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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 ----- 加国抗癌纪实 10-15

4已有 11596 次阅读  2012-12-05 14:36   标签健康  生命  感恩 
 


我终于意识到我的病不会是如医生开始所预测的,几个月就能好,而是一个漫长的磨人的过程。游戏打烦了,书和杂志没有心思看了,上网查资料是越查越伤心,家里也因为我的病而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我知道爸妈,哥哥姐姐,还有老公,家里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大的不行,如果我每日都纠结在这个病上,再不调整一下,往后的日子大家都没法过了。

我想找一些事情做来转移注意力。突然想起老大五岁多的时候学钢琴一年,我也跟着练了一年,后来他就不弹了,家里的钢琴就成了摆设,我何不就此机会再学学钢琴,老公还真的由着我的性子,请了一个17岁的小姑娘上门来教我弹琴,一周一小时,只要身体允许,我自己在家每天练习两个小时左右。后来老大见我练琴,又来了兴致,在停下两年半以后,又重新开始学琴,这也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意外收获,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剩下的时间,陪陪孩子,和爸妈散散步,聊聊天,日子也就打发了。由于我的神经不再绷得那么紧,大家的日子也就相对好过多了。

虽然出现耐药,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为了防止指标反弹,EMA/EP还是得接着打。打EP我的肠胃反应很大,要么一天几次在马桶上稀里哗啦,要么几天都只进不出。纵然是妈妈做得再香再精致的美食,我瞅都不想瞅一眼。眼看着我好不容易长的几斤肉不见了踪影,妈妈几个月的心血就要泡了汤,我的好友曲里拐弯地帮我找到了一位国内退休的老中医,当时正好来Montreal的女儿家探亲。我询问W主任,他其实不太愿意我在化疗期间吃中医,看到我的状况也就默许了,只是嘱咐我化疗的当天和第二天不能服用。老中医的女儿在魁省和安省交界的地方开便利店,从Montreal开车高速一个半小时再加15分钟的路才能到,从四月底开始,老公就带着我每隔一周的星期天往返近4个小时去看老中医。要说中医还是很神奇的,第一次把脉老医生就说我的脾脏比正常人大两指,脾脏里肿瘤当时还有7cm,不由得你不信。从此妈妈就又多了一项任务,每周五天熬草药,从来没有沾过中药的我才发觉药汤难喝无比,别无选择也就只能捏着鼻子灌进去。在老中医的调料下,真的是肠胃渐好,可以吃得下东西了。EMA/EP 磕磕碰碰地又做了三个疗程,BHCG 虽然降得慢了点,也到了50左右。

医生们也没闲着,Nancy 告诉我,W主任和L医生把我的病历同时发给了英国和美国哈佛的GTN专家,以征求他们的意见。照例每个星期一中午是妇科的tumor board,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看完L医生的门诊,Nancy要我留下来说,今天的tumor board主要讨论我的病例,要我等消息。我和老公在诊所的长凳上坐立不安,等到下午三点,W主任和L医生从会议室里出来,径直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他们决定用手术切除耐药的肿瘤。我问,我浑身上下长满了肿瘤,那个耐药呢?W主任一脸严肃,很坚定地说,不清楚那个肿瘤耐药,所以要全部切除。我连哭都没有哭出来就瘫坐在椅子上。

 

十一

W主任开出了治疗以来的第一张PET/CT的检查单,我们把影像传给哥哥,和这边的医生一样的结论,没有查出一处肿瘤有活性。看来PET/CT对这种癌症的检查不敏感,也应验了W主任的话,不知道哪里的肿瘤耐药。

我开始约见各科的手术医生了。第一个见到的是V医生,肝脏肿瘤专家,头发黑黑卷卷,面白唇红,眼睛亮亮,个头不高,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在他的办公室,老公注意到墙上贴着的哈佛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他一边给我们看了CT的影像,一边跟我们讲解,脾脏只能全部摘除,手术很安全,没有脾脏对身体影响不是很大。肝脏里还有三个可见的肿瘤,两个在肝脏右侧,一个在左上部,都要切掉,总共要切掉大约60%的肝脏。由于有一个肿瘤的位置太过靠近大血管,手术风险是有5%到6%的可能性我就躺在手术台上,醒不过来了。听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老公在旁边也是一脸愁云,不知道如何是好。V医生安慰我说,你到我这里,我告诉你可以手术,证明我还有办法,你也还可以选择做亦或是不做;如果我告诉你,我不能手术,束手无策,你才应该痛哭呢,更何况肝脏代偿能力很强又有再生能力,切掉后能长回一部分,应该能保证正常的代谢功能。其实后面的话我都没有听进去,60%,5%,6%这几个数字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闪来闪去,想甩也甩不掉。


