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与汉武帝国的衰落
热3已有 3097 次阅读 2019-04-11 22:08古书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禹和汤喜欢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喜欢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国迅速达到顶峰，国土大面积扩张。但是汉武帝在执政后期也喜欢使用酷吏，身边也有佞臣，又迷信鬼神之事，导致巫蛊之祸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不但能臣良将稀缺，反倒害死无数，动摇国本，给后代皇帝留下隐患。
独尊儒术跟汉武帝国的兴起和衰落仿佛没有必然关系。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提出的。这个思想的出笼，对汉武帝国影响不大，却对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汉武帝误打误撞，打出了空前的中华帝国，之后似乎在独尊儒术的影响下，后世懦弱无争，屡受外患，纵然有宋朝之辉煌，也无法抵当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终于一败涂地。
因此，研究一下汉武帝时代的思想转换，大政方针，以及兴衰史，应该颇有意义。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董仲舒，因为学习儒家思想，通常直接学孔孟之道就可以了。虽然有时我们会听到天人合一这样的说法，但是又不以为然，毕竟现代人不相信天人合一，这个理念就是董仲舒的原创。现在看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会感到文采一般，远不及李斯贾谊司马迁的文辞优美。估计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上学时可以学到前三者的文章，却不知有董仲舒。
公元前134年十月，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有幸被推举参加策问。“天人三策”是汉武帝三次征问，董仲舒三次作答所出的策略。简单一点说，汉武帝就是问，你认为我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好皇帝。董仲舒的回答比较迂阔，“天人三策”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儒学观念。这些观念后人把它们奉为经典，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就对答本身来说，更多是对儒家思想的解释，谈不上对汉武帝之人下药。顶多说了“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就是说推荐“太学”来培养人才，虽然正确，可是像汉武帝这样直接招贤纳士也很好，至少可以说人才种类更多样化一些。如果进了太学，大家都学董仲舒这些咀来嚼去的儒学，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汉武帝的征问来看，他也是文采风流之人，儒学功力深厚。既然他以三皇五帝为榜样，说明他推崇儒学。但是在他当政之初，年纪尚幼，太皇太后窦氏实际控制大权，这位老奶奶主张黄老之术，成为西汉初年道家“无为而治”的忠实执行者及维护者。所以，她死了之后，汉武帝才有机会启用儒学人士。
可是，从董仲舒的对答来说，他也没有什么相国之才，和孔孟一样，都是空谈家，具体如何治国就不得而知了。董仲舒倒是有自知之明，“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所以董仲舒没有在汉武帝那里谋得官职，汉武帝只是安排董仲舒到他哥哥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任国相10年，前公元125年，又任另一哥哥胶西王刘端那里任国相。这两个哥哥都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把大臣杀了。第二次任的这个相国，是另一儒家人物，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推荐的，因为董仲舒说过公孙弘的坏话(圆滑之类)传到公孙弘的耳朵，公孙弘故意为难董仲舒。刘端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比较尊重。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
公孙弘也是征召应聘的，是公元前130的事。他的对答简洁具体一些。人做事也圆滑一些，所以过了几年当了丞相。但是，在具体执政上看来也是成绩平平。汉朝开通西南夷，设置郡县，巴蜀民对此感到困苦，武帝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归来，诋毁西南夷无用，武帝没有采纳。
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形成的理念。但是秦始皇才是真正罢黜百家包括儒家。汉武帝并没有迫害其他诸家。他的手下也有主父偃这样的纵横家学派的人物。当然，汉武帝尊崇儒术是无疑的。儒生能够当丞相相国，那太学的学生学什么呢？只有儒学：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所以说从此以后，客观上中国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11/2019
到了隋代，太学发展成国子监，是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之最高学府。隋、唐等朝国子监内往往又设太学、国子学等。宋时，国子监只招收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为学生。因此，中国的最高学府，是一个贵族学校，学的又是儒学经典，这些经典实际上粗糙不堪。这样的学府怎么能培养出超越前人的思想家呢？就算儒学鼻祖孔孟两位也是出身于下层百姓之家。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产生不了科学，没有什么新思想，应该是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害。
儒学经典粗糙不堪，因为谈的东西很多都是想像的，传说的，比如尧舜，就算真有其人，但是那时也没有文字，到了孔子时代就成了传说。况且，无论他们道德多么光辉，毕竟是部落时代，也许他们只是几万人口的首领。今天，一个县长管上百万人，无论他道德多么完美，统率多么尽善，也没有人把他同什么皇或帝联系起来。商汤革命也是美化汤帝，他推翻夏桀，固然他可能比夏桀更好。但是在达到推翻夏朝的水平之前，他需要征服很多邻国。从后人的客观角度说，很难证明商汤就是完美的化身，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就是暴虐的化身。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想当一个大国首领。
所以，我们很难想像两千多年来太学或国子监的儒生监生们学习这些道德伟人能学出什么新鲜思想来。
