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病人中风失语，却能在生气时骂出脏话？脏话从何而来？语言中为什么有脏话？世界各地对脏话的定义有何异同？长期听脏话对人脑有什么作用？为什么对社会某个群体的诋毁之语（slur）会造成伤害？我们能通过审查，禁止，纠正等举措避免脏话的负面效应吗？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认知语言学家伯根（Benjamin Bergen）的研究课题很有意思：脏话（profanity）。他在2016年出版的新著《搞什么》（What the F）中说，脏话表达了人类最强烈的情感：愤怒，恐惧，激情。它们又是最能表达痛苦或造成痛苦的词语。正因为这类词语在情感、生理、心理、社交各方面影响巨大，它们提供了关于语言、人脑和我们自身的独特信息。

 

尽管美国的“有关部门”——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严禁电影、广播对公众播放脏话，他们却没有提供具体被禁词语的单子。不过，伯根研究发现，英语中的脏话不外以下几种：亵渎宗教神明，牵涉性行为或性器官，涉及人体排泄物，以及对某个种族、性向、性别、宗教群体的诋毁称谓。有些语言中动物（韩国）、疾病（荷兰）、死亡（澳大利亚原住民）也是骂人话。但总的说来，以上四种禁忌世界通用，尽管在不同语言中所占比重不同，而且据说日文中没有这四类脏话。

 

为什么英文中的脏话单词通常只有三、四个字母？有人说，它们因为常用，所以比较短小。但作者说，除了少数例外，这些词都是单音节，而且以撮口辅音结尾，使它们听起来格外暴力、凶猛，另外，有些脏话类似“象声词”，发音暗示意义。为什么有些词逐渐演变成了脏话？有时因为两者形状相似（公鸡和男子性器），有时因为比喻（比如母狗和淫荡的女人），流传开去，逐渐被接受为脏话。最后，人们忘了它们原来的意思，视其为禁忌词汇，尽量不用或用替代词。

 

作为一个认知科学家，作者对脏话与人脑的关系十分关注。他告诉读者，“人的左脑分管语言”的传统看法并不准确。实际上，进化过程中更古老、原始的情感语言由右半脑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负责。所以，有些左半脑损伤的病人无法思考后发言，但会在情绪激动时发出诅咒话语。而右半脑损伤者失去了骂脏话的能力，但背诵童谣等语言功能并不受影响。

 

有意思的是，作者对“孩子多听脏话也会有样学样，而且容易发展出暴力倾向”的有关研究不以为然。他不但指出这些“自我报告”式研究的疏漏，而且强调脏话有不同的语境。有时我们出口成“脏”只是表达强烈的情感，并无恶意。在孩子面前爆了粗口，只要向他们说明情况就行。简单粗暴地禁止所有脏话不仅实际操作起来困难，而且可能剥夺有些人自我表达的权利。不过，他还是承认带有歧视意味的诋毁语会给被歧视者带来心理苦痛，造成抑郁症等不良后果。

 

语言当然因语境不同而意义不同。菲律宾总统爆粗口，骂奥巴马“狗娘［婊子］养的”引发美国人极大不满，但奥巴马本人平日的语言没那么“清洁卫生”却无人责备。作者本人对脏话区别对待：一方面认为在孩子面前说脏话没啥了不起，另一方面又表示抵制歧视词语，其实也揭示出此书是在美国社会这个特殊语境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