过了几天,又去见C医生,肺部肿瘤专家,帅气和蔼,说起英文来带有好听的法语口音的魁国人,也是四十岁上下。他也是一边show CT的影像,一边讲解。右边肺里的肿瘤还有5cm,所以我原先期望的微创手术只能是做梦了。从CT的影像上看不清楚肿瘤到底是跨越了几叶肺,要打开来才能做决定,概率最大的是拿掉两叶肺,还有10%的可能性是右边三叶肺都得摘掉。坐在C医生的办公室里,我又哭了个稀里哗啦。他也安慰我说,如果你是我的姐妹,我一定会坚持让你做这个手术,只要你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少一,两叶肺,不会有什么感觉;即便是右边三叶肺都拿掉了,你还是能活下来。


两个专家见下来,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我觉得我都没有活路了。最后见的是S医生,六十左右,中等身材,神情严肃的乳腺肿瘤专家,他倒是认为我左乳房里的2cm 的肿瘤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不是恶性的还不好说,他让我先去做活检。即便是需要手术切除,也是微创,没有什么风险,好歹有个不算是太坏的结论。


一个又一个的专家看下来已是六月底,EMA/EP又做了一个疗程,bhcg 缓缓地降到了33。再去W主任和L医生门诊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所有手术医生的反馈意见。我当时还存有不做手术,继续化疗的侥幸心理,W主任不容置疑地告诉我,必须得做手术,别无选择。最后一根稻草也没有了,我哭都没有眼泪,Nancy 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说,人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备份的,脾脏没有,是因为它不关性命。并以自己的身体举例,她的左眼因为一起车祸而没有了视力。和她在一起那么久,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注意到。


W主任停了我的化疗,让我好好回家休养,等待手术。

 

 

十二

 

Montreal的夏天到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蓝天白云,红花绿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陆陆续续闪亮登场,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可是我的心情却如严冬般阴郁,我开始失眠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白天还能撑着强颜欢笑,孩子面前不能哭,他们还小,怕吓着他们;父母面前更不能哭,他们老了,为了我的病已经让他们操碎了心,不忍心再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到了晚上就撑不住了,躲在被子里不停地流泪,老公安慰的话语怎么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就只能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对手术的恐惧无时不刻地折磨着我的心灵,我不是圣贤,无法泰然处之。

其实生病以来,我都没有把自己禁锢起来,只要是身体状况好,周末的一些朋友聚会我是会去的,孩子们一起玩玩,大人们聊聊天,打打牌,还是挺愉快的。到了夏天,朋友们讨论的话题要么是回国,要么是假期外出,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么的格格不入。我开始不回EMAIL,不接电话,不出门了。原先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我,也可以整天整天的一句话不说。

明知道希望渺茫,我还是央求着在上海做医生哥哥,看他有什么别的办法。哥哥拿着我的病历和他主任同学的条子专程去了趟北京,见到了协和医院大名鼎鼎的绒癌专家,专家的意见也是说要切除耐药的肿瘤,只是觉得肿瘤太多太大,手术难度比较大,特别是肝脏的,不知道我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两边的专家都说要手术,我没有了退路。妈妈也劝我接受手术,她说,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和孩子。那一刻我忽然想明白了,我的命还真的不只是我自己的,如果我放弃了,老年丧女,中年丧妻,幼年丧母,人间三大悲剧就将在我们家上演,我心里清楚,再苦再痛,我都必须一搏。

朋友和同事们也纷纷知道了我要动手术的消息,又开始新的一轮探视。朋友们鼓励的话语,我虽感动,却给不了我安慰。 Natalie 来看我了,我不能上班以后,她就接替了我的工作和办公室的位置。其实,我和她并不熟识。她说,同事们都想来看我,只是人太多,于是大家派她做代表,她觉得自己很幸运。Natalie 除了带给我鲜花,还带来了一张U盘,一个冬奥会的纪念银币和一张奖状。U盘里存放的是Natalie 特意录制录像,是我的那些亲爱的同事们,每个人录了一段祝福的话语送给我,一边看录像,我一边流泪,心中的感动,用言语已无法表达。