并且，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还夹杂了一些迷信理念。他提出了一套这样理念“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今天的科学来说，显然这是反自然反科学的。他为了证明这样的理念，钻研和发挥那套关于阴阳灾异的迷信学说，并在江都做相国时用之于求雨、止雨和推定社会人事。更有甚者，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即汉高祖刘邦陵园里的宫殿建筑)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即在辽东建的汉高祖刘邦之庙)又发生火灾，根据这两件事他借题发挥，写信给汉武帝说汉王朝从建国到那时还没有把儒学加以正统化，对此老天爷很不满意，降下罪来，用这两次火灾来警告皇上。当然，这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还好，汉武帝饶他不死。
这说明，所谓儒学，在那时就很不靠谱。但是，中国哲学缺乏实证主义精神，又加之它一家独大，因此，儒家思想就这样胡里胡涂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董仲舒另一重大理念是春秋大一统思想。这个大一统的概念比较抽象，和现代字面理解不一样，在此我引用别人的解释：
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动词“尊大”的“大”，“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本体，“一统”的本义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因此，最初的“大一统”概念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
因此，估计汉武帝也不明白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说的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现代人尤其是独裁者，仍然欣赏这个抽象概念。也许因为人们采用的是形象化理解，就是，国土统一，政治定于一尊。当然，如果政通人和，没有人愿意分裂和战乱。可是如果遇到暴君怎么办？实际儒学是没有解答的，所以儒学不是完备的学问。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是，暴政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有人反抗，无论是贵族背叛也好还是平民起义也好，总之，不需要理论指导。
4/12/2019
纵观西汉历史两百年，儒家思想因为太迂阔务虚，所以对西汉几乎没有帮助。说到底，儒家思想说了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帝王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爱民的好帝王，臣民要顺服帝王。所以这个思想没有什么用处，既然帝王是世袭制，新的帝王不好，儒家也无可奈何。
在西汉建立之初，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汉初人口，与秦代相比大为减少。并且秦国在商鞅苛法峻刑的主导下，暴政不断，以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秦二世就被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又不能继续施行秦式苛法峻刑，又不能照抄周制，诸候混战，遂采取“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 让人民休生养息。
文景时期继续“与民休息”政策，恢复了经济，社会民生得到改善，因此历史上将此时期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二帝都是黄老思想的推崇者，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此期间，汉朝国力得到增强。
但是我们也可以怀疑高文景三帝是否真的懂黄老治术无为而治，因而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还是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所以就没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文帝并没有起用贾谊，景帝错杀晁错。这两位经天纬地之才，时运不济。可以想象，在西汉之初，因打仗立功而掌权的武将旺族专权，再加上汉朝的外戚势力庞大，所以像贾谊晁错这样继承前朝诸子大家风采并无用武之地。遗憾的是，随着后来的儒术崛起，这样的奇才异人再无踪迹。
贾谊在做汉文帝的爱子梁王刘揖的太傅期间，主要写政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汉文帝进行劝谏。《治安策》、《论积贮疏》是他这时的代表作。其政论文既有战国纵横家古文的余风，又有法家韩非子等人论证严谨风格的影响，洋洋洒洒，文采斐然。所以贾谊的辞赋可谓上承屈原、宋玉，下开枚乘、司马相如，是从楚辞发展到汉赋的重要桥梁。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曾写道：“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分，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晁错年轻时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提出《削藩策》，试图改变汉初各刘姓王割据、威胁中央朝廷的局面。削藩操之过急，致七个刘王联合叛乱，要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以为杀晁错可平叛乱，于是腰斩晁错，灭他家族，也没用处，最后还是出动京师镇压。晁错真是比岳飞还冤。
4/13/2019
西汉丞相萧何制定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政策方针作为西汉帝国建制初年的政府政策大纲。因此就说文景采纳的就是黄老治术，大概算是历史的结论。不过中国历史明显习惯于接受既有结论，鲜有质疑。
黄老治术，是老子之门人，托言黄帝，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天下安宁而治。《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数已佚。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黄帝在老子之前至少也有两千年吧，并且在商朝之前还没有文字，所以关于黄帝的行为和思想应该都是后人编撰出来的。
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里，清静、无为，不扰民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也还是可取的。相当于今天的自由主义思想，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会有进取有创造力的。所以，老庄的政治思想自由可取之处，现摘录若干老庄主张如下：
