统物化病人，民众自豪的“世界最先进医疗”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禁脔。美国非裔妇女在世界七十个其他国家生育死亡风险都比在本国低。基础医疗在美国被视为特权而不是基本人权，是因为主流社会鼓吹个性独立的迷思，忽悠白人相信自己自强自主，是移民、少数族裔侵占资源，进而反对社会福利政策，哪怕“安全网”造福全民。但自由既有独立自主又有共情、团结因素。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社会，没有大型机构的统筹、支持，个人无法生存。

Snyder研究各国专制主义长达二十年，一场大病让他正视本国剥夺自由的罪魁祸首。无论此说是否正确，这次美国抗疫暴露出的混乱、无能、不平等值得有识之士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