我生病前做的最后的项目是关于Vancouver 2010 冬奥会天气预报的,项目总共三年,生病的时候,已近尾声。挺具讽刺意味的是,冬奥会那一年是加拿大50年不遇的暖冬,whistler山上的自然雪竟不能满足冬奥会正常进行,没有办法,有些项目只能上人造的,这是题外话。冬奥会结束后,环境部就嘉奖了做项目的工作人员,我当然也在内。当时就想,即便是以后真的再不能上班了,也算作是给我职场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再见到W主任和L医生的时候,我左边乳房的活检已做完,化疗也停了差不多20天,血液血象的各个指标已经恢复到正常值。W主任告诉我,做手术,指标一定会反弹,所以我们彪悍的W主任要求三台手术在一天内完成。我和老公听得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十三

W主任的大胆提议,肝脏专家V医生和肺部专家C医生都坚决反对,两台手术都是大手术,一起做风险会增加很多,何况我的身体在经历了十五个疗程的化疗之后,也禁不起这样的折腾。各科医生会诊后,确定了最终的手术方案,肝脏和脾脏的手术由V医生主刀,乳房手术是微创手术,就安排在V医生的手术之前;然后根据我身体恢复的情况再决定做肺部手术的时间。

 

等我把手术方案告诉家人的时候,大家都稍微松了一口气,记得妈妈当时一个劲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只要出现一个比最差可能稍微好一点的情形,就会觉得心里安慰一些。当我拿着V医生的条子去他的秘书那里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秘书一脸同情,说这样的超级手术她很少见到。签字就象签了生死状,我忽然觉得压在心底很久的那块石头放下了,反正手术的成败与否是医生做主,我的生死是老天做主,再怎么担心害怕也是徒劳。

 

我生命中的又一个天使及时出现了,她是 Liza,犹太医院手术室麻醉师助理,同事Marc的太太,和我年纪相当,个子小巧,笑容甜美的菲律宾人。其实,我和Marc也不算太熟识,既不在一个小组,也没有在同一个课题里工作过。当 Marc 把我要手术的消息告诉 Liza,她很快就联系到我,告诉我会安排最有经验的麻醉师给我做全身麻醉,并安慰我说,V医生是犹太医院水平最高的肝脏手术医生,我一定会没事的。

手术之前照例是心肺各项检查,等一切就绪已是七月底,手术安排在8月2号早晨八点,星期一。8月1号是小老二的六岁的生日,由于手术头一天就要住进医院,我和老公决定在他生日前一天,7月31号晚上办一个小型的生日party。那天吃完晚饭,住在附近的小朋友就来到我们家里,大家一起给小老二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家人和朋友谁也不提我的病,表面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也许是受到大家的感染,我心里真的有一种久违的快乐,就象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也将不会发生一样。因为是周六,孩子们玩到很晚才陆陆续续离开。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接到C教授的电话,他是我在 McGill 做助研时的领导,当时已是环境部负责科研的大老板,说是要上我们家里来看望我,我其实谁也不想见,就想安安静静地和家人呆一会,我婉言谢绝了,他在电话里一直鼓励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一句话,You are a tough lady,you will go through it。

 

吃完中饭,老爸老妈和孩子们按惯例上楼去午睡,我和老公就开始准备住院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只是让自己忙起来,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到了下午两点,我们要上医院了。我先走进儿子们的房间里,两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都睡着了,还睡得很香,我轻轻地走过去,在他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就想把这一切的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心中纵然是万般不舍,也不得不离开他们。转身出来经过爸妈的房间,我心里清楚他们没有可能睡得着,但是我没有勇气进去跟他们告别,只有飞奔下楼一头钻进车里。

 

 

十四

 

去医院的路上,我和老公一路无话,他开他的车,我流我的泪。有时候我心里很恶毒的想,他一定对我流泪早都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习惯到麻木了吧。(写这句的时候,他就在边上,于是问他,人家支支吾吾不承认也不否认说,你写什么就是什么。)