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道家则反对推崇圣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庄子说“圣人生而大盗起”。庄子认为圣人的主义学说不过是“窃国大盗”的工具罢了。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田成子，篡夺了齐国的政权。“田成子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一守其盗贼之身。”对于圣人，庄子借用盗跖之口批评“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说孔子是“鲁之巧伪人”。庄子还说“凶德有五，中德为首”，所谓“中德”就是有心为德，有心为德就要虚伪，“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会导致天下大乱。庄子还对圣人学说的积极性怀疑，认为圣人可以使一人变好，也使三人变坏。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庄子认为“道通为一”，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对治国，庄子反对儒家的以礼法治国和法家的以法律治国。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法违背人性，使百姓“失其朴”。对于刑罚治国，“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庄子反对儒家和法家的治国方法的核心，是以知治国。庄子认为知是“争之器”，而且知往往会被大盗所利用，所谓“盗亦有道”便是如此。对于以知治国，庄子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所以，庄子与老子一样，主张无为治国，任其自然，认为“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君主要“无容私”，“汝游心于淡，合气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在《庄子》中描写过他心中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庄子对儒家的虚伪思想看得很透澈。那么庄子反对法家是否合理呢？毫无疑问，商鞅的法律过分苛刻。但是没有法治的世界是不可想像的，纯粹的无为而治需要理想的社会环境，在春秋战国和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商鞅之法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是重赏重罚，那么庄子说“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也是绝对正确的。不但如此，从秦汉历史来说，重赏之下虽然有勇夫俊材，但是皇帝的赏赐实际就像巨大无比的鱼饵，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皇帝是这样贪婪的动物，他把鱼饵给你，又怕你壮大威胁他的存在，并且皇家的土地也确实有限，皇上又喜怒无常，因此，他或者他的继承者随时可以把这鱼饵收回，并灭你性命，很多情况下还灭你家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首先，始作法者商鞅是这样。刘备对他的将臣更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要属军事天才韩信。景帝杀晁错灭他全家也是如此。至于汉武帝，更是杀人无数。
所以，商鞅式的苛法峻刑，汉朝还是继承了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商鞅之法，造就暴君酷吏。
独尊儒术，暴君酷吏，是扼杀中国文化思想，导致全民奴性的双重利剑。
4/14/2019
待续。
法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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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中国两千年，掉进儒家酱缸拎不清，我非史非哲非科班的帮着理清一下。
绝大经纶绝大才，功过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所以，董仲舒的文辞和逻辑不好(相对于李斯贾谊们)就不奇怪，他学的东西就是糊里糊涂的一本书。
而这个学问，在董仲舒以前没有在任何国家实验施行过，竟然凌驾窒息中国两千年。。
古人名字和书名也真奇特，看下面，公羊，母生，墨守，膏盲，废疾。
春秋公羊传注疏
公羊寿 何休 徐彦
来自：中国古籍全录 [http://guji.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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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公羊寿 传；（汉）何休 解诂；（唐）徐彦 疏
东汉何休注（《春秋公羊解诂》），唐代徐彦疏。二十八卷。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是今文经学派的代表著作。收入《十三经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旧题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129-182）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旧题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故《四库全书总目》题作公羊寿撰。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为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四传弟子，初，太傅陈蕃征其参政，蕃败，罹党锢，党禁解，辟为司徒，拜仪郎，后迁谏议大夫，撰《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诸书。徐彦一说为北魏人，即徐遵明，里第生平不详。《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四库全书总目》称何氏“但释传而不叙经”，其实并非如此，何氏不注有传之经文，是因为其义已具在传中；而无传之经文则注之，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戍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及”郑人伐卫”，三处皆有注。可见何氏传与经皆注，不注者乃是另有原因。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