到了医院,办好住院手续,也没有什么检查要做,跟护士
MM打过招呼,我就和老公出了医院大门。那天天气特别的好,蓝天白云的不说,还有些小风吹在心头暖暖的,不冷也不热。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两人就手牵手,漫无目的地在Cote-des-Neiges大街上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坐在街头的长椅上休息,我贪婪地看着马路上的各色人群,有学生模样急急匆匆的年轻人,有不紧不慢出来遛狗散步的老人,有蹦蹦跳跳兴高采烈的孩子们…..,那一刻,我对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人都羡艳不已。

休息了好一阵,我不想回病房,老公就由着我的性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超市,我进去买了一袋最喜爱的樱桃和一盒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其实第二天清晨就要做手术,那个点我已经不能进食了,我心里清楚我只是在试图留下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其实到头来留在心底的只剩下对生命无限的眷恋。

纵然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的不情愿,我们还是得回到医院。那天还算作是运气好,病房是单人间,里面就只有一张病床,换上病号服,我就和老公挤坐在病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无关紧要的话。其实也想过如果自己真的躺在手术台再也醒不过来了,是不是应该给家人,特别是两个孩子留下些什么。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妈妈真的没有了,对我那年幼的小儿来说,薄薄的几页纸给不了他们任何的安慰。于是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心里还倔强地想,如果不留什么,我就一定会没事。波澜不惊地过了一个不眠夜,我直到清晨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日,一大清早护士就进病房喊我了,要我去做手术前的全身消毒,其实也就是用消毒液洗澡。消毒液的气味,刺鼻难闻,我在淋浴间里冲了又冲,洗了又洗,直到护士焦急地在外面催促个不停,我才磨磨蹭蹭地换了干净的病号服出来。护工已经等在病房门口了,他是来推我进手术室的。我坐在病床上,护工推着我,老公紧跟在我们后面,出病房,进电梯,出电梯
,其实也就几分钟的路,我感觉象是走了一个世纪。

到了手术室门口,老公不能再往前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抱着他放声大哭,他只有紧紧地搂着我不停地说,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护工把我的病床推进手术室,手术室的大门砰地一声就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十五

一进手术室的大门,Liza就从里面迎了出来,她看见我不停地哭泣,就上前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安慰我。其实,进了大门才发觉,里面是别有洞天,走廊边上才是一个个的独立的手术间,走廊里已经有几个病人在等待手术了。环顾四周,其他的病人似乎都挺镇定的,我也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是怎么也做不到。

过了一会,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医生来到我病床前做自我介绍(悲伤中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很内疚的说),他将负责我这台手术的全身麻醉。Liza 就和麻醉医生一起将我推进了其中一间手术室里,里面已经有不少身着蓝衣蓝裤手术服,带着手术帽和口罩的医生和护士在忙碌着,耳边是乒乒乓乓的手术器械的响声,头顶上是巨大的手术无影灯,感觉是好莱坞大片里才有的场景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

Liza 和另外一个护士把我从病床上移到窄窄冰凉的手术台上,不知道是紧张恐惧还是实事如此的,我觉得房间里出奇的冷,身体有一点点发抖。这时,一个人拉下口罩来,我才看清楚是V医生,他说,手术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左边乳房肿瘤的活检结果出来了,是良性的和GTN无关,我们暂时不用去理会它了。看着熟悉的 V医生,听到这个好消息,我渐渐地安静了下来,Liza 从头到尾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也给了我无限安慰。麻醉医生过来在我背上消过毒,打过一针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把所以的担心和焦虑全都留给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老公还有关心我的朋友们。

……………………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跟你说过吧,你会醒过来的吧,没事就是没事。我努力睁开眼睛,朦朦胧胧地看见老公就坐在我的床边上,可是眼皮好重好重,我又沉沉地睡过去。再彻底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在医院的 ICU 病房里。我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腹部刀口处贴满胶布,双脚也不知被什么东西固定在病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老公用手机拍下当时的我,现在再看还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我后来才知道,手术整整做了十小时四十多分钟,V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和老公说手术很成功的时候,他自己都累得要虚脱了。我有时候在想,V医生那不魁梧的身体里到底聚集了多少能量才能完成这么大耗时这么长的一台手术。Liza也是全程跟着我这台手术,后来听她说起,为了尽可能的保留我的肝脏,V医生是一小点一小点,一薄片一薄片地切除,然后再拿到显微镜下检查是否还有残余的肿瘤组织,我心中对V医生充满了敬意和感激。即便是这样,我的肝脏被切除了70%,脾脏被整个摘掉。

然而无论手术过程如何艰难,我总算是又过了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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